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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三态 社会一词，来自于日本对英文“society”的翻译，中国古人称社会为“乡”。中国一向极重视“乡”，所谓观于乡而知王道之易。 马克思主张把西方社会分为三种形态：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与西方历史的上古、中古、近代相匹配。他认为，上古希腊、罗马时代是奴隶社会，中古时期是封建社会，近代则是资本主义社会，未来则必然为共产社会无疑。马氏的唯物史观及其共产主义之理论及预言，固为一般西方人所怀疑，且多持异议者。然而，西方史学家始终也无法否认马氏依据史实所指出的社会三形态。 钱穆指出，任何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必然会有其特殊性。 所以，马克思以西方历史得到的社会三形态，是否可适用于中国社会，尚存在较大的疑问。 中西方封建社会的不同 西方封建社会中，有贵族与平民两阶级。贵族即大地主，平民则是地主属下所统辖的农奴。但在自秦至清的中国历史上，社会的知识分子并非都是封建贵族，绝大多数农民也属于统一政府下的自由公民。 西方封建社会的地主阶级是世袭的贵族。而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兼并来自民间的自由买卖，并没有世袭的权利。往往经过一两代之后，又转为他人所有。而且中国历史上的知识分子、士大夫阶层以及为他们耕田的农户，同样都受政府法令的管辖，没有显著的身份区别。 西方封建社会的崩溃开始于自由工商业者即中产阶级在城市中的兴起，于是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替代了封建社会。在中国的城市中，许多有二千五百年以上的历史，如广东省的番禺、江苏省的苏州、山东省的曲阜。早在春秋时代，中国城市的工商业者就已获得政府法令保护下的自由。试问在此情况之下，又如何可能产生如西方中古时期的封建社会呢？ 西方中古时期的城市都是独立于当时封建系统之外，而中国城市与之不同。中国的城市同时为政治与工商业中心，也是四周物资集散的枢纽。 士的变化 西方人做学问，喜欢创造新名词，但这些词未必适用于中国。我们若一味抄袭，把中国社会说成为“亚细亚式的封建社会”，或“前期的资本主义社会”等等，就是牵强附会了。钱穆先生认为中国社会的最为特殊之处，就是存在士、农、工、商这四类民众。所以，把中国社会称为“四民社会”，也比较合适。 在四民中，士最有特色。在其他社会中，很难找出和它同样的类别。从春秋时期开始，士就在中国社会逐渐兴起。士、农、工、商的四字连用，始见于战国时代的书中。自秦以后，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崩溃，四民社会正式成立。钱穆先生认为直到今天，四民社会这一名词仍然适用。 士是社会的主要中心，也是组成政府的成员，在历史上也经过了几个时期的变化： 1、游士时期：春秋末期，贵族阶级崩溃，士人兴起。 百家争鸣结束了春秋时期的封建贵族社会，开启了士族新社会。 2、郎吏时期：这是指两汉时期的士人，都须经过察举，进入太学，方可从政，也可称之为”太学生社会”。 随着士人在政府中仕途的发展，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与身份也逐渐提高。于是，士族兴起。 以上可见，封建贵族崩溃在春秋末期，士族兴起在东汉初期。从战国至西汉则是两个社会的转型期。 3、九品中正时期：魏晋南北朝的门阀士族时期。 4、科举时期：唐代科举制度产生后，门阀衰落消失，近代中国社会形成，即“白衣举子”社会。 5、进士时期：特指自宋代开始，大多数的普通人经过科举成为士。 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主要是以生产工具影响经济发展为出发点，来分析社会的发展。钱穆则是通过社会中“士”这一阶层地位的变化，指出了中国社会变化中的不同阶段。 社会史方面的两种资料 一般认为，中国的史籍一向只专重在上层政治史方面，而缺少下层社会史方面的资料。实亦不然。 从中国的文化传统来看，中国一向注重下层社会，更甚于上层政治。造成这一误解的主要原因是中国史籍的记载方法特别，自有一套体例。 1，家谱 研究唐以前的中国社会史，必须注意两种中国古学：氏姓学和谱谍学。这两种学问其实是相通的，可以当作一种来看。 自汉代起，开始有士族兴起，整个社会以氏姓谱谍来分别士庶，至今仍在流传的就有《百家姓》这样的通俗读物。在《百家姓》之后，中国社会家谱盛行。但在最近的一百年间，原来材料丰富的各姓家谱快速地消失，只能在某些大图书馆中才可查阅。通过研究家谱就能了解中国社会的特殊性。 “家族”是中国社会组织中最重要的核心，家与族的维系则在于礼。除宗族礼制外，中国一向有家训、家教等一类书籍与文章，流传保存下来的为数也不少。对于这类资料，也该予以注意和研究。 2，地方志 研究中国社会史还有另一种史料当注意，便是丰富完备的地方志书。 宋以下，省有省志，州有州志，府有府志，县有县志，甚至书院学校有志，寺观庙宇有志，乡里社团有志，山林古迹有志，分门别类，应有尽有，相应的数量自然更是庞大。 近代西方人士特别重视中国的家谱与方志，是因为西方的历史典籍中并没有这两种资料。但在中国近代的发展中，这两种著作体例不仅缺乏新材料，旧的也无人问津，实在是太可惜了。 方志的渊源流长，最初的内容只涉及地理和政治，以后逐渐转移到社会和人物。在时代和社会的变化之下，史书的体例与内容也随之改变。由于中国方志保留了绝大部分各地的社会史料，从宋代开始，它已逐渐成为了解各地社会史的途径。 在研究中国方志时，可按照地域、领域、时代、个性及特性等几方面入手，并注意不同材料的综合分析，从历史大大视野和大趋势的视角出发，必然有许多宝贵的发现。 另外，钱穆先生还提醒社会史的研究者们，不仅要关注历史资料，也要观察当下，决不可只顾关门埋头在图书馆中查找文献，还要能在活的现实社会中感知和记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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