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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子在古代的社会、宗教、经济方面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作用，它常被人们制作成首饰佩戴于身。 珠宝首饰自人类社会的早期开始就是作为一种身份的标志而被人佩戴的，这种风俗一直延续至中世纪。 作为装饰艺术最古老的形式之一，珠宝首饰反映了人类强烈的自我崇拜意识。由人工制作而成的珠子承载着人类的智慧、才能和意志，从而兼具了护符、装饰品、社会等级标志、货币等复杂的功用和悠久的历史。 早在原始宗教时期，古人就认为一般的石头具有重量和坚硬等共性而对人们具有一般的护佑效力，那些具有特殊的形状或颜色的石头则被认为具有特殊的护佑效力。 早在公元前4000年的埃及大地（巴达里文化时期，埃及的石器时代），工匠们就已经用红玉髓、青金石、碧玉、绿松石等做成色彩绚丽的垂饰，人们赋予这些宝石不同的寓意据埃及《亡灵书》记录：
缤纷绚丽的玛瑙珠也很早就备受人们的青睐，而我国先民佩戴玛瑙珠饰的喜好源于亚欧草原地区各民族自古偏好璀璨亮丽的装饰风尚，早在公元前2000年初就自西向东传入了。 那时，以夏、商、周为代表的中国文明就已经通过西域的绿洲、草原地带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有了间接沟通，而西域地区与中原王朝至迟在西周中期也已经开始了直接交流。 玛瑙珠饰作为舶来品，与其他金、玉制品一样成为了社会上层获得和维持权利以及领导策略的威权物之一，是贵族们彰显财富与地位的奢侈品，也使人们真正体会到享用玛瑙制品的无穷魅力。  ▲河南省平顶山市应国墓地出土的玉项饰（西周）。 随着人类造物技术的进步，精神世界的追求也通过种种技术手段进一步彰显出来。古代玛瑙珠多种多样的形制不仅折射出古人对秩序、和谐等审美的追求，蚀花工艺的发明则使人们能够更好地表达内心深处的感受和精神需求。 从考古资料来看，蚀花玛瑙（玉髓）珠的装饰手法和艺术形式较为多样，已发现的文物品类也较为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 一、蚀花红玉髓珠，这是一种直接在红玉髓珠体表层蚀绘有乳白色纹饰的珠子。 蚀绘乳白色花纹的技术是哈拉帕文明（Harappan,印度和巴基斯坦的青铜时代文明）的产物，这项古老的技术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仍然被巴基斯坦信德省的工匠继承使用。蚀花红玉髓珠在乌尔皇陵的遗存中就已出现，它是从中亚地区贸易而至。 古人用碳酸钠（Na2CO3）作为有效成分在玉髓（玛瑙）珠的表层蚀绘乳白色花纹，即：工匠首先用一种野生的白花菜（Capparisarphylla）的嫩茎捣成浆糊状并和以少量洗涤碱（碳酸钠）溶液调成半流状的浆液，作为在红玉髓珠上蚀绘白色花纹的蚀染剂，然后用笔将上述蚀染剂绘画于磨制光滑的红玉髓珠表面，之后将珠子熏干并埋于木炭余烬中，低温加热5分钟后取出，冷却后再用粗布疾擦，即可获得光亮的蚀花红玉髓珠。  ▲新疆吉尔赞喀勒墓地出土的蚀花红玉髓珠（公元前7—前4世纪）。 二、在红玉髓珠体上直接蚀绘黑、白两色条纹来装饰珠体，从而使珠体呈现出红、白、黑三色相间的装饰纹饰，它是蚀花玉髓珠的一种。 ▲西藏札达县桑达沟墓地出土的蚀花玉髓珠（公元前3—1世纪）。 三、天珠是古人用大自然中的蚀花原材料对半透明的白玛瑙（玉髓）珠的表层分别进行黑、白两次蚀染，从而获得黑色底上有乳白色纹饰的蚀花玛瑙珠。其特有的黑、白两色的蚀花工艺是在蚀花红玉髓技术上的沿革和发展。 工匠首先要将白玉髓珠体长时间浸泡在配制好的黑色蚀染剂中，以使珠子表层全部被染黑，然后再用碳酸钠为有效成分的蚀染剂在珠子表层蚀绘上乳白色的花纹，以此达到黑、白鲜明的艺术对比效果。  ▲新疆库车县提克买克墓地出土的天珠（战国至西汉）。 天珠是古人在“万物有灵观”和“原逻辑”思维模式中创作的护身符，人们认为这种被精心装饰过的作品能起到“防卫性巫术”的作用，从而向神灵祈求恩惠和福佑。 我们不仅从天珠上人工蚀花而成的黑色底、乳白色纹饰以及白玉髓珠体等元素中探寻到其固有的艺术表现形式，还从那些蚀绘于珠体上的圆圈纹等几何图案中体悟到天珠装饰的秩序、节奏和韵律。 天珠上的四种元素（白玉髓珠体、黑白两种颜色、圆圈纹等几何图案、圆圈纹的数目）综合呈现出一种有条理的中心要素，其内在逻辑恰好与拜火教的信仰主旨相契合。  ▲西藏札达县格林塘墓地出土的天珠（秦汉）。 发轫于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拜火教曾广泛流行于古代波斯（今伊朗）、中亚等地，其文化源头是“斯基泰人时代”的卡拉苏克文化。 这一时期，蒙古高原及亚欧草原地带的大部分地区最终确立了游牧方式和伴随着它的一切技术成就，而马的骑乘给中亚地区的人们带来了极大的机动性，各群体的快速运动刺激了更为广泛的交流，从而使中亚地区相距遥远的各部落之间也由此保持着紧密的经济、文化联系，而中国北方的移民早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4—前12世纪）就携带着中国的物质、文化迅速融入了叶尼塞河沿岸已有的文化当中，米努辛斯克（Minousinsk）盆地由此开启了卡拉苏克时期，这一地区的卡拉苏克文化遗存也由于受到殷商文化的影响而更加丰富多彩。 卡拉苏克文化在发展过程中遍布于极为广大的区域内，但其具体表现形式并不是纯粹一致的，而是呈现出不尽相同的地方特色，其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活动、类似的生活居住环境、部落中阶层的出现以及由上述因素产生的类似的意识形态导致他们拥有共同的宗教崇拜和许多非常接近的艺术表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中亚早期游牧部落于公元前1千纪中叶形成了强大的群体，人类文明也由此迸发了“轴心时代”的蓬勃生机，这是人类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在知识、心理、哲学及宗教变革等方面最具创新的时期之一。 在这一极具创造力的时代，亚欧大陆涌现了琐罗亚斯德、佛陀、老子、孔子、耶利米及苏格拉底等先哲，拜火教、佛教、儒道思想、犹太教及希腊哲学等文明传统如乳汁般哺育滋养了人类各文明群体的发展与延续，而“轴心时代”的文明成果始终在世界各地区的后续发展进程中发挥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我国西藏地区作为印度、伊朗、中亚及华夏等多种文化的交汇之地，也必然受到“轴心时代”文明成果的不断滋养。  ▲河南省淅川县下寺墓地出土的天珠（春秋）。 拜火教倡导“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和宗教哲学思想，提倡每一个人在善、恶两端之争中都凭借自由意志的选择来决定自已的命运，该教还宣扬“抑恶扬善”和善必胜恶为最终目的的信仰教条并且树立了以“拯救世人”为主旨的道德观，进而提倡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遵循三善原则，即：善思、善言和善行。拜火教的教义对基督教、摩尼教、诺斯替教、犹太教以及希腊哲学都有影响，它在历经跌宕起伏后于公元七世纪受到伊斯兰统治者的强力压迫而日渐式微。 天珠作为承载着宗教文化的艺术品，虽然其艺术特征会由于时代、地域的变迁而有所变异，但其内在的本质结构始终具有统一性。天珠上的四种元素是具有当时社会来源的表象元素，它们各自具有神秘的属性和象征意义，正是这些集体表象元素共同构筑了天珠所蕴涵的拜火教文化内涵： 1.古人选用白玉髓制作天珠的珠体这一行为显然承袭了更为古老的灵石崇拜观念，这种古老的文化观念在拜火教信仰中进一步演变为“最早的天空是石头”这一理念，而天空作为苍穹之神已经明显具有了神的属性； 2.天珠珠体上人工蚀花而成的黑色底和曼妙的乳白色纹饰作为具有一定格式的艺术表达形式，不但蕴含着拜火教倡导的“善恶二元对立”的宇宙观，还隐含着以“拯救世人”为主旨的道德观； 3.乳白色的蚀花图案指代了拜火教徒尊崇的诸神祇，其中以“圆圈纹”为主的各种几何图案是《阿维斯塔》神话中诸神祇的符号指称； 4.珠体上表达“圆圈纹”数目的“数”以另一种语言形式指代了相应的神祇。另外，从古人的原逻辑思维角度来看，天珠还蕴涵着图腾崇拜的文化理念，是以阿胡拉·马兹达为首的诸善神的驻身之所，更是承载了天神福佑的神圣灵石。 考古学家杜齐将天珠上的圆圈纹称为“睛（mig）”，而内贝斯基·沃杰科维茨则称之为“眼”，他们认为珠子由此具有了特殊的价值和意义。天珠上的“圆圈纹”也即“正义之眼”，是人们尊崇的“火神”、神主，而火的清净、光辉、活力、锐敏、洁白、生产力等象征了神主的绝对和至善。 因此，人们认为天珠上的“正义之眼”能够对抗“邪恶眼”，从而使佩戴者远离噩运，获得神灵的护佑。  从《解密古代天珠》论及的考古出土的天珠来看，书中最早的天珠于春秋时期就已传入我国的新疆地区及河南省，秦汉时期业已传播至湖南省及青藏高原，而助力这种传播的巨大动力来源于当时亚欧大陆各文明间的物质文化交流。拜火教与“轴心时代”喷薄而出的其他文明成果一同深刻地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后续进程，它伴随着印欧语系人的迁徙和交流遍布亚欧大陆的广袤区域，其宗教哲学思想和原则的传播使之交织渗透于当地的各类宗教和文化中，并由此呈现出丰富多样的表现形式。 尽管如此，拜火教始终在不同程度上保留有它往昔积聚的观念和信仰，譬如：“善恶二元对立斗争”的宇宙观和宗教哲学思想、以“拯救世人”为主旨的道德观、“三善”原则（善思、善言、善行）等等。 正如汤因比所说：“超越人类的精神实在的一种正面迹象是，人懂得善恶对错，良心强迫人有一种偏好，即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拥护正确、反对错误。” 拜火教信仰促使人们趋善避恶，而天珠正是由于蕴涵着该教的上述思想而被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所钟爱，它时刻提醒着佩戴者：尊重自己的选择，规范自己的行为。 作者简介： 戴君彦：上世纪末，在英国剑桥大学（University of Cambridge）艺术学院学习期间逐步培养出对艺术的敏感性及视觉素养，进而对于古代艺术品产生了较为深刻和广泛的分析、理解能力。学习过程中，开始关注亚欧大陆的古代珠饰文化并对其产生了浓厚兴趣。2015年初，受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疆工作队的邀请加入课题组开始对出土的玉髓质珠饰及拜火教早期阶段的文化进行深入研究。先后对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江西省、西藏自治区、湖南省、青海省、河南省考古发掘出土的玉髓质珠饰及中国国家博物馆陈展的天珠进行了科学检测和系统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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