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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能够引发思考，有时候烂文章也能引发思考。 前日有学者群里转了一文《曹德旺：科技不是第一生产力，信仰和自由才是》，虽然文章明显并非出自曹德旺之手，有拼凑嫌疑，但它引发我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思考。 作者想表达信仰和自由的重要性，但结论过于轻率了。信仰和自由既不属于生产力要素，也不属于生产关系范畴，而属于上层建筑，它影响着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组成的经济基础，也被它反作用。
小平同志1988年提出“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不仅对国家、社会适用，也对企业适用。 组成生产力系统的要素，包括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除了科技，人才、土地、生产工具、原材料、以及信息、数据，都是生产力要素。 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形式、劳动者在生产中的地位和相互关系、产品分配方式三项内容。我们这些年常常讨论的民营企业的活力、合伙人机制、赋能、“给火车头加满油”、“让火车节节有动力”等等，都是在生产关系上的进步，让组织更加有活力。 科学技术上的发明创造，会引起劳动工具、资料、产品服务和劳动者素质的深刻变革和巨大进步。科学技术既能够渗透在生产力各要素中，应用于生产的全过程，提高生产力水平，也能为劳动者所掌握，可极大地提高劳动生产率。科学技术还能应用于生产的组织管理，大幅度提高管理效率。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技术是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重要标志，就是第一生产力。 纵览历史，100多年前电气技术、汽车技术兴起时，爱迪生创办GE、福特创办Ford，如今的IT和移动互联技术、新能源技术兴起时，Google、Facebook、Tesla、BAT和美团滴滴等创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每一轮的新科技产生都会推动新兴企业雨后春笋般出现，这就是对“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最好诠释。同时，这些企业无一例外，注重管理，寻找到适合自己企业和领域的管理方式（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相互促进， 华为，曾经在1998年访问GE，在GE面前就是一个“丑小鸭”，既无技术，也无资金人才，但不断学习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属于企业的生产关系），历经30年却实现逆袭，发展成为世界级的技术驱动型公司。 字节跳动，不仅通过数字化技术，以新的生产力带来行业的剧变；也通过“飞书”，让组织沟通和管理、执行更加便捷高效，进而凝聚了生态系的众多企业，对生产力也必将起到催化和促进作用。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反过来也影响生产力”，这句话放在企业层面依然适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企业发展的“双螺旋”，相辅相成，缺一不可。任何一条“链”发育不良，企业无法健康成长。
经营企业的过程，就是不断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过程。 当数据成为变成了企业的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力，就呼唤与之相适配的生产关系了。因此，企业数字化转型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自我变革，变革的本质是更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 数字化打破了原来的信息隔离和垄断，使得人和人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的变得更透明、通畅，推动组织变得更加扁平，有利于减少“公司政治”，产生了包括阿米巴、自组织、共创共享的合伙制等新的生产关系。 透明扁平的组织，又给新的生产力的酝酿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也更容易形成更有凝聚力的组织信仰，包括使命、愿景、价值观、文化。
任何一个有生命力的组织，既需要经济基础，也需要上层建筑。 近40年，无疑科技、管理已经得到了企业的重视。企业作为经济体，经济基础固然重要，然而，绝大部分企业都忽视了企业的上层建筑，包括使命、愿景、价值观和文化，简言之就是组织信仰和“意识形态”。 组织没有“魂”，怎么可能走得远呢？正反例证都俯拾皆是。 看看宣布拆分的GE、被打压却越挫越强的华为、经历跌宕起伏的阿里，以及正处风口浪尖上的联想，就能明白科技（生产力）和管理（生产关系）、经营状况（经济基础）和组织文化和信仰（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 通用（GE），产业覆盖航天、能源、医疗，我们不能说它缺乏技术，但是缺少了强有力的组织信仰，仅仅是追求财务成长，必然沦落到今天的地步。 华为，如果没有当初“三分天下，华为得其一”的痴人说梦般的愿景驱动，以及“削足适履”般的学习西方先进管理，恐怕即便错过了摩托罗拉的收购，也会将自己卖给另一个世界500强？ 阿里，起初并无什么技术，但靠着“让天下没有难做的生意”的组织信仰以及“三板斧”、“政委文化”等能力和文化建设，短短22年，在数据科学、云计算上的投入，让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经济基础（经营状况）和上层建筑（组织信仰和文化）相互促进，企业取得如今的地位。 奈飞（Netflix），从租售录像带，到今天的数字新媒体，几次精准把握新技术的发展趋势，成为世界领先的企业。但谁又敢说《奈飞文化手册》所强调的愿景、文化、价值观，以及先进的管理方式，对它的发展不是至关重要呢？ 联想，既缺乏在技术的长期投入，也没看到像华为、阿里那样强烈的组织信仰和使命愿景，遭遇今天的境况，并不意外。
2002年，吴敬琏先生在《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5月）一书中指出： 一个国家，一个地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快慢，不是决定于政府给了多少钱，调了多少人，研制出多少技术，而是决定于是否有一套有利于创新活动开展和人的潜能充分发挥的制度安排、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 在中国改革创新进程中，制度创新和文化因素发挥的作用特别重要。因为我国原来是计划经济制度，抑制了创业人员的主动性、积极性，要把这个制度改成一个能够充分发挥创业者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制度，这个任务非常艰巨，由谁来做呢？政府责无旁贷。好的制度建立了，人才、技术、资金等就比较容易具备了。 有人会问：那技术与制度，究竟孰重孰轻？小平同志和吴敬琏先生的话看似矛盾，其实都没错，因为吴老的话有个历史背景。不从哲学层面思考这个问题，很容易放大吴敬琏先生这句话的适用范围，误以为“制度重于技术”在任何背景下都正确。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相互制约、相互促进的矛盾统一体。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 “ 手推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英国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由于先进的雇佣关系，引发了科技的进步，让英国率先进入了蒸汽时代和电气时代。 最后，还是回到企业层面。 人才、生产资料、生产工具、信息数据，都属于生产力要素； 所有制、公司治理、人才的地位和相互关系、分配方式，都属于生产关系范畴。 二者像一对双螺旋，既能匹配、互补，又能分离、复制，企业才能持续健康成长。 企业，作为经济体的重要组成，首先得活下去。经济基础一旦不能支撑，梦想再大，也是海市蜃楼。乐视，算是个例子。 如果组织仅追求经济基础，缺乏上层建筑，只顾经营赚钱，缺乏信仰和文化，就如同只有肉体、没有灵魂的人。这样的组织，像个没有“灵魂”的赚钱机器，虽然也有其价值，但如果我们将组织视为生命体，它只能算是进化树上的一种“低等动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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