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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友酷爱传统文化，认为只有儒家的仁义礼智信能够拯救救中国与人类。并同我说，十八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大思想家伏尔泰（1694年～1778年）批评基督教而推崇儒家学说，在书房悬挂有孔子的画像等等，以此来证明西方的大思想家也推崇我们的儒家学说。而类似的言论在网上正复不少。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张西平教授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时所言：欧洲18世纪对中国的接受，是因为两个社会发展的阶段、信仰的方法和对象不一样造成的，中国为欧洲提供了走出“中世纪城堡”的思想资源和社会榜样。 这一方面说明欧洲18世纪对中国思想的接受，是从自身发展需要出发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从现代性角度加以理解。把18世纪“中国热”完全说成“郢书燕说”并不全面，18世纪中国是欧洲的榜样这是一个历史事实，西方正直的学者也是承认的（《张西平：伏尔泰为何将书房命名为“孔庙”？》中国新闻社 2021年6月17日）。18世纪的中国果真是欧洲的榜样吗？让我们看看启蒙思想家伏尔泰是如何说的吧。伏尔泰生于康熙33年，卒于乾隆43年。同年，卢梭去世。两年前的乾隆41年，休谟去世。也就是说，在康熙、雍正、乾隆统治的大清王朝，是当时欧洲学习的榜样？事实果真如此吗？如我们先来看伏尔泰是如何看待孔子与儒家学说的。《哲学辞典》之《论中国》：我认识一位哲学家，在他的书房里悬挂了一幅孔子画像；他在这幅画像下边提了四句诗：圣人言论非先觉，彼土人皆奉大成(孔子被封大成至圣先师)。这位哲学家便是伏尔泰。可见他在书房里悬挂孔子画像是事实。我钻研过他的著作；我还作了摘要；我在书中只发现他最纯朴的道德思想，丝毫不染江湖色彩。他生在我们俗历纪元前六百年。他的著作经过中国饱学之士注释，倘若他所言不实，倘若他犯了一处编年错误，倘若他谈过一位实际上并未存在过的什么皇帝，怎么会在一个博学的民族里竟然没有谁来改正孔夫子的纪年学呢？中华民族在伏尔泰眼中，是一个博学的民族。读到这样的评价，身为中国人，我也十分的开心。他还说：“中国人在道德和政治经济学、农业、生活必需的技艺等等方面已臻完美境地，其余方面的知识，倒是我们传授给了他们的；但是在道德、政治经济、农业、技艺这方面，我们却应该做他们的学生了。”……对神最诚恳的敬意就是有德：就像大圣尧帝说过的，一颗纯洁的心就是神的最美的庙堂。在中国儒家各学派里实实在在并没有人宣传无神论；但是却有不少的无神论者，因为他们都不过是些并不怎么高明的哲学家。可是，跟他们一道在北京生活，浸润在他们的文雅风尚和温和法律的气氛中，却比在果阿宗教裁判所系身囹圄，最后穿着涂满硫磺、画着魔鬼的罪衣出狱，丧命在火刑架上，更妙得多。假如我能见到伏尔泰，我会请教他，有清一代制造了一百多起的文字狱，请问，这能称得上是“温和法律的气氛”么？对此，王燕生先生在《译者前言》中说，“伏尔泰对中国特别推崇，在《论中国》一文以及其他许多文章里，常常肯定中国的长处，来讽喻西方的一些在他看来是很愚昧可笑之处。我们在西方作家中还很少发现像伏尔泰笔下这样同情中国的作家”。请注意，王燕生认为，伏尔泰“肯定中国的长处”，是为了来“讽喻西方的一些愚昧可笑之处”的。对此，美国著名历史学家卡尔·贝克尔（1873～1945）在《启蒙时代哲学家的天城》一书之第四章《对于后世的运用》中有详细阐述：这些“哲学家”（指马布利、休谟等，当然包括伏尔泰）并不是坐在冷清清的象牙之塔里从事思辨的专业哲学家，而是以从基督教的哲学以及支持它的种种可耻的事物那里夺回来人道宗教的圣地为己任的十字军。指导他们思想的动力是：人类已经被虚假的学说所腐蚀了、所出卖了。他们主要的事业就是要砸烂这些虚假的学说。而为了这样做，他们当然就必须用与之相对立的学说、与之向反的思想来迎战基督教的学说。在第三章《新史学：用前例教哲学》中，他又有这样的表述：哲学家-历史学家们就动员了所有这些更幸福的时代和民族来为理性和常识服务：quatre ages heureux 的见证、英国人的见证、“我们英勇的美洲人”的见证、“智慧的中国人”“高贵的印第安人”和“善良的野蛮人”的见证——所有这些令人信服的见证现在都可以欣然用来反对那些基督教的世纪，用来驳斥他们和打击他们。也就是说，伏尔泰眼中“智慧的中国人”并非惟一用来攻击基督教的中世纪的武器，它们还包括“高贵的印第安人”“英勇的美洲人”和“善良的野蛮人”等。如此说来，“18世纪中国是欧洲的榜样”并非一个历史事实，而是被这些启蒙思想家拿来攻击基督教的中世纪之一件武器！否则的话，那“英勇的美洲人”“高贵的印第安人”“善良的野蛮人”岂非都成了18世纪欧洲人的榜样了？明白此，就会对我们自身与这个世界，有个清醒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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