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狯园》番外：嘉靖大狱

事情要从嘉靖初年震动朝野的一件大案说起，此案史称“李福达之狱”，因被牵扯进“大礼议”之争，加上案犯李福达的狡巧多端，使得案情复杂迷离。整个案子从始发到结案，历时三年，经历了两次地方审勘，六次中央会审，判决一再翻转，真可谓波诡云谲。

案件核心人物李福达，本籍山西崞县（今山西原平市北）。这人是个极其狡猾的造反专业户，他在明孝宗弘治二年（1489）参与了家乡的一次造反，很快被朝廷剿灭，造反的头子枭首，另有七十二人充军，李福达也在充军之列，发配陕西山丹卫。但这货乖滑地紧，没多久就逃了出来。化名李五，在陕西鄜州、洛川一带借行医之机，传布弥勒教，忽悠了大批人马，于明武宗正德七年（1512）又造了一次反。结果又很快被剿灭，头脑人物绝大多数伏诛，而李福达又逃了出来，又改了个名，叫张寅，这次连户籍也篡改了，改成五台县张氏族人，跑到太原居住。在太原混了几年，居然混成了一方富豪，房产田地遍布多个州府，还捐了个太原左卫指挥使的职衔。虽非实授，却不可不谓神通广大，从一介反贼、逃犯，摇身变了几变，赫然变成了有头有脸的正三品大员。

本来他掩藏妥当，官府压根不知底细，坏就坏在他做的生意上。李福达做的生意很多，其中一项是放贷。借贷的客户乱七八糟，什么人都有，有老实巴交的农民、本本分分的小商贩，也有刁滑难缠的无赖。徐沟县有个无赖名叫薛良，这人吃喝嫖赌，样样俱全，早年因凌辱人妻，逼的那女子悬梁自杀，被事主告上衙门，判了杖一百、徒刑三年。服刑未满，薛良就逃了回来，继续吃喝嫖赌，手头上没钱使了，到处去偷、去借，前前后后借了李福达十五两银子。像薛良这样的无赖，借钱不还，才是“天经地义”，还钱？我可去你的吧。然而李福达何许人物，两度策动造反大事，都能脱身洗白并且创业成功的奇人，借出去的钱，他有一万种法子收回来。薛良不过地方上一个小流氓，如何能跟李福达这种帮派老大级别的枭杰对抗？三番两次，被李福达派人收拾地死去活来，两人的梁子越结越深。

小流氓正面硬刚，是绝对刚不过大佬的，但是鼠有鼠路，蛇行蛇道，流氓自有阴招，打不过你，我搞臭你、起诉你。你做这种生意，总不可能身家完全清白吧，于是薛良不辞辛苦地仔细调查了李福达的背景，结果揪出了令他喜出望外的线索，原来张寅（李福达当时的化名）这厮竟是漏网的反贼首领！我们现在已经无法得知薛良得到这些线索后，有没有先去敲诈李福达，或许是不曾，或许是敲诈而未成，总之这些证据在嘉靖三年（1524）摆到了山西巡抚和按察司的案上。诉状一递，官府高度重视，随即展开一系列调查。而调查的结果，是薛良举报的罪状皆不成立：五台县方面发来公文，证实张寅（李福达当时的化名）确系该县军匠户，徐沟县则证实薛良与张寅有仇，陕西方面回复说当年造反的在押囚犯现在都已经死光了，没人可以指认张寅是不是策动造反的李五。山西巡抚和按察使综合上述情况，于嘉靖五年（1526年）作出初审判决，认定薛良为诬告。薛良没能扳倒李福达，自己反被以诬告罪流放到长城以北垦荒去了。

李福达提了一年多的心，随着初审定谳放了下来。可没过多久，一个意想不到的人物的介入，将此案重新翻起，不仅初审结论被彻底推翻，而且牵扯进了李福达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层面。

这个介入者名叫郭勋，乃是明朝开国勋臣武定侯郭英的五世孙，除了承袭祖上的爵位，更因为在“大礼议”中率先支持首倡议礼的张璁，深得皇帝宠信，进封翊国公、加太师，熏赫无比。郭勋是李福达的朋友，交情还相当不错，由此也可以看出李福达长袖善舞，手眼通天，连此等累世簪缨的高级贵族都巴结的上。郭勋听说了李福达摊上官司的事情，但他远在京师，等他获悉之时，案件调查已经启动，他若公然插手，就成了徇私，因此在初审阶段，郭勋可能没能为李福达提供什么实质性帮助。初审落定后，山西巡按御史走马换将，履新者叫马录。马录一上任，郭勋就写了封信寄给他，托他代为关照李福达，意思就是“这是我的人，别再动他了”。没想到这封本着“好意”的信却起了反效果，马录不看信则已，一看信疑心大起，调出李福达案初审案卷仔细检阅，发现不少纰漏，比如五台县查阅黄册确有张寅一家，但没有细究张寅一家是在何年入籍；比如陕西方面，囚犯虽然死光了，未必没有其他人证可以指认。经他推敲判断，张寅就是当年的反贼，那么郭勋就是庇护奸党。

明代的巡按御史，名为代天巡狩，品级虽仅七品，权力极大，足与省级行政长官分庭抗礼，大事奏裁，小事立决。郭勋这次投石问路，变成了授人以柄，请托没托上，反被马录飞章一道，上疏弹劾了。

按照程序，马录的奏疏先经都察院处理，然后皇上再行批复，而都察院的意见，是倾向支持马录的判断。随后圣旨发出来，批示李福达案件“着抚按官从公归结”，山西巡抚、巡按奉旨立即行动，会同都、布、按三司掌印官重新开启了调查。

舆论这时彻底倒向马录一边，山西抚按的重审，为马录的判断夯实了证据基础。他们这次刨根究底，挖出了弘治二年造反首脑的侄子，此人认得李福达；陕西也找来了十五名曾见过“行医李五”的证人，官府让张寅和十六名皂隶穿戴同样衣帽站成一排，结果证人瞬间认出张寅，扯住他说：“这是李五。”虽然后世学者仍从重审的案卷中检出大量证据矛盾和漏洞，但在当时看来，证据已然确凿。于是依律问拟李福达谋反，凌迟处死，其子坐斩，儿媳杨氏、郭氏给付功臣之家为奴。至于郭勋，都察院的意见是庇奸乱法，当予提审。

嘉靖皇帝对李福达的处死意见没有异议，对郭勋却只批了句“着郭勋来回话”，口头上问了问，连申斥严谴都没有就算了。态度如此，是因为郭勋乃是皇帝心腹。明世宗嘉靖皇帝本是先皇明武宗的堂弟，明武宗无嗣，驾崩之后，世宗得以继位。当时一派朝臣提出，皇嗣不能断、不可移，即不能从武宗这一支，移到世宗这一支，世宗应该改爹，改尊武宗的父亲、也就是世宗的伯父为亲爹；改世宗自己的亲爹为“皇叔”。世宗不从，遂演为大规模争论，改爹派极力强谏，激怒世宗，大批朝臣被捕下狱、罢黜，乃至受杖而死，这就是“大礼议”。争议之中，郭勋是站在皇帝这一边，支持皇帝保卫亲爹的，因此备蒙殊遇。而主张皇帝应该改爹的一派，衔悲茹恨，对郭勋恨而入骨，正欲借本案将其扳倒，为死于廷杖诏狱的同僚报仇。皇帝如此轻纵郭勋，招致改爹派强烈不满，弹劾奏章，一时飞如雪片，把郭勋从前的一些不端、不法行为也揭了出来，什么侵渔民产，占用军匠，卖官鬻爵，务必要一举将之击垮。郭勋上疏辩护，说自己是因为大礼议维护皇上，犯了众怒，遭到围攻。嘉靖皇帝似乎觉得这话言之有理，所以对那一摞摞厚厚的弹章来了个不闻不问，置之不理。

皇帝试图以冷处理的方式，让对郭勋的弹劾慢慢阴干，倒郭的朝臣却不愿这把火冷下来，他们认为皇帝分明是在有意偏袒。历代臣工，想要逼迫皇帝就范，法子有很多，奏章轰炸是其中一法。嘉靖皇帝的冷漠，换来的是更多的、言辞更凌厉的奏章，对郭勋的议处，从提问，到罢斥，到逮捕，到“罪不容诛”，要杀之而后快了。郭勋身处风暴中心，当然也不会坐以待毙，他找到了“大礼议”中，跟他站在同一阵营的张璁（时任兵部左侍郎，次年即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和桂萼。这二人都是御前当红宠臣，却也因大礼议一事，平时颇遭群臣排挤，此时同仇敌忾，因向皇帝进言，说群臣攻讦郭勋，不特是为了报复，而且是清洗“大礼议”支持皇帝阵营的开端，如果皇上不加干预，那么诸臣内外交结，排尽异党后，就该重新要求皇帝抛弃亲爹了。一番话说的皇帝心惊胆跳，正在这时，又有二十五名朝臣会衔上疏，说郭勋结交李福达，是为了“勋握重兵于内，福达倡逆谋于外”，合作谋反篡位。这些上疏的朝臣，可能是看皇帝态度冷漠，想用一剂猛药刺激刺激皇帝的神经。但言辞未免太过危言耸听，皇帝一看，朝臣果然有“内外相结，合而谋我”的意思，果断派锦衣卫赶赴山西接手李福达案，将一干案犯证人提吊来京会审。

会审就是会同多个衙门共同审问，情节较轻的案子，一般由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和锦衣卫堂官参与；较重者，参审范围扩大到九卿、五府、科道等。李福达一案属于后者，前后会审达到六次之多，之所以如此迁延难以定案，是因为皇帝施加了巨大的压力，使得主审官员进退维谷，不敢决议。

会审过程的拉锯，主要是山西抚按重审时所找的证人，包括从长城北带回来的原告薛良，与张寅一家及其姻亲、族人的证词之争。前者坚称张寅就是李福达，后者坚决否认。会审主持者，刑部尚书颜颐寿面对这个局面，有点莫衷一是和稀泥，前两次会审之后，只是陈列了双方供词，没有做任何结论。皇帝十分不满，下旨申斥，甚至想亲自出来主持审问，经大学士杨一清好劝歹劝才劝了回去。颜颐寿惶恐之极，第三场会审就不敢再含混，他做的决定，是支持马录的意见。但如前所言，马录主持的山西抚按重审，看上去证据确凿，其实推敲起来，还是存在大量漏洞。这大概跟李福达多年以来行踪飘忽、数度更名换姓，改易户籍、年龄之类基本资料有关。各地的证人，都只是阶段性的与李福达有过短暂交集，其所掌握的信息可能根本就是假的，所以各处证人的供词总是凿枘不合。嘉靖皇帝看了颜颐寿交上来的报告，随手就指出几处漏洞，随即又降下一道圣旨，狠骂了颜颐寿一通。颜颐寿越发胆战心惊，他深切地意识到自己站到了皇帝与清议战场的中心，他不敢倾向任何一方，因为哪一方都开罪不起。于是第四场会审，机智的颜颐寿又开始和稀泥，他提了一个两不得罪的折衷方案：一方面，仍然认定张寅就是李五和李福达；另一方面，承认无法证实张寅参与谋反，改凌迟为斩监候，打举报人薛良七十杖。

薛良此时是懵逼的，上回发配我去塞外喝风，这回又要打我？而皇帝更加不满，说颜颐寿含糊不明，捏造诬陷，糊弄上听，有欺君嫌疑，竟然要问一班审问官的罪了。接着下令，调山西初审时的官员进京质证，暗示已经非常明确：要以初审结果为准。因此初审官门到位后的第五场会审，颜颐寿再也不敢明哲保身，全面推翻山西重审结论，重新认可了初审结论，即张寅是无辜的，本案全部罪责，都归咎于薛良的诬告。从重审阶段一直指征张寅为李福达/李五的证人们，此刻也“不约而同”纷纷翻供，都表示自己认错人了，张寅并不是李福达。有些证人甚至供称，自己之所以指认张寅，是因为遭到了山西重审官员的威胁，所以做了伪证，这样一来，重审中确凿的证据，全部宣告崩盘。巡按马录也承认自己失职，表示重审判断有误。皇帝趁此机会，一股脑撤换了三法司的一把手，改由礼部右侍郎桂萼署掌刑部，兵部左侍郎张璁署掌都察院，接下来第六场会审的审问对象，也从李福达变成了前五场的审问官们——颜颐寿及其同僚，还有因为十五两银子不还倒足了血霉的薛良。

第六场会审，论定了山西重审官马录等人的“故入人死罪”，也就是司法者故意陷害嫌疑人，欲害其性命的罪名。这条罪名很重，足以构成死罪，而主犯的罪名越重，从犯们——那些上疏弹劾郭勋的，“大礼议”中反对皇帝的“余孽”们，论罪才能越重。

第六场会审，也是本案最终判决如下：

一，薛良犯“诬告人因而致死随行有服亲属绞罪”，秋后处决，这个倒霉蛋因为十五两银子，饱经折腾，最后把命搭进去了。

二，负责重审的山西巡按御史马录、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等，犯“官司故入人死罪”，因张寅幸免未死，酌情减免，准有期徒刑四年（做苦力运炭）。

三，负责会审的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左少卿徐文华，刑部尚书颜颐寿等，犯“奉制推按问事报上不以实事、重者以故入人死罪论”，有期徒刑四年（做苦力运炭）。

四，上疏弹劾郭勋的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沈汉、秦祐，犯“比依风宪官挟私弹事不实、罪亦如诬告人死罪”，有期徒刑四年（做苦力运炭）。

五，指认张寅的关键证人，杖一百，三年徒刑。

皇帝批复，认为对山西重审官员量刑太轻，意图处死，经桂萼和大学士杨一清等规劝，勉强同意发配边疆终生充军，“遇赦不宥，但逃杀了”，天下大赦也不能赦免，如敢逃走，格杀勿论。最终冤死者十二人，谪戍十二人，罢官十一人，革职十七人。

从区区十五两银子之争，到尚书戴枷，御史谪死，司法系统大洗牌，薛良和李福达，两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搅浑了大明王朝政治风云。而李福达的弥勒教背景、诡幻莫测的身份，以及屡次陷入绝地又屡次逃出生天，连一省臬台、巡抚、巡按、中央刑部尚书都杀他不死，反被拖下马的本事，成了民间最热门的谈资，由此演生出无数传说，将李福达塑造成了唐朝罗公远那样子神通广大，无所不能的超级法师。《狯园》收此类传说一十三篇，后续摘录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