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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一枚纸月亮 小木匠揣测我不喜欢他的原因是他不够时髦，很多次，他刻意打扮得很时髦的样子，来到我代课的学校。 我安静的教室外响起刺耳的皮鞋声，那是订上铁掌的鞋跟发出的声音。我转头一看，果然又是他。那几年，怕皮鞋的鞋跟太容易磨蚀，很多人在皮鞋的鞋跟上订上铁掌，这声音一段时间也成为喜欢时髦的人夸张的标志。小木匠焕然一新，小个子的他，烫起了头发，衬衫外套了一件紫红色的毛背心。他的尖头皮鞋发出哐当哐当的金属物撞击的声音，从我的教室外走过，头朝前方，眼睛则瞟向我。看得出，他为自己这一招很得意，多么时髦啊，这一身行头花了不少心思，估计还有谋士在帮助他出主意呢。我毫不掩饰自己的反感，马上拉下脸来，我的学生也纷纷扭头去看。真是难堪啊，那一刻，我至今无法描述。 小木匠来学校的“新潮展览”没有成功，反而更令我憎厌。对他来说，与频频开展悔约行动的“未婚妻”交流，也是一项急迫的任务。后来，他把“约会”地点改到我家附近的路口，那是我出门的必经之路。很多次，我从家里出来，一上路，就“遇见”他，我装作没看见，但他就跟过来与我搭讪： “哎，你去哪儿？” “不去哪儿。” “等等，说几句话嘛。” “说什么？” “蹲下来聊一会儿吧。” “有什么事快说，没事我走了。” “蹲下来吧，聊一会儿嘛。” 那是一个三岔路口啊，小木匠居然三番五次在那里等我，要我蹲下来谈话。但在我几句反问后，他什么也说不出。其实他也不知道拿我怎么办，不知如何与我说话。其实我是一个一无所有、伤痕累累的小姑娘，我只是凭我受到的创伤傲视他。我还那么小，而我的心太孤独了。我流过那么多泪，没有人帮助我，没有人同情我。我不知向何处去，我不知道远一点的地方，却像早已经历过了沧海桑田。 而小木匠依然故我，继续演绎他自己的青春故事。 一次邻村放露天电影，这是周边几个村的盛事，大家都要赶去看。我与几个小姐妹也去了。电影刚放了一会儿，伴着一阵嬉笑声，一群小青年推推揉揉地过来，有几个手里还拿着打火机，举着那一点点打火机的光寻人。我的小姐妹惊呼：啊，是小木匠。 果真是他。见到我之后，他和小兄弟们推揉得更凶了，有意将我与小木匠碰到一起。让我们肩并肩站着，人潮推过来时，顺势挨在一起。这算什么小伎俩呢？我真是厌烦透了，就赶紧换地方。未等电影散场，我与几个女伴不走大路，从田埂跑回家，我怕小木匠在路上等我。 无辜的小木匠没想到自己会屡遭挫败。但他背后不是一个人，一个庞大的家族在支持他，而我家在当地是“单姓人”。因为我的叛逆，对我的闲言越来越多，我的父母也成了受人耻笑的对象，要低头做人。无奈之下，他们威胁要把我赶出家。我孤立无援，无处求告。那时候，一切可笑的事情都能找到正确的理由，只有我是不对的。方圆几里，谁家女儿要解除婚约就是大逆不道，就是耻辱的大新闻。如真有要解约的，如果没有将盘碗和戒指调换过来，那婚约关系就依然存在。我央求父母无果，与男方讲也没有用，就去找村书记。 一天傍晚，我找到一位村书记家，村书记刚好在洗脚，他一边洗脚，一边慢悠悠地教育我：男方对长辈孝顺，不赌博，不抽烟，不打架，是个好小伙，你为什么不同意？你不能这样。我又去找乡干部，乡公安员接待了我。他听完我的诉求后，反问我：你为什么不同意？他不偷不抢，没有不良习惯，有什么不好？我说，我要婚姻自由。他说：这不是理由…… 为了解除婚约，我专门买了婚姻法的书来看，我说，有几条是这么说的……但是听的人在冷笑，我听不见任何回音，只有冷漠的脸在眼前晃动。 人们开始嘲笑我，嘲笑我的父母。我感到四处碰壁，我的整个青春都被一种阴郁的气氛笼罩，我看不到鲜花在清晨开放，感受不到小河中鱼的跃动。但我已看得很清楚了，我不能就此湮灭。既然我要自由，我要争取到底。 我决定给小木匠还彩礼钱。我当代课老师那几年，工资24元一月，后来加到32元一月，我一直舍不得花，我要还钱给小木匠。这期间，我交到了两个女友，一个比我大两岁，在镇里的电影院当售票员。一个比我大三岁，在木锯厂工作，是理锯师傅。她们的家境比我好，我向她们倾诉，她们支持我，每人借我一百元，加上我自己积蓄的二百元，我送了四百元给小木匠家，告诉他多出的部分算是利息。当售票员的女友有亲戚在法庭工作，我们还一起去找他，要他帮忙给予调解。女友的亲戚先是说这婚约本来不具有法律效力，一方不同意，可以自行解除婚约。但他哪里知道，如果不以农村认可的方式解除婚约，最后还是没完，还是会选好日子来迎娶。女友的亲戚最后答应寄出调解书，说明这是无效的婚姻，一方不同意可以自行解除婚约。但万万想不到，小木匠家耍起了手段，收到法庭的信函之后，当场就把信函撕毁，还说，我们不识字，这个没用。小木匠的母亲恼火了，跑来找我母亲，要我母亲好好管教我，屡教不改就打。还说我父母如果教不了我，就不要做人了。我母亲听了很多带有侮辱性的话，气极了，在晒谷场，见我一来，拿起扁担就要打我，我一边躲着扁担，一边抹泪，这场景刚好被放学的学生看到，我一时羞愧难当，委屈得真想一死了之。 这一来，我的事传遍了乡村的各个角落。我虽然照样去上课，但已经低着头走路，学生也不听我的话了，在课堂上，几个学生一阵耳语，然后是一阵哄笑。我哭着告诉同在学校任教的父亲，哪知道还遭到父亲的奚落。父亲用很重的口气说，你活该。 随之而来的事情变得让人无法忍受。 小木匠那边知道事情已经无法挽回了，就开始恶毒辱骂。有一天，我父母前脚出门，一群人马上就进来，指着我的鼻梁骂，“破货”，“坏女人”，这是乡村能听到的对一个女人最恶毒的辱骂，我一个人被他们围着，指责和辱骂长达半小时。一开始我还能回应几句，但毕竟我从没见过这样的阵势，我百般难受，哭泣。善良敦厚的爷爷闻声从里屋出来，气愤地把我推向他们：让你们吃了吧，你们吃了她吧……一向老实寡言的爷爷，情急之中不会说别的，用伤心的反话来帮我抵挡。只有我懂得爷爷心疼我，他要我死而后生，要他们给我活路啊。为什么？为什么命运待我如此不公？无数次向旷野的诘问，都集中在一起。那些人走后，我放声大哭。父亲和母亲回来后，爷爷对他们说，她苦死了，再这样下去她真会死的，就遂了她的心愿吧。那一天，父母才真正回过头来，他们不再说狠话要赶我出去了。 虽然如此，但还是不断有人出来数落我，教育我。一天，一个乡绅模样的人来找我说：你为什么这样？你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啊，只不过多认识几个字而已。这番话让我幡然醒悟，我所有的怨尤愤懑消去了一半：原来一切都不是别人的错，错在我自己，是我自己不够优秀，没让人觉得我们不般配，我只不过多认识几个字而已。如果我足够优秀，人们也许会理解我的行为，而我只不过比小木匠多认识几个字…… 在无数个静夜，伤痕累累的我仰头望着月亮。我变得冷静，伤却更深。我原谅了村人的愚昧，却原谅不了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做得更好？我在心里暗暗发誓，我一定要做得更好，让人们知道，我与小木匠之间这场自由抗争是对的。我的人生应有更大价值。 我与小木匠之间的事情并没有得到解决。父母出门时像个罪人，低着头，他们无力帮我。而我已没有丝毫抗争的力气了。 绝望之中，我想到了妇联。我将几年的抗争经历，写信给县妇联、区妇联、乡妇联，我用红笔写了近千字，告诉她们这是我最后的希望。
那一年，我虚岁二十，我的自由抗争之路已经走过五个年头。那本该是我最好的一段人生。 我以为这一回还是与我曾经做过的一切努力一样，不会有什么结果，我依然在学校上课。我的步履沉重，面容布满了忧伤。 一周后，一位乡干部急匆匆来找我，要我马上去乡里，他说：“上面来人了” “我把这节课上完再去行吗？” “不，你还是马上去吧。” 我感到事情有点严重，便交代学生自习，跟着来人匆匆赶往乡政府。 到了一个办公室，里面已经坐了七八个人，大多是女性。我没看清都有些什么人，只知道是妇联的人下来了。 有人把我领到一个40多岁的女士面前。她很和蔼，对我说，“你的信我们收到了。你的情况我们也了解了，你没有错，我们会支持你，你要鼓起生活的勇气……” 一刹那，泪水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倾泻，我站在那里，什么话也说不出，只是泣不成声。这五年多来，没有一个人这样对我说过，我的伤心和委屈，无法用语言表达。她说要“鼓起生活的勇气”，她知道我不想活了吗？我一直在鼓起勇气生活啊，但我感觉力气快用完了。 我的泪水流不完。是我太年轻了，我的泪水正丰沛，还是我没有见过大世面，痛苦那么容易就把我压垮？我曾不谙世事，我曾努力争取，我伤痛之后总是自己给自己疗伤。我不知道自己已经给这个小山村制造了大风暴。 妇联的领导跟我说了话之后，批评了乡干部，因为我信中把求助于乡政府时，乡公安员对我的答复也写上去了。“她要婚姻自由是对的，你们怎么能说这不是理由呢？”她还说了一些要维护妇女权益之类的话，要乡干部把小木匠也找来。乡干部去了小木匠家，但已找不到人，小木匠躲起来了。小木匠的家人说，小木匠出远门了，恐怕半年也回不来。 “没关系，他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找他。乡里要帮助解决这个事情。”妇联领导转而对我说，“你如果要谈恋爱，只管去谈，不要有顾虑。乡里会帮助你解除婚约的。”我想说，我没有要谈恋爱，我只是要婚姻自由。但我只是点头，还是什么话也说不出。 我的心慢慢平静下来，但忧伤已经牢牢驻在那里了。我想，我所遭受的磨难，不是我的过错，也不是小木匠的过错，是贫穷让人无法躲避命运的击打，是农村的愚昧造成我的痛苦。我没有恨任何人，我只是有点心灰意冷，我要远离这个愚昧的地方。 我的家乡，我爱它种满庄稼的田野，我也爱它的田埂，爱它午后一阵阵袭来的带着青草味的庸倦，爱它的蝉鸣。我爱我家矮屋边的竹丛，爱竹丛上空不太明亮的星星。我走在路上，有年长的人问我，你是谁家的闺女啊？我眷恋我苦涩又甜蜜的成长，但我要离开。我要去别的地方看看花儿开放时的样子，要走一走别的石子路，说不定也有一块色彩绚丽的石头在路上等我。 学校老师知道我要到外面去找工作，有点惋惜。校长也找我谈话，挽留我，他们觉得我是一位不错的乡村老师。我怕自己会在苦涩的情绪中停滞下来，我计划离开家乡，去远一点的地方找一份新工作。 半年以后，乡政府的人告诉我，小木匠的事情可以解决了，并且定下时间给我们协调。 那是一个下午，我和父亲母亲一起到了乡里，一个可以容纳二三十人的会议室，早已挤满了人，连窗台上也爬满了人。我一看，除了乡里几名干部，其余的都是小木匠的亲戚和族人。小木匠坐在他们中间，有点苍白，萎顿，完全没有了先前的气势。 大家七嘴八舌，仍然在指责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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