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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部中世纪古装巨作在口碑和票房上却并未能获得双丰收，惨不忍睹的票房成绩仿佛更加为老爷子的新作增添了一抹悲壮色彩。
根据作家埃里克·贾格的欧洲历史小说所改编的《最后的决斗》，讲述了中世纪法国最后一场经由战斗判决的司法案件。家道衰落的骑士让·德·卡鲁日为了振兴家族势力，选择与背负叛徒恶名的迪布维尔家族联姻，迎娶年轻美丽的女孩玛格丽特为妻，同时也顺理成章地拥有了玛格丽特所继承的财富。如今，让与昔日好友雅克·勒·格里斯恩断义绝，走上了靠决斗定生死的悲剧性结局。这一切只因作为皮埃尔伯爵心腹宠臣的护卫雅克不但抢走了本应被归为玛格丽特嫁妆的封地，更是被怀疑在让离开家时强奸了独自在家的玛格丽特。因此，为了证明雅克犯有奸淫罪，让向昔日好友提出了决斗的请求。决斗一旦生效，二人就只能通过生死搏斗来争取自身名誉。这场决斗依旧遵循着中世纪古老、传统而荒诞的司法规定：让赢了，雅克的一切罪名便自然会成立，雅克辩无可辩。很不幸，作为让的妻子，同时也作为让的财产的玛格丽特，将因为诬告罪而受到火刑处死……而这场决斗的代价，让并没有事先告诉妻子，他选择了隐瞒事实，怂恿妻子向雅克发出控告，以此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与发泄愤怒的欲望。顺便插一句，本片剧本并非是雷德利·斯科特所写，前两幕的男性视角部分由主演马特·达蒙和本·阿弗莱克合写，第三部分的女性视角情节则由《欲望都市》的女编剧妮可·哈罗芬瑟所写。如此一来，在影片文本内外，都形成了一种男性视角与女性视角产生对比的巧妙关系。要讲明白本片是如何讨论女性主义的，就要先回到电影的形式本身来聊雷德利此次的创作意图。《最后的决斗》最为影迷所津津乐道的，毋庸置疑是它那罗生门式的复调叙事。影片一共被分成了三幕，分别以三个不同的视角讲述了同一件事：恰恰相反，作为一种叙事形式的复调书写，反而是本片最核心立意所在，它提示着历史与事实所可能具有的暧昧性、主观性。英勇而充满责任感的伟大骑士让深爱着妻子玛格丽特，但不公的世道和心怀鬼胎的权贵让伟大的骑士备受不公。
他在战场上救下战友雅克，对方却在背地里泼脏水陷害。和雅克握手言和时，让宣称自己是以国王的名义谅解对方，并且大方地让自己的妻子向雅克施以亲吻礼，彰显自己的豁达。当得知妻子被雅克侵犯后，深爱妻子的让默默抱住了妻子，一句责怪的重话都没有说。
无论是对待妻子、战友还是老丈人，让都并没有尊重对方，只是把对方当做可以利用、能借此获取利益的工具。尤其是玛格丽特，在他的眼中完全就是一个泄欲工具和生育机器，除了拥有名正言顺的夫妻之名外，让对玛格丽特的伤害未必比雅克少。在让的眼里，恐怕玛格丽特与和他那匹等待被配种的高贵母马相比，并无区别。在那场战争中，他才是救下让的大英雄。在王国里，他饱读诗书、风流倜傥，是在皮埃尔公爵门下施展治国抱负的有为青年。在女人们的眼中，他也是一个人见人爱，车见车爆胎的八心八箭纯金大美男，借机亲吻玛格丽特更是再平常不过的风流韵事。反观让，在他眼里就是一个粗鲁的武夫，在贵族们面前毫无规矩，出尽丑态，甚至让他这个朋友都蒙羞。在雅克眼中，集会上的玛格丽特看向他，就好比是晒衣服的潘金莲看见路过的西门庆。郎有意，妾有情，玛格丽特的所有举动在雅克看来都是对他的挑逗与暗示，他更是一片真心相付，何谈猥亵强奸一说。表面上一股挥斥方遒的书生意气，实际上则无比艳羡皮耶伯爵那醉生梦死、花天酒地的生活。他逐渐认同了伯爵将女性完全视为泄欲工具的高高在上的价值观。这些争权夺利、为了自己的名誉和财富而勾心斗角，你死我活的男人自始至终都没有考虑过玛格丽特自己的感受。哪怕是同为女性的闺蜜，都不愿意相信玛格丽特在庭上的辩护。在玛格丽特的闺蜜看来，她赞许一个男人的容颜，便等同于容许对方侵犯自己——于是，第三幕所提供的玛格丽特的视角在前两幕的衬托之下显得格外重要。为了强调玛格丽特视角所代表的真实性和客观性，“The truth”的字幕甚至在银幕上停留了更长的时间，提醒观众注意这个暗示。按常理，这种罗生门式的多视角叙事影片不应该在提供两个单人主观视角之后突兀接入一个真实视角，它无疑消解了悬疑案件真相的暧昧性，甚至是直接对前两种视角下的叙事真实性进行了彻底的否定。但在《最后的决斗》中，将玛格丽特视角下的情节同时指认为是凌驾于个人视角上的某种“真相”，倒还的确产生了一些很有意思的文本表意：刚刚也说了，影片从头到尾，玛格丽特都处在一个极度被动的状态下，没有任何一件事情的发展是她能够左右的。她一直以来都是丈夫、雅克和父亲等男人互相争权夺利、寻欢作乐的筹码、工具，而缺少了被作为一个人看待的权力。这样的人物关系设计其实也是为了尽可能地将玛格丽特这一被伤害的女性角色推导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准完美被害者”的位置上去。前半部分男性视角下的主观想象，和第三幕中玛格丽特视角下的事实，由此构成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视角对比。被动的、从来无法左右命运的玛格丽特视角下的案件情况，既可以说是她主观看到的，但其实也已经相当客观了。第三幕当然不能被直接简单粗暴地解释为就一定是“绝对真相”。我更愿意相信玛格丽特视角下的故事依旧只是一种“相对真相”。雷德利·斯科特是想要表述一种对无法彻底追查清楚的历史公案的看法：重要的不是到底有没有那个真相，而是旁观者对所谓“真相”的态度和理解。(偷吻玛格丽特后，贾眼中的玛格丽特与玛格丽特记忆中的自己对比）玛格丽特的叙述与前两幕中两位男主角的叙述之间无疑产生了很大的冲突。比如雅克以为自己偷偷亲吻玛格丽特，一定会让这个女子内心小鹿乱撞。但在玛格丽特视角下，这一幕却让她眼神中充满着尴尬、委屈与恐惧。又比如在让的视角下，他疼爱妻子，无限度的包容妻子。但在玛格丽特的视角下，故事来了个180°大转弯，得知妻子被雅克强奸的让并没有安慰妻子，反而是想要通过再次同妻子发生关系来宣告自己的主权，发泄自己的怒火。玛格丽特视角下的故事，就像在男性英雄主义叙事逻辑的背面立了一面镜子，让人意识到事情也许存在着截然不同的两个面向。对待同一件事情，强势者的主观回忆与弱势者、被害者的主观回忆也许会截然不同。哪怕后者的表述依然存在争议，依然会显得自私与偏颇，但它毋庸置疑拥有同等的言说与辩驳的权利。这也是我为何在上文用“准完美受害者”来定义玛格丽特在这一案件中的身份的原因。为了给雅克定罪，处于弱势的玛格丽特不得不撒谎宣称自己在与让的交合中能够感受到愉悦（因为只有如此才能证明她没有精神出轨）——当对方以上帝和家庭的名义相威胁时，这样的谎言只能成为弱者求生时的迫不得已之举。借着对时下最流行的女权主义议题的探讨，雷德利·斯科特其实也从更宏观的角度提出了一个更本质的平等观念：性别问题也罢，种族问题也罢，其本质都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在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历史的权力游戏里，他们的声音注定会被遮蔽，他们的观念注定会成为真理与文明的“背面”。但弱势群体的合理抗争之路从来就不该是取代当权者，对权力游戏进行重新洗牌，然后坐下来接着玩。而是应该彻底地推翻这一游戏，提出更合理而公正的历史叙事：所谓历史，所谓真相，从来都应当是复杂、多元而开放的；弱者也罢、强者也罢，都应当被赋予同等的话语权，如此才能最大限度地接近真相。
在女性主义早已成为好莱坞政治正确大军里最泛滥成灾的一股论调的时候，《最后的决斗》依然没能向前跨出那令人期待的一步。如此精致的借古讽今式表达已经不足以对女性当下所遭遇的现实困境做出太及时的反思与回应了。它更像是一个相对遥远的历史寓言，只负责在极端的环境里预演人性的卑劣，而同时遥远的中世纪历史又回避了当下真实的社会背景。这个争议一如当年的《末路狂花》，老爷子当年拍摄此片时就饱受诟病。《末路狂花》和《最后的决斗》一样都为女性主义的艰难觉醒预先张扬了一个过于遥远的语境。这个语境使得影片中的女性主义叙事总是显得太抽象化和符号化。通过寓言所传达的思辨并不能让观众获得直接的、无需太深思便能收获的震撼。不过两者倒是都在男性的批判上做出了很多贡献，毕竟无论女性主义所需要的处理的议题如何随时代而不断变动，父权和大男子主义的问题却鲜少随着历史的进步而进步。
《末路狂花》以女性的英雄主义颂歌反讽了男性的懦弱与犹豫，《最后的决斗》则将男性的英雄主义故事进行反写——忠厚沉稳、英勇无敌的骑士让实际上是个把女人当牲口，把朋友当恶徒，无比爱慕虚荣的贪婪小人。风流倜傥、满腹才华的护卫雅克则是奸淫成性、狂妄自大的虚伪之徒。两个男人因为想要在战争中拯救共同浴血奋战的战友而相识，最后则因为莫须有的尊严与荣耀而相杀。在《角斗士》里，长矛、烈马、重剑与匕首尚且是马克西·蒙斯对抗暴政、追求自由的武器。到了《最后的决斗》里，雷德利·斯科特则将同样的兵刃化作了对男性那过溢而偏狭的阳刚之气的辛辣讽刺。不过这种对男性“普信”问题的讽刺，依然不能让历史重新发生。讽刺过后，更值得被追问的问题是，那些如同玛格丽特一样遭受不公的女子命运将会如何。在影片的末尾，雷德利·斯科特用字幕的形式给这场硬核女权发言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让·德·卡鲁日数年后在十字军东征时战死，玛格丽特以卡鲁日庄园夫人的身份，享受了三十年荣华富贵，她始终不曾再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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