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商贾云集的汉口友益街上，有诸多闹中取静的巷子（里弄），其中有座占地面积大，房屋众多，一主一次二支巷道通马路的里弄；主次巷分别连接友益街、二道支巷分别连接车站路，现有临街铺面47个（车站路上33个、友益街上14个）。这条巷子就是友益街上修建较早，紧邻大舞台（人民剧院），紧靠大智门火车站的辅堂里。 平静整齐划一的里弄，也有不一样的故事，辅堂里在“文革”期间名声较大，源于无意间的体育锻炼。  辅堂里里弄大，居住的家户人家众多，“文革”时，家长学生各自闹“革命”， 闲杂人员较多，那些没参加组织的人，统统归称入“钢八司”。没书读、无工做的人，成天待在家里无聊的很。，闲暇之余的年轻人，常凑到一块喜欢谈新闻，偶说国家大事。久而久之，兴趣相投者常聚一块，说东道西好不热闹。  那年，利济路的冯强顺召集多条街的弟兄，扬言绞死泥巴、宰杀金条等......还口出狂言，要踏平车站路等多条街巷里弄，还曾多次找上门寻衅滋事，年轻人火气旺，哪咽得下这口气，泥巴金条等经商议立马揭榜，不久率领人大队马直抵其老窝-利济路。 利济路的冯强顺等人也不郎当，立马带领几条街的兄弟临街阻截，盛气凌人，大有大开杀戒之势。据说冯是坐在三轮车上，手握钞票招摇过市地鼓劲。有人还说，看到他是脚蹬一摞钞票沿路吆喝，此话虽有些虚，难以使人信服，但足以说明其架势之凶。那天上去的有：车站路的泥巴、公安路的金条、球场路的菊丫等，各路豪杰带领兄弟纷纷前往挑战,大有踏平利济路之势。据说在利济路电车场附近形成对决，上千人围在一起群斗，惊动了公安及相关部门。  下面谈谈辅堂里前世及创建人：辅堂里于1902年破土动工，1905年落成，为两层砖木结构的石库门住房，102栋占地面积2187平米，典型的长方形主次巷道型结构的里弄，即一条主巷道与城市街道相连，较宽的巷子为次巷，较窄巷子称为支巷，支巷与主巷相通，主巷两侧为山墙，住宅大门均面向次巷，后门则通向支巷。辅堂里主巷长152米，宽4.6米，次巷长49米，宽3.7米。形成一主四次四支的巷道格局。住宅结构大门入口 天井 堂屋 楼梯间 后天井 厨房（楼上基本一样；亭子间上面是晒衣服的凉台）。 上世纪二十年代初，在的老武汉人眼里，1905年落成的辅堂里，是这条街诸多石库门中数一数二的佼佼者，其建筑风格乖巧舒适、简洁实用，其周边公共配套设施又齐全：商店、餐馆、剧院、车站、旅店应有尽有。还都属于那种闹中取静宅子，近百年来，已成人们居家休闲工作的首选之地。这独门独户，居家系达官贵人较多。紧邻权贵者居住的豪宅，又位于属法国租界管辖区，与相邻的京汉小道上的“华府区”上的河南棚子，形成天壤之别；清一色式样的楼房，整齐划一的巷道，凸显一个好字。  对于辅堂街等街如何划归租界区，这里需要解释一下：1896年清政府与法国签订《租约》将汉口河街俄顺丰码头西北面处的187亩土地，划为法国租界用地，由法国政府行使管辖权。友益街原属于华府“模范区”（中国商人投资并参照上海石库门所建，系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这种中西交融的里弄房，泾渭分明整齐划一，其目的是与租界中的洋房媲美的一批样板区，史上称之为模范区）。后因法国政府，向西北方向，包括大智门车站扩大租界，几经商议，清朝政府最终让步同意，法租界向西北扩大，但与大智门车保持一段距离。这样一来，除原友益街（大智路至黄兴路）仍在华府区内外，辅堂街（黄兴路到车站路）和北段另一截（车站路至一元路，法国人后取名为马尔纳街。）辅堂街和马尔纳街均被划分入法国租界。 1946年民国政府为了便于管理，这才将原友益街，辅堂街和马尔纳街统一改为“友益街”,其名沿用至今。  因此，他在二十世纪初的房地产开发热中，开发了这座辅堂里和不远处的辅仁里（现中山大道）。财大气粗的刘辅堂进入地产界，那是如鱼得水，而且还水到渠成。刘辅堂的主要帮手有同宗湖南人刘麟郊、刘峻周和刘麟郊的徒弟朱紫桂和其子刘子敬。 刘子敬用不着象刘歆生那样，少年时期栉风沐雨忍饥受寒。也不用象汉口大多数从底层干出来的财东那样，带着幼而失学的遗憾，让自己的子侄辈来实现自己读书的梦想。他很顺利地读教会办的“文华书院”，如果他要一直读下去，后来是否会留在工商界还难说。然而正在他“一锅饭要上汽”的节骨眼上，1905年他21岁那年，他的爹，刘辅堂死了！  这一来，老人们感动了，私下里，他们几乎把自己当成刘家王朝的“顾命老臣”，口口不离“鞠躬尽瘁，辅佐幼主成就大业”。后来事业上果真有了巨大的发展，足实证明了刘子敬“初登大宝”之际时的方略是正确的！那些老人和刘家班底确是真心实意地帮了他一把。刘氏产业刘从辅堂时期的200万两白银，到刘子敬时期扩展至800万两，如没有人的辅佐，那是万万办不到的。 这也说明刘子敬的精明之处，说明他是个很有商业眼光的人。他充分利用前辈创造的条件，却不拘泥于前辈的成法：他继承了遗产并未坐吃遗产，而且看准机会，大大拓展业务范围，四面出击，遍地开花。所以能在短期内就一步步地实现飞跃。 刘家昆仲四买办，华洋互动财源翻。 黄金十年大发展，缔造中部大武汉。 在时兴华商在洋商处“挂旗”的年代，这使他们获得了优于其他买办的发展条件。那段时间里，汉口经济的发展很快，其对外贸易总额，占全国贸易总额的10%。 但条件不等于商机，刘子敬的聪明在于他对商机的把握，是他，抓住辛亥革命前后汉口房地产开发的热潮，大量投资房地产，拥有了上百栋铺面及房屋。除他爹建造的辅堂里外，刘子敬还兴建了辅义里、辅仁里、辅德里、方正里、景福里等上百栋房屋。这些房产，使刘子敬每年有3万多大洋的收益。如虎添翼的是，这些利润不光可用作抵押和贷款，还能加速实业快速的发展。他在继承发展了父辈的事业后，又巩固发展刘氏集团茶叶市场的地位，同时还涉足经营蛋品及纺织行业，这就是精明刘子敬的独到之处，他一次又一次涉足新领域，一次又一次大手笔运作，其家族事业，如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  翻开当年汉口外国洋行或外资企业的相关资料，不难发现：外商那时候办的所谓工厂，也不过是蛋厂、牛皮厂之类。刘子敬跻身蛋品生产和出口，很明显的客观效果是 “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致达到 “学习洋人挤对洋人”，为敢想敢为的中国商人，树立了良好的榜样。就像汉口另一个姓刘的商人—刘季五，在英租界开办打包厂一样，虽然当年是在被洋人“掐着玩”，还被掐去了不少油水，客观事实上却挤占了洋人的市场上份额，为新兴的名族工业奠定了一定的基础。这就是一部分洋买办，在学习洋商人后，又进行独自试探，这就是民族工业雏形即“独立作业”的开始。 说到纺织业，自张之洞办“布、纱、丝、麻”四局以来，一直就是工商界公认的一块肥肉。但真正能顺利地发展，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期间，洋人忙于应付欧陆战事之时，而刘子敬则羽翼丰满，正逢“春秋鼎盛”时期，他不失时机地涉足入纺织行业，砥砺前行，还步步稳健而且都踏得很深。在组建“震寰纱厂”(解放后的“五棉”)时，他是出资最多的股东，因此担任主任董事。  财大气粗的刘子敬，看到英国人带进汉口的第一辆小轿车时，刘子敬就敢马上跟进，连车牌号也抢了个“2”号。他家私宅中，上下佣工、先生等多达30几个，夏日到庐山避暑，私人别墅里的家人、下人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他的私家游艇，打猎会友……均出手阔绰，当年在大汉口无人匹敌。 如此一个能挣会花的大亨，他的基业该是稳固的？在瞬息万变的商海风云之中，他应该运筹帷幄，有进退自如。谁能想得到，偏偏就是他，这个使一些人切齿痛恨，又使一些人感恩戴德的刘子敬，最早败下阵来，而且一败涂地，直到孤寂地愁死庐山别墅之中。  注：刘子敬 湖北夏口（今汉口）人，祖籍山西。曾就读于夏口商业学校。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任阜昌洋行买办，后又兼俄华道胜银行、花旗银委、德华银行买办。民国成立后，创办发华、发记等四家蛋厂，并在汉口成立中华制蛋公司。1919年与刘逸行创办汉口震寰纱厂（国棉五厂）。次年独资开设义隆公司，专营进出口业。不久创汉口义隆油厂，后又经营房产，并与人合伙开设钱庄。1928年因经营不善失败而破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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