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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21年4月25日，以《安顺城记》的出版为契机，北京大学中文系、北京大学中文系“现代思想与文学”研究平台联袂主办了“全球化时代的地方文化研究”学术研讨会，邀请到来自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哈佛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记研究会有关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古代文学、民间文学、现当代文学领域的资深学者和青年新锐研究者，与来自贵州的学者、嘉宾一起，共同探讨全球化时代地方历史、地方文化的研究和书写问题。经《文化安顺》编辑部转辗联系并征得作者同意，本公号将陆续刊发部分与会学者的书面发言，敬请读者留意。谨向给予我们大力支持的诸位专家深致谢忱！ 历史的空间性 ——《安顺城记》的地方书写 姚丹 尊敬的钱老师、杜老师以及下午的各位发言人，大家好！我发言的题目是“历史的空间性”，副标题是“《安顺城记》的地方书写”。 所谓历史的“空间性”，首先而且必然是指历史书写的“等级性”。“国家”（“中央”、政治中心、文化中心）与“地方”（边缘）的等级，就是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在大一统的历史书写中，历史时间是以“中心”发生的事件为主要经线来展开的。因而，我们在这种大一统的历史叙事中很难看到关于安顺的书写。我注意到咱们这本书所使用的史料，很少来自宋史、明史、清史，而多数是来自本土的一些地方志，因而它的“地方”而非国家、边缘而非中心的地位是明显的，这也显示了安顺在正史中的边缘化和几乎湮灭无闻的身份，我认为这就是所谓“历史书写的空间性”里的“等级性”表现。地方为何在权力的等级中低于国家？这是不言自明的，国家可以从地方要求经济、军事的输出（贡献），而地方对此只能无条件服从。 《安顺城记》 但我认为，《安顺城记》的写作，是对这个空间性等级的一种对抗，而且从一开始就显现出来了。我特别注意到《安顺城记》的开篇“史前纪”里引用了2016年最新公布的考古发掘成果——牛坡洞遗址，说牛坡洞遗址某种程度上能够帮助“建立从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年代序列”，接着就引用了苏秉琦先生的“满天星斗”说（这是我特别喜欢的观点），借以突破长期笼罩在考古学界的文明起源“单一中心论”的局限，后者认为中华文明起源于黄河流域，并以之为中心向各地逐渐扩展传播。但苏秉琦的“满天星斗”说，将中国各地发现的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认为中国的远古文明，是由散布于中华各地的区域性文明，沿着多元化和多样性的道路逐渐发展起来的。安顺牛坡洞也可能是这“满天星斗”中的一颗。在这个意义上，由于牛坡洞的存在，就使得安顺地区在中华文明的史前史上占据了一个位置，原来在史前的意义上根本不会谈到安顺。我想，在书写的开始，《安顺城记》就已经表现出对历史空间“等级性”的自觉反驳。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 第二，我想谈一下，今天上午听了张大可先生的发言后，我心里感觉特别踏实，因为我们不知道，从学理上看，《安顺城记》的“仿史记体例”是否可行？张大可先生对此给出了肯定的回答，这对《安顺城记》的创作团队是一大鼓舞。对我而言，则除了从中看到与中国传统史学的继承之外，还感觉到与西方一些史学观的暗合，当然也可能不完全是暗合，而是某种自觉的追求。包括钱老师刚才发言里说的，与法国年鉴学派的布洛克、布罗代尔、费弗尔等等，都非常相近。比如说，布洛克写《法国乡村史》，中文叫《法国农村史》或《封建社会》，他写农村史的时候就是把社会实体的主要组成部分（农民）复活成真人；写封建社会是写高雅的名门贵族和粗俗的暴发户。钱老师特别喜欢强调日常生活，强调历史细节，而这恰恰也是年鉴学派所倡导的宏观历史与微观细节的结合。 所以，从这个溯源，大致可以说，《安顺城记》的写作，在理念上也明显受到世界史学、具体讲就是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比如，刚才王奇生老师讲到，在地方史上看不到政治事件，（我也特别注意这个，比如“五四”新文化运动到长沙有很多演讲，再下面就没有了）这一现象恰恰就对应了年鉴学派里的短时段和长时段。安顺这样的边缘地方，大的政治性事件不会在“短时段”内对其构成影响，但长时段的地理、气候、动植物、文化这些东西，恰恰是《安顺城记》所搜集的内容。我想在这个意义上，年鉴学派的学术方法，可能确实是我们受影响的一方面。换言之，至少在史观和方法上，《安顺城记》更多的是吸取了西方史学或者说现代史学的观念，所以才有了重视日常生活，重视平民百姓这一面，这是明显的现代观念，这不是《史记》的脉络，《史记》是帝王将相的脉络。这是我的第二个看法。 第三，我的这个看法和渠敬东老师刚才说的特别有呼应，我本来想要说这个：《安顺城记》写作对个体的意义是什么？ 近二三十年，我们由萨义德“东方主义”而了解到，其实西方对东方的理解，影响了东方人对自己的自我赋能和自我命名；“现代中国”这个概念，其实是有着某种西方视野构造的色彩的，因此我们一直强调要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的路子，不必服从于西方的规范。但是在中国内部，我们还没有特别反省由文化中心所决定的对文化边缘的想象和书写，特别是在文化中心的学者，这样的意识还是非常淡薄的。我们服从于作为文化中心的首都对于地方的命名。在这个意义上《安顺城记》的意义特别大，这是对我自己来说的，对我个体的意义在这儿。我自己常常也会有一种愧疚感，作为一个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者，却没有对自己家乡的当下文学进行过深入的关注，比如我知道福建现在有很好的小说家陈希我，很好的诗人俞心樵，现代文学方面就更多了。但是，我自己就会在心理上，不把他们列入考虑的范围，我会觉得自己现在做的那些更前沿。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安顺城记》的写作，去反思在学科内部里面的某种中心理念，我觉得可能是更有意义的。 诚然，《安顺城记》的意义首先是对安顺本地有意义，然后是对安顺写作者有意义。但是我们作为读者和学者，也有需要我们反思的意义。 作者在研讨会上发言 以上是我汇报的三点想法。此外，我也有一些和泳超的共鸣之处——不能叫批评，我觉得没有能力批评，只能说是看的时候觉得不太满意的地方，也说三点。 第一，我觉得整体的感觉是《安顺城记》太温柔了，它对于安顺的记述批评性的东西少了。贵州有个学者汪文学，他是做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研究的，他在专著《边省地域与文学生产——文学地理学视野下的黔中古代近代文学生产和传播研究》中，提到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他是用批评的话来说的。他说明代在边远地区设置科场，最初是设置在昆明，而不设在贵州。他说“明明安顺更在黔中地方，为什么要设到云南去？”他在这里是有质疑的，他说“明代中叶以前，黔中未设乡试考场，黔中士子考举人要到邻省云南应试。在真正的边疆云南而不在边疆腹地黔中设置乡试考场，中央政府对黔中的态度意味深长。当时全国13个行省，只有黔中未设乡试考场。”“直到嘉靖16年，距明朝开国169年，距黔中建省124年才解决。”这是他的批评，但是在《安顺城记》中只是指出了设乡试考场的时间，没有批评。所以，我觉得这里差一点意思，整体来说《安顺城记》批评性不够。 第二，我和泳超特别有呼应的是，我读妇女那些段落的时候，有点不太适应，感觉讲的都是“节妇”的故事。这种感觉，如果泳超不说，我就不敢说，因为担心是自己作为“新女性”的偏见。那么可以进一步追问，为什么《安顺城记》会出现记载“节妇”而不太记载其他类型妇女的情况呢？这种“题材”的不均衡，可能是和取材所依赖的原始资料有关系。这种原始资料的受限，是《安顺城记》写作的一大困难。可能作者也想写其他类型的妇女，可是原始资料里面缺乏，所以也就无能为力。另外顺便讲一个《安顺城记》由于依赖原始资料而产生的问题，就是写作中对原始资料的消化吸收和转化的程度比较参差。比如方志里就有原始材料，有的原始材料被清洗得特别的干净，顺利地转化成现代语言的叙述；而有的还没有清洗，语言表述痕迹都很明显。今天上午有位老师说，《安顺城记》全是现代语，我读的感觉则是有一部分半文半白，没完全转化成现代汉语。还有，如果从仿《史记》体例的角度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学习太史公，加一个“太史公曰”，“曰”一出来，可能你的精彩和你的观点全部出来了。我们读到《李将军列传》最后“太史公曰”里面所引“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句话，司马迁对李广的态度就一目了然了。所以，我觉得这方面的欠缺是一个遗憾。 我就说到这里吧。谢谢！ · 作者简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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