“人品即书品”是中国书法批评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其论根源于儒家“德成而上，艺成而下”的观念，自宋中期正式形成后，便对其后的书法史产生了持续性的影响，时至今日依旧在书法品评中发挥作用。张宗祥博学多才，《论书绝句》是其所著的一部品评书家书作的诗集，共收诗103首，评鉴书家101人，每首诗下附有长短不一的注评，字句考究，议论精辟。其中有些诗篇的内容涉及书家人品与书品之间关系的探讨，对其进行研究颇能深化对于“人品即书品”论的认识。  “人品即书品”论的基本内涵 中国书法很早就关注到了人、书之间的关系，汉末魏晋以来形成的清谈玄理、品藻人物的风尚影响至书法领域，形成了“以人喻书”的赏鉴方式，此风至南朝不息。从袁昂《古今书评》中可以看出，举凡人的仪表、风度、性情、气韵等诸多方面均可施之于书法风格的比况。“以人喻书”发展到宋代，由于文人士大夫对气节的尊崇，“人”的内涵多侧重于道德修养和品行节操方面，于是经常以人品而论及书品。在此基础上逐步发展，最终形成了“人品即书品”的批评传统。 欧阳修评颜真卿云：“斯人忠义出于天性，故其字画刚劲独立，不袭前迹，挺然奇伟，有似其为人。”①颜氏忠贞义烈，故其书刚劲挺拔，表明人品可以决定书品。而苏轼云：“吾观颜鲁公书，未尝不想见其风采，非徒得其为人而已，凛乎若见其诮卢杞而叱希烈。”②由颜氏之书而想见其正气凛然之风采，则表明书品可以反映人品。人品和书品之间的此种相互关系构成了“人品即书品”论的基本内涵。由于以道德伦理标准来判定书法的优劣和风格，实际上造成了书法史上“书因人重”和“因人废书”的现象。“苟非其人，虽工不贵”正是这一现象的经典表述。道德高尚、人品高卓者，其书备受推重，传之久远；相反，道德低劣、人品卑浊者，其书多遭摒弃，难以流传。  “人品自人品，艺术自艺术” 在张宗祥看来，“人品即书品”的书法批评观是极不能使人信服的。他在“史道邻”条下的注评中说道： 世人喜以书法论人品，偶有一二合者，即举以为公案，若颜字之刚劲，赵字之妩媚。其实此论最不足信。平原《送刘太冲序》飘逸之至，《祭侄文》墨迹亦颇妩媚，此姑不论。晦庵学秦会之而为一代名儒；香光书品淡远冲夷而有“公抄董宦”之事。人品自人品，艺术自艺术，幸无并为一谈也。③ 张氏在这里明确反对“人品即书品”论，他指出人品与艺术彼此之间是独立的，不能混同。他给出了自己的依据，归纳起来有以下几条： 第一，人品与书品之间的对应关系是偶然的，而非必然的，因此不能将其奉为公理。董其昌有“公抄董宦”之事，而其书却呈现出冲和淡远之象；严嵩为明代奸臣，史称“一意媚上，窃权罔利”，而其书“厚重恣肆”，有“绝世姿”④；张瑞图党于魏阉，人品颓丧，而其书“雄奇恣放，不可一世”⑤。张氏举出了历史上许多人品和书品之间不相吻合的例子来说明“人品即书品”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二，“人品即书品”论会造成思维定势和刻板印象，引起人们审美上的偏狭，致使人们忽略了书家笔下书作风格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他在“颜平原”条下说“一射能令百马倒，平原笔力亦如斯”⑥，指出了颜真卿书法笔力沉雄、点画刚劲的特征，他的大多数楷书作品也都呈现出这种风貌。这种风貌本来只是颜真卿多样面目中较为典型的一种而已，然而在以人品论书品者的眼中，它被认作颜真卿书法的唯一风格，而颜真卿其他书法作品中呈现出的面貌，诸如《送刘太冲序》的“飘逸”、《祭侄文稿》的“妩媚”则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了。这种刻板狭隘的审美视角使得忠臣烈士、道德君子的人格形象与端严刚毅、浑穆沉雄的书风之间建立了更为僵化的对应。在这一视角下，与颜真卿同为忠臣烈士、人臣楷模的史可法，其书风应当一如颜真卿那种刚劲雄浑的书风。然而事实上，其书在张宗祥看来却是“骨透神清”，甚有“秀丽之气”⑦，两者迥异其趣。由此可见，将人品与书风机械地捆绑起来，虽然简单快捷却极易造成错谬。 第三，人品与书品的本源不同，因此人品与书品之间没有相通之处。“史道邻”条下，张宗祥说：“成仁取义由心学，书法安能鉴定人。”⑧在张氏看来，史可法作出取义成仁之举是气节操守使然，其孤忠正直的人格又离不开其所崇仰的阳明心学和封建伦理纲常的教化，而塑造其书法风格的则是其艺术旨趣和审美观念。两者的来源不同，因此道德伦理不会参与到塑造书家书风的进程中，观赏者也无法透过其书作鉴定书者的气节品行。来源不一，性质各异，因此两者是不可等同、混为一谈的。 张宗祥以相对纯粹、独立的艺术评判标准来观照书法，摆脱了简单的君子、小人之书的窠臼，对“因人废书”的现象也有所纠偏。他评赏了诸如武则天、严嵩、张瑞图、王铎等历史上声名不甚光彩的书家，并且没有因“薄其为人”，遂痛恶其书，而是对其作品作出了恰如其分的评价。同时，他突破了传统的“人品即书品”论的局限，将书家书作从僵化刻板的政治、道德视角下解放出来，这对于引导世人去探索书家书作的丰富多样性，从而积累起真切鲜活的感性体验，进而深化对书家和书风的理性认识是大有益处的。所有这些都体现出张氏不囿陈见、不同流俗的独立思考的勇气。  从胸襟、性情处谈书法 在否定“人品即书品”论的同时，张宗祥指出了人的胸襟、性格与书品之间的紧密关联，他在对许多书家的评价中均渗透了这种看法。 “姚惜抱”条下云： 水正流时花正开，吹箫骖鹤上瑶台。胸怀直似天心月，不受人间半点埃。 以书学功法求惜抱，似不及得天、西溟；以胸襟冲远谈书，则清代无出姬传先生之上者。此书中仙品也。 “王觉斯”条下云： 颇有权奇倜傥情，微嫌缭绕不分明。若从怀抱谈书法，柴棘胸中想乱生。 觉斯功力至深，而用笔未能洁净。虽明季之习大都如此，究为胸怀未能怡旷恬静之故。 在张宗祥看来，姚鼐是一介文士，而非专门书家，其书在功夫上未能精熟，在法度规矩上不能媲美张照、姜宸英等书法名家，但是因其胸襟似“天心月”一般地冲和高远、澄明洁净，故其书有潇洒出尘、清新脱俗之意，从而在气韵格调上得以凌跨群贤，独领风骚。而王铎虽出入“二王”，功力深厚，书作亦富于奇谲豪迈之势，然而用笔狼藉不能洁净，笔势缭绕缠结不能分明，张氏认为这些缺陷应主要归咎于他的胸怀散乱喧噪，“未能怡旷恬静”。 又，“文待诏”条下云： 衡山书画皆宗沈，垂老同登山谷堂。秀洁有余嫌魄小，娟娟丛竹挺新篁。 衡山一生极重启南，书学暮年亦宗山谷，洁净有余，沉雄不足，想其平生谨饬故也。 “林文忠”条下云： 数幅家书西域来，夫人老眼最关怀。平生谨慎兼平实，字亦端详不使才。 文徵明为人谨慎平和，处事严整有法，书作因而散发出娟秀沉静、清新疏朗之气，但拘谨的性格也使得他缺乏足够的魄力和胆气，效法黄庭坚而不能得其沉雄纵逸之态。林则徐的性情与文徵明相近，其书之面目也以端整平实为主，不做鼓努逞强之姿。姚鼐、王铎在胸襟怀抱的差异，造成了不同的书法格调；文徵明、林则徐性情上的相契，造成了相似的书法风格。由此可见，张氏的观点在于人的胸襟、性情与其书风相通，胸襟、性情会塑造书法的面貌和格调，并通过它显露出自身。这种观点当然不是张宗祥的发明。张怀瓘《六体书论》中云：“如人面不同，性分各异，书道虽一，各有所便。”又，孙过庭《书谱》云：“虽学宗一家，而变成多体，莫不随其性欲，便以为姿。”所谓“性分”“性欲”以及书论中经常提及的“精神”“性灵”等词，在内涵上与“胸襟”“性情”并无不同。《书谱》中还列举了所谓“质直者”“刚佷者”“紧敛者”“ 脱易者”“ 温柔者” “躁勇者”“狐疑者”“迟重者”“轻琐者”各自的书法特点，可见古人很早就注意到了性情与书风之间的关联。张宗祥所论是古人这一观念的精彩运用。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宗祥虽然反对将书家的道德品质和其书法风格进行庸俗的对应，但是作为一位传统的文人和书家，他继承了古代书论的优秀传统，认同人的精神、性情对书法风格的巨大影响，因而将陶冶性灵、涵养志趣作为提高书艺境界的重要手段。  “人品即书品”论的深远影响 书家虽可秉承“人品自人品，艺术自艺术”的书评观，然而在现实情境中和公共空间内，又不能忽视“人品即书品”论对大众审美观念的深刻塑造和影响。张宗祥谈到吴昌硕和包世臣在学书取法上的两件事，颇可以说明这一点。 近世吴昌硕先生行书专法王觉斯，收罗王氏真迹不少，然亦恶其名，而不愿以法王之名表暴于世也。⑨ 安吴行草最有力，其笔法实自《升仙太子碑》参悟，然绝口不及此碑，岂惧金针度人耶？抑因此碑为武曌所书而讳之也？则天天擅聪明，又见王家历代真迹，实其书法几迈太宗，高宗、明皇，直奴视之矣，安吴何惮而不以语人耶？⑩ 王铎，在封建伦理的评价体系下是属于气节有亏的“贰臣”，其书虽如张宗祥所评“功力至深”“颇有权奇倜傥情”，清代的吴德旋也称其作字有“北宋大家之风”，在当时及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然而即使是像吴昌硕这样的大家，也不敢公开宣称其书取法王铎。对于武则天，张宗祥赞赏其禀赋高、见闻广，认为其书足可比肩唐太宗，又超出高宗、玄宗远甚。然而包世臣也绝口不提其得力处在武氏之书。个中缘由在于，书家在自己的艺术审美中可以将人品与书品截然分开，做到喜其书而恶其人。然而公开宣称对于这类书家的书法的喜爱，是有为世人诟病和指摘的风险的，甚至会影响到对自己书艺的评价。由此可见，“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人品即书品”的观念普及之广、影响之深，在社会生活中它甚至已演变为一种不言自明的公理。 历史上与吴昌硕、包世臣的经历颇为相近的是南宋的朱熹。张宗祥在“史道邻”条下曾提到“晦庵学秦会之而为一代名儒”。朱熹效法秦桧之书，史籍无载。据《晦庵题跋》卷一《题曹操帖》所云：“余少时曾学此表，时刘共父（珙）方学颜书《鹿脯帖》，余以字画古今诮之。共父谓予：'我所学者，唐之忠臣；公所学者，汉之窜贼耳！’时予默然亡以应。今观此，谓'天道祸淫，不终厥命’者，益有感于共父之言云。”⑪按此则材料所言朱熹所学乃曹操之书，大概因曹操与秦桧同为奸相，张宗祥先生有此误记。而据张照考证，朱熹所学实为钟繇之书⑫。钟繇依附于曹操，在刘珙眼中亦为违背封建伦理秩序的乱臣贼子。刘珙既可因己所学乃忠臣之书而矜矜自得，又可因朱熹所学乃窜贼之书而理直气壮地予以申斥，而朱熹非但无言以对，且益发有感于刘珙所言。这一方面反映了“人品即书品”论在社会生活中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另一方面显示出在伦理道德这一非艺术性标准渗透进书法批评后所取得主导性地位，书法本体性的因素反而被迫居于从属地位。 在张瑞图身上，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在现实情境中当人品与艺品相冲突时，艺品须退居次要地位的现实。张宗祥称张瑞图之书“侧锋刚腕势雄奇，狭巷兵回相杀时”，可见他是肯定张瑞图在书艺上的创造的。但他又说道：“可惜不留闲笔墨，五人墓上再书碑。”“五人”是指天启六年（1626）为反抗阉党搜捕义士而英勇就义的五位苏州市民首领，此忠义之举足可彪炳史册，为五人墓碑碑文书丹，当是无上荣耀之事。然而一块碑石所承载的政治教化、道德训诫的职能是首位的，而艺术审美的功能只能居于从属地位。张瑞图当时虽甚有书名，但他依附于魏忠贤，多次书写魏阉生祠的碑文，因此其人品颇不足道。按照传统道德伦理的要求来看，世人是断然不会使其书碑的。张宗祥虽能持“人品自人品，艺术自艺术”的超然独立的审美观，而面对现实生活情境中伦理和艺术的冲突，在为五人墓碑书丹一事上，他也会清晰地认识到艺术是要让位于伦理的，所能做的也只是为张瑞图叹一声“可惜”而已。  余论 丛文俊指出“人品即书品”的品评方式，其深层的社会文化内涵在于“把封建社会用以教化人的伦理道德标准，转化而为书法的评论、取舍标准”⑬。封建国家维护统一安定的重要手段便是对全体社会成员进行伦理道德的教化，一切有助于教化施行的工具都在采用之列，书法当然也不例外。伦理道德这一非艺术性的评价标准进入书法领域，继而取得居高临下的优势地位的同时，书法艺术几乎不可能保持其独立的品格和立场。因此，张宗祥从纯粹的艺术审美立场出发，提出的“人品自人品，艺术自艺术”的观点，无疑是建立在对传统文化尤其是书法发展史脉络的深刻洞察上的。其意图在于剔除掉道德伦理这一附着于书法批评之上的赘疣，从而使真正的、独立的书法审美观得以展现。从这一点上来说，张宗祥的观点无疑是有进步意义的。 然而“人品即书品”论深植儒家思想，根基深厚，传播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作为一种书法批评传统，它在社会生活中已然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思维及心理定势，牢不可破。傅山作为明末清初极富开创性的书家，教育儿孙辈也以立德树品为先，他所说的“作字先做人，人奇字自古。纲常叛周孔，笔墨不可补”，立论也仍旧在“人品即书品”论的基础之上。有些书家虽能破除其束缚，大胆取法道德有亏而书艺甚佳的书家，如张宗祥所提及的吴昌硕书学王铎、包世臣效法武则天，但也只是局限于自己的艺术王国里，而不愿表露于世，正说明它在当时依然为大多数人所认同。而当社会变革，思潮变迁，封建伦理道德标准逐步瓦解之际，“人品即书品”论的影响也就随之日渐式微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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