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人认为是“心”在思考，而不是大脑—— 第一，这是先秦的古人，根据当时的“解剖学”和“医学”水平得出的结论。 第二，这个结论，亦与当时的哲学认知有重要关系。 第三，这一观点，就世界范围来说，相当长时间里，都不可简单定义为“落后”“愚昧”或“荒谬”。 第四，数千年来，“心”之概念，已在中国文化体系中深深扎根，并广为世界所接受。  （甲骨文“心”字） 中国古人，何时对“心”有了明确概念？ 上限目前不知。但甲骨文中，已有“心”字，这是距今3000多年前。 周代的古人，对人的内脏及其功能，有了十分清楚的认知。概括地说，就是“五脏”“六腑”。 “五脏”：心、肝、脾、肺、肾。“六腑”：胃、大肠、小肠、三焦、膀胱、胆。 当时的古人，对各个脏腑的具体位置，亦很清楚。比如，认为“心”为“五脏之次，心次肺”。 这一定是以古代“解剖学”为认知基础的。  当然，古代“解剖学”肯定与古代“医学”密切相关。 《左传.成公十年》有著名的“病入膏肓”一说。 《说文》曰：“肓，心下鬲上也。”“膏，肥也。”“膜，肉间膈膜也。”“膏肓”，即人体内胸腹两腔之间相隔的“肌膜结构”。 “成公十年”，是公元前581年。  古人对“心”的认知，还与当时的哲学有关。 第一，是“阴阳五行”——人为天地阴阳之精华。 《汉书.律历志》曰：“天之中数五，地之中数六，而二者为何。” “五脏”“六腑”，是根据天地之数确定的，体现着《礼记.礼运》所云：“故人者，其天地之德，阴阳之交，鬼神之会，五行之秀气也。” 第二，是“求中”“居中”之观念。 上古先民，通过观象授时、立杆侧影，形成了“求中”观念，认为“中央”“中心”之无比重要，这成为古代重要的哲学理念。  甲骨文的“心”字，是“心脏”之象形。 小篆的“心”，完全是甲骨文“心”字的继承和变形。 《说文》云：“人心，土藏。在身之中，象形。” 《诗序》亦云：“情动于中。”《正义》：“中谓中心。凡言中央曰心。” 《月令》注：心为中“则心为尊也。”  基于古代“解剖学”和“医学”认知，加之哲学概括，古人一方面认为人“心”之重要，另一方面，就认为“心”主思维、思想、情感甚至品质、道德了。 有诗为证。 《诗.唐风.有杕（di）之杜》：“中心好之，曷饮食之。” 这是述说一个女子爱慕一位男子，译成白话是——心里实在爱恋他，何时能有共缠绵？ 现在说的“由衷”，其实就是“由中”——“打心眼儿里”如何如何。 这诗约作于西周初年，距今大概3000年。  孟子就说得更明确：“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孟子.告子上》） 孟亚圣还把“心”和“思”连用：“既竭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孟子.离娄上》） 于是有“心思”一词，亦有“仁心”一词。 《素问》从“医学”角度定义“心”。其《灵兰秘典论》曰：“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又曰：“心者，君主之官也，神明出焉。” “神明”，是古人对“意识”“意志”的别称，其“出于心”。 《荀子》亦有此言：“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心”是形体之“君主”。 因为“神明出于心”，所以《史记.天官书》云：“心为明堂。”  总之，“心”既主“形”又主“神”，《礼记.大学》疏曰：“总包万虑谓之心。” 鉴于以上认知，从西周始，便有了无数与“心”有关的词汇。 如，《尚书》所云“心力”，指智力与能力；《国语》所言“心安”，指意适无憾；《庄子》所讲“心死”，言沮丧不能自拔；《诗》曰“心曲”，说苦思深虑；《易》云“心病”，是忧虑而致病；《吕氏春秋》的“心得”，是感悟和体会，等等。 还有“心虚”“心术”“心游”“心意”“心醉”“心动”心旌“心狠”“心气”，等等等等。 这些词汇，都形成于先秦。秦汉以致唐宋，就更是不胜枚举了。  正因为“心之官则思”，以致后来的宋明理学称为“心学”。 这种影响流传至今，最典型的，就是“心理”，包括“心理学”和相关的诸多概念。 《不列颠百科全书》说，古代，人们已经知道思维是大脑的功能，这说西方。 其实，这个论断尚嫌证据不足。 将“思维”“意识”等等与人脑联系起来，应该是18世纪初随着近代医学和科学的发展，才逐渐确认的。 1690年，英国的洛克，仍然认为意识是“对个人心中出现的一切的知觉”。 西方，对“思维”“意识”“精神”“心理”，普遍使用两个词汇——“mind”和“psycho”。这两个词汇，都来自古希腊语或拉丁语，属于同源异构，与一个神话有关。尽管含义稍有模糊，但理解为“心”，似更准确。  就是说，中外的认知水平，在近代以前，并无大的差异。倒是中国古人，应该说从先秦开始，就认识得更透彻一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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