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当代国家的族群景观（ethnic landscapes）的起源是什么？利用预先登记的研究设计，文章检验了19世纪和20世纪遍布非洲的双重社会经济革命的影响--出口农业和印刷技术。作者认为，这些变化通过对政治化和边界制造的影响改变了族群性。印刷技术加强了想象中的社区，导致了更突出的---但也更多的---族群身份。经济作物禀赋增加了群体的动员潜力，但在控制农业租金方面有更多的排斥性边界。利用有关经济作物和非洲语言出版物的历史数据，作者发现受到这些历史力量影响的群体在独立后更有可能具有政治意义，而且他们的成员报告了更突出的族群身份。作者观察到对边界建立的异质性影响，以族群间的婚姻来衡量；相对于经济作物，印刷业促进了同化与语言有关的外来者的更大开放性。本研究结果不仅阐明了族群政治化的历史渊源，而且还阐明了形成边界的机制。 作者单位： Yannick Pengl，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人文、社会和政治科学系 Philip Roessler，威廉玛丽学院政府系 Valeria Rueda，诺丁汉大学经济系 文献来源： 本文作者：YANNICK I. PENGL，PHILIP ROESSLER，VALERIA RUEDA 塑造当代国家的族群政治格局的起源是什么？在本文中，作者讨论了是什么推动了族群政治化的问题--也就是说，为什么政治围绕着一些文化群体而不是其他群体。 文章首先讨论了非洲族群格局的一些决定性因素。文章认为一个国家的族群格局是由两个关键过程形成的：边界形成和政治化。 前者包括社会差异的建构和维持，在这个过程中，个人采用 '社会参照点'，比如说等级、文化或其他标记，将自己和他人归入群体，以 '安排（order）'世界。划定边界有助于通过采用成员标准和由群体内成员执行这些标准来巩固社会群体。 那么，是什么解释了划定边界和政治化呢？根据文章的概念框架，作者预计塑造边界形成的因素将推动社会差异化群体的构建和实施，而激活政治化的因素可能通过其对群体协调和动员的影响而发挥作用。文章简要地综合了现有的研究，将重点放在来撒哈拉以南的非洲。 根据文章的理论框架，文章假设：（1）暴露在经济作物或印刷技术的群体在独立后更有可能具有政治重要性。（2）预期这将导致个别群体成员的族群身份更加突出。尽管这些对族群政治化的影响相似，但文章预计对边界形成的影响不同。（3）文章假设，农业的商业化导致了比方言出版更少的族群群边界的构建，并预测经济作物的族群间婚姻率低于出版处理。 为了检验假设，作者收集了大量的数据。首先是历史和地理数据。作者通过Ethnologue语言数据，识别出相关的族群，再通过WLMS得到了划分语言家园的地图。基于这些数据，作者在空间上汇总经济作物数据、出版数据和地理控制变量，详见下图。其次是关于族群身份和政治重要性（political relevance）的当代数据。 作者通过数据测量了结果变量：群体和个人层面的族群政治化和边界划定（boundary-making）。群体数据使用了政治相关族群体（EPR）和族群权力关系（PREG）的数据集，个人数据使用了Afrobarometer的调查数据（受访者是否更认同族群，而非国家）。边界划定的数据使用DHS数据，其中包括个人及其配偶的种族数据，因为更多排他性边界的族群不太可能在其群体之外结婚。 （分析一）族群政治化和突出性（salience） 文章首先报告经济作物和出版对族群政治化的影响在群体和个人层面的规格和结果。在群体层面，作者采用了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在历史上种植经济作物以及拥有本族语言出版物的族群在在PREG和EPR中被列为政治重要的可能性都显著增加。为了解决潜在的内生性问题，作者还采取了工具变量模型，进一步筛选观测数据的方式检验假设。最后结果依然稳健（见下图）。 为了检验个人层面的影响，文章将族群突出性（ethnic salience）作为结果变量。通过固定效应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结果显示，在个人层面，有种植经济作物和出版历史的族群的民主突出性更高。 总的来说，文章发现，历史上经济作物生产和出版水平较高的族群群体在独立后更有可能具有政治意义，而且这些群体的个人报告了更具有政治意义的族群身份。个人层面的族群显著性结果表明，两个不同的政治化渠道--一个与地方有关，另一个来自于文化传播。这些渠道分别与本地化的经济作物生产和方言出版相关，说明这些历史进程至少是塑造非洲族群政治化的因果链的一部分。 实证结果表明：(i) 历史上的经济作物生产和印刷技术的吸收在独立后提高了群体的动员能力和政治相关性；(ii) 这些历史力量也对个人的族群突出性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但通过不同的渠道--经济作物的影响似乎与土地和历史上的种植地点有关，而出版效应则源于族群语言群体成员之间的文化传播；(iii) 作者观察到对与语言相近的外群体的族群间婚姻有不同的影响。 另外，与Afrobarometer模型相反，作者发现经济作物对族群婚姻的文化持久性（族群迁移者）效应，这也许表明，政治族群性比关于适当婚姻选择的根深蒂固的文化规范更容易改变。 文章的分析表明，非洲当代的族群格局至少部分是由19世纪以来传播的经济作物和印刷革命的持续影响形成的。与文章假设一致，经济作物农业的地理差异和印刷技术的不均衡传播不同程度地提高了群体的动员潜力和他们在独立后竞争国家权力的能力。文章对个人层面的身份突出性的分析表明，这两种力量通过不同的渠道对族群性产生影响--经济作物对个人身份突出性的影响与历史上的农业区有关，而出版的影响则在语言使用者中通过文化传播，甚至在他们的族群家园之外。 除了自我报告的身份显著性之外，作者发现这些社会经济转型导致了不同的族群间婚姻模式。与经济作物农业相比，出版业有助于构建更松散的边界，导致与语言相关的外群体成员通婚的比率相对较高。这表明在政治化群体中，根据他们在历史上对商业农业和印刷技术的接触，他们对边界的控制存在着重要的差异。 文章的发现对于理解殖民主义对族群的影响也有重要意义。许多现有的学术研究强调了殖民主义社会工程和间接统治对族群政治化的自上而下的影响。相反，文章的分析表明了更广泛的社会和经济力量的重要性，这些力量在殖民主义之前就已经存在，并且是殖民主义的关键驱动力。此外，作者的研究结果表明，殖民主义并没有统一地塑造或 '固定 '族群边界。 相反，身份的（重新）建构既来自于非洲农民、地主和精英的战略行动，也来自于传教士、文化掮客（culture brokers）和普通人的战略行动，他们对19世纪和20世纪的经济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限制做出了回应。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