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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山西汾阳县人，现在是新疆军区休干所的离休干部。我于1914年出生在一个贫苦的小商人家庭。十二岁丧父，家中留下我母亲，我还有两个弟妹。全家四口人艰苦度日。我是长子，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在高小读书一年半就歇业了。“七·七”事变后，我考入阎锡山举办的民族革命大学第二分校。毕业后，分配到阎管区第四专署干训所训导科任干事。1939年12月晋西事变，我随第七集团军撤退到石楼县，先后担任该县第一区区长、公安局指导员。因为我在某些问题上与当局看法不一致，曾两次被扣押，出狱后于1942年2月潜逃回家，当时汾阳已成为沦陷区，为谋生计，只好为日寇办事，先后当过汾阳县日伪合作雇员、主事、汾阳第四区伪区长，1944年春调任平遥第四区伪区长。在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秋，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当了日伪区长，深感愧对列祖列宗，思想上十分苦恼。当时我经常收到平介县共产党、八路军散发的传单。在传单中读到列数的各伪区长的罪恶，并要给予严惩等内容时，思想上震动很大，读到凡改恶从善的敌伪人员，给予优待等内容时，我决心要从深渊中自拔出来，弃暗投明。
怎么样才能找到共产党呢？一个偶然的机会为我跟共产党搭了桥。1944年三月份的一天，我进了平遥城参加伪政府召开的会议，区上突然打来电话，说在我区境内日军与八路军游击队发生了战斗。紧接着区警跑进城来详述情况。他说，徐瞎子的部队在北官地区与日本人相遇，打了不长时间就散了，对方虽有伤亡但不大。我想这是我和共产党、八路军联系的好机会，绝不能错过。于是在城里开完会，我就买了一千多发步枪子弹以及酒精、药棉、急救药等医疗用品，回到区上，我给徐瞎子写了封信，让北官地村的情报员连信带物一起暗暗送给了徐瞎子，很快接到徐瞎子的回信，对我表示感谢，并要求我给他买一架望远镜。因一时买不到，就把我的望远镜送给了他，这样就成了不见面的知己。为了找到共产党平介县委书记成克同志，以得到他的有力帮助，我在区警中找可靠的人当警长，负责外勤的警长任锦章，是本区武坊村张开老先生的武术徒弟。1944年5月的一天，我和任锦章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由张老先生领路，在薛村的一个老乡家里第一次见到了成克。他向我深入讲解了党的政策，研究了怎样配合工作的方法，商量了如何联系的办法，之后又经过地下党员，三家村伪村长罗大平与平介县区抗日区长冯建平、县敌工科副科长石柱接上了头，遵照党的指示，我一方面要为日本人办些事以掩护自己潜伏下来，另一方面要为本区人民办些事以证明自己站在了人民一边。我凡遇日本人有行动就立刻通知平介县委，凡知日本人搞阴谋就千方百计破坏，凡见党和人民遭到损失就设法把损失降到最低。
1944年6月，麦子尚未完全成熟，我接到成克同志的指示，要利用日本人与勾子军都要抢收小麦的矛盾，设法减少人民的损失，一天，我接到岳封村和油房堡村的情报，勾子军带着10辆大车来抢收小麦，我立刻报告驻宁固阜的日军，谎称八路军在抢粮，宁固阜的日军接到我的报告，将平遥城日军清水部队也调来支援，与勾子军打了一仗。历时两小时，双方都有伤亡，最后勾子军败逃，使其抢麦阴谋不能得逞，使老百姓减少了损失。同年麦收后，根据的指示，我一面保护老百姓做好打场藏粮工作，一面组织老百姓到伪区公所驻地闹餐。成千群众汇集在宁固阜大哭大叫，哭诉小麦被勾子军抢光，他们无饭吃，要求区上解决。我搭起布棚，做下稠米汤让哭闹群众吃喝。同时将此情况报告了伪县政府，并请他们来宁固察看。这一闹很灵，少交了伪政府派粮任务的将近一半，为群众相对留了不少小麦。1944年秋，日军奇山部队要来我区剿匪，我马上把这一情况派人报告了平介县委。日本兵来了，我装出欢迎他们的样子，假意殷勤招待他们，同时将日军的动向及时报告平介县委，这样，日军在我区剿匪一个多月，除了他们的一个便衣被活埋了，共产党、八路军没有一点损失。1945年8月12日，我接到中共平介县委的来信。信中提到日军即将投降，贺龙司令员亲率部队到汾阳协和堡，让我立即率部起义。8月13日，我召开区公所人员会议。我对他们讲，我要脱离伪政权，投向光明的一方，愿跟我走者一块走，不愿者马上发薪，第一个报名的是闫炳，事后才知他是共产党员，接着有19人报名起义。8月14日我们正式举行了起义，并把区公所的粮仓打开，还粮于民，驻在炮楼上的日军发现群众进仓拿粮，就用机枪扫射，并火力封锁了区公所的大门，但他们不敢离开炮楼。我们冒着敌人的子弹向区公所大门外冲，在我前边的刘桂青右臂中弹负伤，在我后面的连身上带的手榴弹把子也被子弹打断，我的背包上穿了很多窟窿，我们冲出了区公所大门，同来迎接我们的平介地方民兵汇合在一起，到达杜家庄后，平介县委召开了欢迎起义人员联欢大会，大会上中共平介县委书记成克同志当场宣布，让我组织平介县独立队。任命我为八路军平介独立大队队长。党如此信任我。8月17日，我们在汾阳县白石村接出起义的保安队一个班，充实了我们的队伍。我队伍中的王继德利用个人关系，从日军炮楼上接出了一个自带掷弹筒的日军吉泽定吉参加了八路军。后来，没有随我起义的原伪区公所的三十多人得知我参加了八路军也来加人，我们的队伍人数越来越多，改编为平介支队第九连，我任连长。接着又把我们这个连改编为平介独立营，我任副营长。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投降。在收缴日军的武器装备上，我们同阎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晋绥军区独一旅政治部主任金汝柏同志亲到平介县处理这个问题。他命我派人到日军炮楼上联系，让他们派代表与我们谈判交枪问题。我派王继德前往交涉，日方同意。于是双方在岳封村举行了正式谈判。我方参加的有王如柏、成克、敌工部长王曝和和我，日方参加的有铃木队长、鬼井、川内等三人，谈判中，日方坚持按上级命令办事，把武器交给国民党，不给八路军，我方强调八路军是战胜者，理应交给我们。考虑到日方上方的命令，我们允许以一定的方式把武器交给我们，如果执意不交，将以武力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答应照我们的安排办，在其撤退时，事先通知我们，我们在半路上打几枪，他们把重武器都留下，一般枪支由他们随身带走，好回去交差。通过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我们顺利地接受了包括小钢炮，机枪在内的一批武器。日本投降后，阎锡山与蒋介石遥相呼应，挑起了内战，妄图独霸山西，阎军向我进攻，我们予以迎头痛击，接连在左家堡、娃留村、西王智、康宁堡等村打了几战。这里我想着重谈谈吉泽定吉同志。吉泽定吉同志是日本军人。出来参加我们的部队时，日本已宣布投降，他没有回国，坚持留在我们部队。他是一名优秀的掷弹筒射手，晋绥独四旅曾调任他为所属部队训练过掷弹筒射手，为我军培养了一批人才。他在我们队伍中一直跟随着我。他英勇善战，每次战斗都冲在前边，只要瞄准敌群，掷弹筒一开火，敌群中便炮弹：开花，死伤甚多。后经老百姓传说，几乎神话了。1946年秋后，我所在的十一团，随独四旅到晋南参加解放运城的战斗去了，把我留在平介担任归队营营长，全营只有七、八十人，一天，平介县长安平生同志接到左家堡的勾子军要到附近村庄抢粮的报告，经我们研究，决定打一个伏击。由平介独立营、平介武工队和我们归队独立营协同作战，我营担任迂回任务。半夜里，我们埋伏在梁家堡附近的水渠内，由于走漏了消息，到第二天上午九点也不见敌人的踪影，遂决定撤出战斗。我营撤到南侯村吃午饭时，勾子军出动了一个团的兵力包围了我们。我放下碗拿起枪就要往外冲，吉泽定吉拦住我说，营长你不要出去，我保护你，让我先出去看看。就在他把头伸出门外的一刹那，一颗子弹击中他的头部，当场光荣牺牲了。一个外国人，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种国际主义精神令人钦佩，吉泽定吉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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