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方便书迷，本文提供音频，让眼睛休息，值得拥有：  文学的价值性和功利性——在嘉陵作协年会上的发言 （2021年12月12日星期日） 前天下午突然收到通知，嘉陵作协年会议程的最后一项，竟然是要我发言。实话实说，当时心里很慌。我有何德何能，可以在这么多大家和爱好者面前大放厥词？ 但后来转念一想，作为主管意识形态的区委宣传部的干部，不出面、不发言，十分不妥。 于公，必须要体现对嘉陵作协的重视和支持、对重要来宾的尊重和仰慕，表达对我区文化事业的肯定和认可、对文学爱好者的敬佩和期望。于私，这也是一个难得浮出水面、走上前台的绝佳学习机会，能够在如此重要的场合向大家汇报思想动向，也是一件幸事。 作为一名文学爱好者，很久以前，我就试图思考文学的价值。我们从事文学创作的目的和动力到底是什么？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昨天下午，正好和一好友谈及此事。我的想法是，文学不应该以单纯的求名求利为目的。 不要把眼光单纯地放在“稿费”上，毕竟在信息爆炸的当代，付出时间和心血换来的两三位数，甚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稿费，对于很多人而言，有这样的时间成本，远远不如打麻将、钓鱼、唱歌、喝酒换来的情趣和欢愉。 也不要把眼光放在“出名”上，毕竟在海量资讯的当代，很少有人能够通过几篇文章一夜爆红，除非是负面劲爆消息。即便是，热度过后，照样赶狗过街，无人在意。 还记得2013年11月，嘉陵作协成立，在凤垭山召开大会，在南充已经久负盛名的蒋川龙、黎杰两位作家，安排我简单写个欢迎辞。 短短320多个字，我特意写了一段对于文学价值的理解：“文者，其一状物，其二寄情，其三言志，其四经世，皆外溢华章，内衬心性，以文载道，以字承情。” 同时，也表达了对作协的期待：“然则驭文之术，虽各有所长，而察文之义，则所见略同。余等执非同业，居非同所，而以文聚合，皆志趣相投之故。作协初衷，在所纽带文友，交流翰墨，存异求同，助兴文坛，而非利益往来者。” 如今八年过去，回头一看，嘉陵作协的成长经历，所取得的成就，让人十分欣慰。 文学的作用到底是什么？ 前段时间，我就在想这样一个命题：我们只所以不断努力学习、不断展现自我，就是为了和更高素质的人对上话。 通过文字，可以实现这个梦想。不断地刷新自己在身边人心目中的印象，不断探索和总结未知，不断提升自我境界。 写得越多越深，你会觉得，心胸越来越开阔，朋友越来越纯净，眼界越来越纯粹，思想越来越轻松，即便是应对困难和问题，也会越来越从容。 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文学改变命运。 当代中国文坛的一位重要作家阎连科，在谈到走上文学之路时，就毫不避讳地说过：“我最初写小说时，目的非常明确，那就是为了逃离土地。为了离开贫穷、落后的农村，和路遥笔下的高加林一样，为了到城里去，有一个'铁饭碗’端在手里”。 而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女作家张抗抗，不是因为她的创作成就和文学思想，而是从她那部小说《分界线》的作者简介中了解到，张抗抗因为创作该小说，从下乡的北大荒调到了哈尔滨工作。 张抗抗的这一经历让阎连科有所顿悟，原来，写小说是可以改变人生命运的。对于阎连科这样一个没有上过大学、没有任何背景的农村青年来说，通过文学创作改变自己的人生之路就成为最可行的一条道路。而阎连科的每一步台阶，几乎都是文学创作给他铺就的。 正像他自己所说的，“文学那时候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功能就是敲门砖的功能”。我们不应该批评阎连科将文学等同于敲门砖，这似乎让文学丧失了其崇高性和神圣性。相反，我们应该感谢他的坦诚，让我们看到了属于文学的真实的一面。 当然，就像阎连科本人所表达的那样，文学的功能在他那里不断地得到升华。作为著名作家的阎连科，现今的文学对于他来说，早已经失去了作为“敲门砖”的功能，而升华为一种创作，一种思想和情感的表达，其个人境遇和思想境界的提升，也必然带动文学功能的提升，当年那种赤裸裸的生存欲望也就提升到更高的目标追求。 实际上，我们确实可以通过文学获得财富。 借助于文学获得名利的作家大有人在，这在中外文学史上都不鲜见。巴尔扎克就是非常典型的一个文学巨匠。 穷困潦倒的巴尔扎克最终选定了文学作为自己的事业，并以极其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在短暂的有生之年里为人类留下了皇皇巨著《人间喜剧》，137本，一千多万字，至今无人企及。 但我们不能忽视的是，给予巴尔扎克巨大动力的除了他对文学的狂热，还有高额的债务。可以说，是高额的债务让巴尔扎克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完成了九十多部小说，而且多部成为文学史上的经典之作，而他本人则因为精力和体力的巨大透支而50岁英年早逝。
因此，没有生存上的压力，就没有今天世界文学史上的巴尔扎克。在这一点上，阎连科和巴尔扎克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而巴尔扎克巨大的文学成就并不能掩盖他当初颇不体面的创作动机。 当然，如果巴尔扎克始终关注于自己的债务和经济处境，也不会有后来的巴尔扎克，真正让他在世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一席之地的，是那个甘当“法国历史书记员”的巴尔扎克。 我在青少年时期，对于文学的内容，曾经有过一个天真的念想，那就是文学绝对不要触碰政治。我们见过太多的文化人想要挑战政治家的学识和权威，无一不是头破血流，甚至死状凄惨。 那时候的目光短浅，总觉得涉政文章毫无生趣，令人昏昏欲睡，远远不如生动的故事、散文、诗词来得鲜活。以后年龄渐长、阅历渐多、经历渐丰，越发开悟了这种论断的短浅和局限。
这世间，哪有脱离政治的所在？家国自来不可分离，唇亡而齿寒，人不能忘本。 想必，你一定见过，那些脱离尘世、远在深山的庙宇。你也一定见过，那些穿缁衣的道士、着袈裟的和尚，他们看起来六根清净、超脱物外。同时，你也肯定在他的生活环境中见过，在香烟袅袅中飘扬的国旗。 “尘世之外”尚且如此，何况你这只言片语，充斥各种人文环境的小小文学。 选择逃离，不如选择直面。政治这东西，无处不在，无可遁形。即便是你并不喜欢他，但换一个角度说，就算是批评、责怪、质疑，又何尝不是一种偏爱和促进。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了一本书，完全影响了我对文学创作的看法和设想。那是清代苏渊雷先生编撰的《经世文鉴》，凌一鸣先生1998年进行了编校。 让我深受感悟的，不只是这本书中搜罗的为政、用人、兴利、治学、御敌、应变等六大部分148篇天下奇文珍品，还有他那只有一千个字十分简短的《序》。 古人云：文以载道，道至而德生。无道之文，纵辞章华美，格律谨明，法式熟谙，关节妙通，然美则美矣，总难免转为空疏，流于浅薄，此实乃世间腐儒小人之文，平生但知：雕虫笔砚，笑傲风月；舞文论墨，虚誉斯人，笔下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
譬如汉代杨雄，以文章称世，而屈身王莽，不免投阁而死；战国赵括，纸上谈兵，无人可及，临阵受任，毁家亡国。顾不明治体，不通政术，与经世致用、兴邦立业之大道，相去甚远。 是如此之文章，即使皓首穷经，学贯五车，予己予民，予家予国，亦复何益？ 反之，载道之文，落旨致用，字字千金，句句深远，寓意无穷，其出神入化者，有如昔日赵普所称：孔子半部《论语》可以治天下；管仲一篇《牧民》助齐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终成霸业。而韩非《五蠹篇》务除浮淫之意，力图富国强兵，盖为秦王朝第一次统一中国奠下了坚实基础。
此外，汉武帝用董仲舒的《对贤良策》；唐太宗纳魏征《谏太宗十思十渐疏》；皆立盖世之奇功，更有《贾谊陈政事疏》《苏轼上神宗皇帝书》《陈亮中兴五论》《王守仁拔本塞源论》《史可法请颁讨贼诏书疏》《彭玉鳞力阻和议片》《章炳麟讨满州檄》《孙中山上李鸿章书》《杨昌济西洋立身篇》诸此种种，无不震撼一朝，称誉万代，成为后世仁人志士所当借鉴必读之文。 是此堪称：一篇文章改变一个朝代，一种思想唤醒一辈凡灵。真正有价值的文学作品，一定会描绘心迹，记录时代，启迪当下，兼顾长远。 既然识破了文学，是不是就必须要为其奉献全部精力和热情？勤快也罢，随性也罢，因人而异。
我自己实际上是一个矛盾综合体。说我勤快吧，近几年从来不投稿，仅仅是“被点杀”约稿，虽然书上经常见到作品，但报刊杂志上几乎从不露面，而且很多时候写成的作品，署名却并不是自己。 说我懒惰吧，每天又至少要写个三五千字，一年下来，也有百万字，甚至已经成为一种生活习惯。
我们完全没有必要如同巴尔扎克那种，几年时间争分夺秒写出一百多本书，以至于五十岁不到，就油尽灯枯。我认为，写作是一个欢愉的过程，写得多也好，写得少也好，首先要让自己高兴、让自己乐意。自己高兴了，别人才有可能高兴。 言长纸短，十分庆幸，是文学这个共同的爱好，让我们在座各位走到一起，有了交流、有了合作、有了互动，进而成为生活中的朋友。 生命有终结，文学无止境。特意准备了上述三千赘言，与大家共勉。 祝愿身体健康，创作丰收，顺心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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