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 | 王裕华：历史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发展：宋朝精英的转变

历史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国家发展：宋朝精英的转变

编者按：

本文以中国历史上的国家机器建构为案例，对传统国家理论提出的经济发展和战争两个解释要素的解释力提出质疑，继而引出一个新的框架——精英群体的保护行为选择和利益层次——作为解释。尽管在论证和理论结构上存在一些不完善，作为国家建构理论的新的探索，本文颇具匠心和新意，能够带给读者诸多启发。

学人简介：

王裕华，哈佛大学政府系副教授

文献来源：

Wang, Y. China’s State Development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 Newsletter of the Organized Section in ComparativePolitics of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9(2), 50-57.

作者王裕华教授

引言

中国在国家管理上是先行者，比罗马帝国早几百年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在七世纪，中国的GDP占世界的四分之一，成为第一个使用科举制选拔官员的国家；在那个时代，西欧正在经历断裂核危机，欧洲的精英选拔制度也直到十九世纪才出现。

在马克斯·韦伯的论述之中，中国的科举考试也成为了其关于官僚制定义的重要部分。本文旨在通过长时段历史考察理解中国国家发展先于世界的影响因素，并尝试解释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国为何在二十世纪衰落。考察中国的国家发展，经济发展和战争两个传统的解释要素失去了解释力，本文提出用科举考试制度给中国精英阶级利益群体组成带来的变化来解释中国国家能力的发展和之后的衰落。作为本文的写作意义，对历史中国的国家发展的解释能够帮助理解当下中国和众多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境况，为之带来启示。

中国的国家发展和衰落

图一展示了中国国家财政的历史发展，上方的图表代表主要财政政策的演化。对财政政策的编码按照历史学家的评述（作者主要参考的是王者于1981年写作的《中国古代财政史》一书，并将其中被认为有助于增加税收的政策视为增加国家力量，反之则视为削弱国家力量），将有助于增长国家力量的政策赋+1，削弱国家力量的赋-1，其余的赋0，进行计算。

下方的图表则代表人均税收值（有关税收和人口的数据主要来自于2008年出版的梁方仲先生作品《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两表都说明了中国财政能力在十一世纪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减弱，在二十世纪初衰落。将之与十一世纪和二十世纪的英国比较，二者优势弱势的易位是令人震惊的。图二呈现了中国、欧洲、伊斯兰国家统治者的在位时长的变化。尽管国家能力减弱，中国历史上的帝王在位的时间反而变长了。

对国家发展的经典解释

国家理论认为国家机器的发展来自于对发展的经济和战争动员需要的反应，但是这两个要素无法解释中国的例子。

经济发展：现代化理论预言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会对国家提出更多要求，国家机器在对这些要求的反应之上发展公共物品和服务，进而扩展对财政和税收的索求。在中国刚好相反，十六世纪之前中国一直是世界经济和科技的领路者，欧洲在十九世纪才赶超中国，只要稍加思考便可以知道，中国的经济衰败是在国家衰败之后出现的，或者说中国的经济（欠）发展是国家（欠）发展的结果。这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的观点——国家需要保护私有财产并提供安全的环境来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发展——是相符的。

战争：对内和对外的战争都能塑造国家。按照蒂利的观点，欧洲国王为了应对越发昂贵的战争而不得不从社会攫取更多资源，建立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来管理国家财政，将地方武装纳入国家军队。内部战争导致的激进的资源再分配也可能引发精英阶级的广泛同盟，从而塑造一个强力的国家以保护精英的利益。中国在这段时间里经历了比欧洲更多的战争，且如果真如战争解释所说，我们应当能够直观地观察到争端结束之后国家力量的增强。图三呈现了中国在这期间的内外战争。这对蒂利的解释是一种挑战：十二到十三世纪对外战争的高峰期正是中国增加国家力量的政策减少的时候，十四世纪中叶到十九世纪末内乱频发的时候，却又是税收持续下降的时候。

精英转变和国家发展

十一世纪是中国崛起和衰落的转折点。这一时期在北宋王朝的统治下，面临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1065年，战争防御开销消耗了国家百分之八十的收入，导致其陷入财政赤字。四年后，宋神宗和王安石开始变法，希望加强国家财政能力并建立国家常备军。改革尝试全国，清丈土地，核实土地所有者，打击地主阶级逃税来增加政府收入，同时通过去私兵来强壮国家常备军。最终在旧党攻击和人民反对之下，王安石免职；哲宗即位之后高太后垂帘听政，改革政策尽数被废。这是蒂利无法解释的：为什么面临外敌威胁，精英会反对国家建设。

购买还是制造：本文理论架构的起点是精英需要保护：对内外威胁的防御，应对灾变冲击的保险，解决纠纷的正义程序，在危机中保护人们的社会政策等。精英可以通过交税向国家购买这些保护，也可以通过社会组织，例如宗族，来自己制造保护。公共保护体现规模经济，增加每一单位保护的边际支出是很小的，因而要保护一个较大的空间，购买公共保护是更廉价的选择。

私人保护有单位开销，因为其竞争性和排他性，对每一单位的保护需要支出一样的价格。如果精英只需要保护很小的地域，私人保护是更经济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支持私人军队的边际支出远小于寻求国家军队所支付的税款。况且制造自己的保护也能使精英在国家之外获得自主权。这说明精英对国家建构的层次的选择依赖其社会网络的地理跨度，而这种跨度也决定了精英的利益究竟是广泛的还是局限的。

从广泛的利益到局限的利益：借此理解十一世纪的中国。七世纪到九世纪，基于庞大宗族的世袭贵族统治中华，官僚体系中的官员基本来自于这些宗族，这些宗族的男性后代继承其父亲的爵位。尽管这些宗族分布在全国各地，核心男性成员通过联姻组成精英联盟。在唐代，这些精英基于首都组成一个自我延续的利益团体。因而在十一世纪之前，统治中国的精英构成一个民族范围的网络，有建立强大中央来保护自身利益的动机。黄巢起义占领首都，并杀死了贵族的大半成员；那些原本在官僚体制中位居次座的地方贵族家庭填补了因为贵族的灭亡带来的真空。

这之后，宋朝统治者引入科举制作为选拔官僚的替代方法。在当时初试的资格来自于地方士绅的举荐，而地方贵族正谋划着通过和当地富商联姻结盟，实现声望、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本的交换，科举制于是成为了他们实现这一计划的助力。许多地方化的精英继而进入中央政府，带着地方利益的考虑参与到中央事务之中，他们开始组成亲属团体，任人唯亲，假公谋私，他们的亲属成为地方豪强，组织军队，修筑堤坝，资助学校。在帝国时代的晚期，这些精英成为一个局限利益群体。

当这些精英的社会网络变得地方化，他们同时变得碎片化，跨地域的共识难以达成。碎片化的精英为专制的君主提供机会，因为君权能够更好地分裂精英；历史上宋朝恰好就是君权加强，相权衰落的开始，十四世纪明代之后这一趋势进一步加强，这也解释了帝国统治者统治稳定性加强的原因。专制君主和追逐有限利益的精英形成了一个均势，统治者感到安全，精英乐于利用国家来保护地方利益，享受他们的自主性。但这种结构造成了中国国家的逐渐衰落。

结论

中国的历史经验带给我们理解当代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启示：对许多面临现代国家建构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许多的政策干预来自于国际组织，诸如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会，但就中国的国家建构经验而言，能够打破地方精英阶级利益圈和传统权威的社会革命也许才是他们苦苦寻觅的灵药。

政志观察

编译/方腾逸

审核/李致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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