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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4月，21岁的周恩来自日本留学归国，在东北逗留数天之后南下到天津，为升入南开学校大学部做准备。 也就是这个时候，五四爱国运动由北京辐射全国，周恩来尽管还没有入学但还是迅速投入到了这场运动中，应天津学生联合会之邀主办《学生联合会报》，成为天津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 而此时年仅15岁的邓颖超也成为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并担任讲演团团长。两人最初相识就是在南开大学的礼堂，当时白衣黑裙的邓颖超正在讲台上演讲，而周恩来就站在讲台旁边看着。 邓颖超演讲完之后和周恩来互相认识，随后邓颖超还邀请周恩来帮忙指导她们排练新剧，后来的她们接触越来越多。 9月份，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骨干力量组成觉悟社，觉悟社最初的成员只有20人，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在其中，随着觉悟社的成立，两人在一起工作更多，逐渐也就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  图：1920年部分觉悟社成员合影，前排右三是邓颖超，后排右一是周恩来 1920年的11月，周恩来等勤工俭学学生赴法国勤工俭学，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而邓颖超则继续留在天津学习和工作。 他们一个在天津，一个在法国巴黎，距离有八千过公里，隔了山隔了海，但距离从不是两颗心靠近的阻碍。因着共同的理想和觉悟社的牵绊，两人经常通信，也是通过这些信件，他们对彼此的了解逐渐加深，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周恩来对邓颖超动了心。 原本周恩来是坚持独身主义的，他早已决定将一生都奉献给革命，然而在欧洲留学期间，他逐渐认识到革命和恋爱并不是对立的，尤其是身边的同学朋友很多都恋爱结婚了，这让他意识到，他也可以找一个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 有了这样的想法，他就开始寻找合适的恋爱对象，而热情、坚毅的邓颖超无疑给周恩来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于是从1922年秋天开始，周恩来的表白信跨越山海而来。对于周恩来的追求，邓颖超最初是不确定的，毕竟那时候她才18岁，并没有恋爱的打算，她一直将周恩来当做一个很不错的朋友，等到接到了周恩来的追求信，她才开始认真考虑这件事。 经过反复确认，邓颖超知道周恩来确实是她理想的终身伴侣，但她还是询问了母亲的建议，杨振德建议女儿等到周恩来回国之后再做决定，但很显然周恩来等不了。 他的信一封封寄来，而邓颖超也不是一个犹豫不决的人，最终她给了周恩来一个明确的答复：“我们思想相通，心心相印，愿相依为伴，共同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终生。” 于是1923年，25岁的周恩来和19岁的邓颖超通过鸿雁确认了恋爱关系，定下了相伴一生的誓言。 我们都知道异地恋很难，而周恩来和邓颖超婚前的整个恋爱期都是异地恋，两人自1923年在信中确认恋爱关系，一直到1925年邓颖超千里奔赴广州结婚，期间两人未见过一面，都是通过书信联系。 书信是两人沟通感情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载体，这个载体在两人的婚后也同样重要。 两人婚后的书信联系也是很频繁的，只要两人有一方身处异地，鸿雁就有了用武之地，其感情深厚可见一斑，可以说，光从两人留下来的信件就能看出两人的婚姻状态，每一封信件拆开，字里行间都是浓浓的依恋、深深的想念以及隐隐的盼归。  比如1944年冬天，周恩来赴重庆谈判，归期改变，邓颖超在信中说：
从这封信中，我们能看出一个深爱丈夫的妻子在等待丈夫归来的时候，是怎样的一种心境。 其实，相比于周恩来，邓颖超是更加热情和浪漫的，这种热情和浪漫在那些信件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邓颖超在给周恩来寄信的时候，不仅会有文字上的浪漫，更有特别的惊喜，比如随信而至的鲜花、红叶。 比如1947年春天，国民党军队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率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部分人员从延安撤离转战陕北，而邓颖超、康克清等人则率领一支由中央直属机关家属和子女所组成的老弱病小分队东渡黄河转至山西晋绥军区所在地蔡家崖。 春夏之际的蔡家崖，到处是杏红柳绿，可谓春色满园，各种鲜花争相开放，邓颖超向来喜欢鲜花，但因着记挂着前线的战争、疾苦的农民而无心欣赏鲜花。 她全部的心力都用在了工作和学习上，以至于满院落里的春色也失了颜色，但跟着她一起生活、只有7岁的李讷（毛泽东的小女儿）喜欢鲜花喜欢的不得了，还要给在前线的爸爸妈妈寄鲜花。 此举让邓颖超心有所感，于是也准备给周恩来寄去鲜花，她在信中是这样说：
因着小女孩儿的天真烂漫，邓颖超想到周恩来也喜欢鲜花，于是也在百忙之中给身处前线的周恩来寄去了一枝鲜花。 鲜花很美，思念很真。想必周恩来看到花儿的那一刻，心里会有片刻的放松和欣喜吧。 后来邓颖超还有好几次给远方的周恩来寄去鲜花。  1950年1月10日，周总理率领中国政府代表团赴莫斯科会同毛主席同苏联政府谈判，在去莫斯科的途中，行至满洲里之前，周总理就给邓颖超写了一封信，邓颖超是想要立刻回信的，但她实在太忙，再加上周总理一直在路上，于是信一直压着。 等周总理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晚上（1月21日），邓颖超给周总理回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一段：
当时正值寒冬腊月，寒风凛冽，鲜花很少，并不是欣赏鲜花的好时节，所以邓颖超原本并没有给周总理寄去鲜花的打算，但1月18日的时候，在国家计委工作的夏静回重庆看望母亲饶国模回来，并带回来了饶国模送给邓颖超和周总理的两束水仙花。 水仙花不是什么珍稀花种，但是它来自红岩，还是旧友送来的，意义就很不一般的。要知道周总理和邓颖超都在红岩村工作和生活了很久。 1939年年初，中共中央在重庆组建南方局，并设立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叶剑英等人任常委，其中中共中央南方局属于秘密组织，机关就设在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内。 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最初设在重庆机房街70号，只不过这个地方很快就被敌机炸毁，后来，办事处就迁往红岩村的一栋外面看起来只有两层实际为三层的深灰色大楼内，而这栋大楼就坐落在饶国模经营的农场内，是她专门为八路军办事处提供的房屋。 于是饶国模就成了房东，在抗战时期为掩护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因此，她和周总理、邓颖超多有接触，是很好的朋友，所以当女儿回去看她的时候，她就让女儿将家中养的水仙花给周总理和邓颖超带去了两束。 看着这两束水仙花，邓颖超不由得就想到了那段惊心动魄的红岩岁月，那一段段往事萦绕脑际，那一帧帧画面纷至沓来，透过红岩土壤里生长出来的水仙花，仿佛又回到了那段岁月，怎能不让邓颖超百感交集。 而这种感情也只有曾在红岩村战斗过的同志才能有所体味，邓颖超原本是想要让周总理回来欣赏的，于是她赶紧将两束水仙花分别插在两个花瓶中，再换上水，让它们保持鲜艳。 但考虑到周总理刚到莫斯科，谈判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归期不定，而花儿不可能久留，所以邓颖超特意剪下来三枝水仙花，夹在书信中寄给了周总理。  即便花儿到莫斯科的时候，或许已经干萎了，但它来自于红岩，余香犹在，也能在看到花的那一刻彼此分享百感交集的心情，一起回忆那战火纷飞的红岩岁月了。 这是邓颖超在西花厅给远在莫斯科的周总理寄去的浪漫，后来邓颖超还在外地给身在西花厅的周总理寄过鲜花，那是1951年邓颖超因病去杭州休养的时候，刚到杭州一周，她就迫不及待给周总理写了一封信，表达自己的思念之情，也分享西湖的美景，信中有这样一段：
当时的杭州正是渐露春色的时节，邓颖超游览了不少地方，想到远在北京的周总理，邓颖超就想要和他分享西湖美景，于是采孤山上的梅花、竹叶、茶花和红叶夹在书信中寄给周总理。 她将西湖的美景尽数放在书信中与他分享，这是一种怎样的浪漫。 西子湖边飞来红叶，周总理心情格外舒畅，然而当时的北京春寒料峭，花开还有时日，于是周总理在回信中有这样一句话：“期满归来，海棠桃李均将盛装笑迎主人了。” 这句话翻译过来只有两个字：盼归。 这何尝不是另一种浪漫？用邓颖超话来说就是不像情书的情书。 如果说上面三次都是邓颖超单方面给周总理寄鲜花，那1954年就是两人互赠献花了。 1954年4月19日，周总理被任命为出席日内瓦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等为代表，准备参加日内瓦会议。第二天，周总理率领代表团飞离北京转道莫斯科去往日内瓦。 此次日内瓦会议持续的时间比较长，而周总理离京的时候，天气刚刚暖和，海棠花尚未含苞，邓颖超知道等日内瓦会议结束周总理回国的时候，海棠花可能就已经枯萎了。 这样的话，周总理就会错过这一年海棠花的整个花期，这对于爱花的周总理来说，必然是一个遗憾，而邓颖超作为最了解周总理的人，又怎么可能让周总理有这样的遗憾呢。  所以在海棠花盛开的时节，5月4日，邓颖超给周总理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有这样一段话：
周总理当初离京后，邓颖超就搬到了郊区的新寓，郊区环境幽静，有鸟语花香，很适合休养，所以邓颖超干脆就住到了郊外，她特意在郊区的山坡和泉水旁边采了一些野花，然后与西花厅的几枝海棠花混在一起夹在书信中寄给了远在日内瓦的周总理。 周总理看到海棠花自然是欣喜万分，他本来以为这一年不会看到海棠花了，但邓颖超却不远万里将海棠花给他送了来，这怎能不让他感动？ 但他也没有多少时间感动，因为工作太忙，他实在抽不出时间来想别的，每天工作量很大，工作时间很长，睡觉的时间都一压再压，一个星期里顶多有一两天能勉强睡够八个小时。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没有时间给邓颖超回信，只能一拖再拖，邓颖超倒也理解。 后来邓颖超又给周总理寄去了红叶，5月30日，周总理就收到了邓颖超托信使捎去的装在袋子中的一片红叶，袋子上还有这样一句话：“请交恩来留念，祝日内瓦会议获得成就。”而红叶的衬纸上也有一句话：“枫叶一片，寄上想念。” 话语简单，爱意极重。 邓颖超两次不远万里寄来想念，周总理如何能够等闲视之？他自己没有时间，就让警卫秘书成元功等人采集一些院子里的鲜花（芍药、蝴蝶花）制成标本回赠给邓颖超。 他在6月13日给邓颖超的信中说：“明日信使待发，只好草草书此，并附上托同志们收集的院花，聊寄远念。” 这一天的周总理很忙，一直忙到深夜四点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但想到第二天信使就来，于是百忙之中抽出些时间来给邓颖超写了这封信，信写的很急甚至有些潦草，但情意万千，是他对邓颖超满满的想念。 周总理和邓颖超大姐都是爱花之人，鲜花在他们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也难怪邓颖超喜欢将鲜花夹在书信中寄给远方的周总理了，那是她对周总理深深的爱意，也是她独有的浪漫。 纵然已经结婚数年，年纪也不小了，但这丝毫阻挡不了她的热情，这种热情是她对生活的热爱，是她对周总理深深的爱意和无微不至的关心。  其实，说起来，他们的婚姻也是以鲜花相迎又以鲜花送别的的。 1925年，邓颖超独自一人从天津转道上海千里奔赴广州与五年未见的周恩来结婚，周恩来提前将自己住的地方收拾了一番，他知道邓颖超最喜爱鲜花，在邓颖超到广州的那一天早上，特意让陈赓去买了两盆鲜花，就放在房间里的窗台上。 含苞待放的鲜花是周恩来对邓颖超的爱，以鲜花为伴，携手并肩。 后来1976年周总理病逝，邓颖超知道周总理最喜爱鲜花，她连续八天更换新鲜的鲜花花圈送别丈夫，当时是隆冬腊月，北方鲜花极少，邓颖超是让赵炜联系广州空运来的鲜花。 鲜艳欲滴的鲜花是邓颖超对周总理最后的浪漫，以鲜花为引，相思永随。 鲜花相伴他们的婚姻始终，迎接是鲜花，送别是鲜花，期间更有鲜花不断，就比如他们住的西花厅，西花厅里最出名的莫过于海棠花，最初周恩来选择西花厅就是因为里面的海棠花。 原本北平解放，党和国家领导人进驻北平之后暂住在香山，但香山距离城区还有一段不小的距离，而新中国筹备之际，周总理有很多的工作要做，住在香山很不方便，所以包括周总理在内的一些领导人就搬进了中南海。 初进中南海的时候，周总理为了工作方便住在丰泽园，后来随着领导人们逐渐搬进中南海，周总理就开始搬家，最终在开国大典之后搬进他早已选好的西花厅，关于这一段故事，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中有记载：
自从搬进西花厅之后，周总理和邓颖超就再也没有搬家，始终住在这个院落里，每年海棠花盛开的时候，只要有闲暇时间，他们要么并肩而立看海棠花，要么一起在院落里闻着海棠花香味散步聊天。 很多时候，两人都是一起赏花的，眼前是争相开放的鲜花，身边是一生相伴的爱人，这或许就是最好的婚姻。 是的，周总理和邓颖超的婚姻在那个年代是不多见的，他们因为共同的革命理想而走到了一起，然后并肩作战，走过了整个战争年代 ，一起为人民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而努力奋斗，始终不离不弃。  然而，海棠花看着看着，身边的人就不在了。 1974年6月1日，在海棠花即将枯萎的时候，患癌已经两年的周总理不得不住进了解放军305医院，医院离西花厅很近，直线距离也不过几百米，但周总理再也没能回到西花厅去住，想要看一看院落里的海棠花更成了一种奢望。 而到了1976年的1月8日上午，周总理永远地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国家和人民，他没能等到再次回到西花厅去住，也没有等到再次站在西花厅的院落里，与邓颖超一起看海棠花花开花落。 都说草木无情，不知道海棠花是否感知到了西花厅的男主人已经离开了，再也不可能用喜爱的眼神看着它们。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此后每一年的海棠花花开时节，都有一位老人落寞地站在院落里静静地看着这美好的花瓣，想念着已经不可能再出现的人。 1988年的4月，又一年的海棠花开，周总理已经离开了12年，疾病缠身的邓颖超写下了著名的《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她说：
因着想念，因着悲痛，这12年太过漫长，一日如一年，而这样漫长的日子其实也没有多少了。 1992年7月11日，在又一个海棠花花期结束之后，在周总理离开16年之后，邓颖超也永远地离开了。 犹记得1919年的夏天，21岁的周恩来走进南开学校的大礼堂，礼堂里挤得满满的，只见讲台上站着一个白衣黑裙的女孩子，她时而慷慨激昂，时而声泪俱下，乌黑明亮的大眼睛里闪现着坚定奇异的动人光彩，满怀激情的话语深深感染着台下的青年学生们。 周恩来站在讲台旁边飞速地写着什么，后来还向身边的同学问起讲台上演讲的女孩子是谁，在那同学说出来之后，周总理在本子上迅速写下：“邓文淑，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生，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讲演团团长。” 那时的他和她，年轻而有朝气，因着理想而意气风发，奋力拼搏，那时候的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会在未来某一天认定彼此就是自己一生最理想的革命伴侣，更不知道他们会并肩作战半个多世纪，相携走过一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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