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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明方教授是当代灾荒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多年来从事灾荒史、环境史、生态史与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生态史（环境史）研究旨在运用生态学的理论和方法，考察人与自然不断变化的相互关系，揭示自然与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以及人对自然变动的影响，从整体上探索人类文明与自然的共同演化过程。 灾害 1，灾害与人口的增减 明代的农民遇到饥荒，没有了粮食，就会把孩子卖掉，全家人也就可以活命。从某种意义上说，老百姓把人口作为饥荒时的一项救灾储备。灾荒前拼命生，灾荒发生时就“卖一口，救十口”。当时的民谣里还有“添丁不如减口”的说法，就是遇到灾荒，再生孩子肯定是自找麻烦。 灾荒会带来人口的大量伤亡，但人们往往忽略了饥荒过后人口的一个大幅度增长，即人口死亡补偿机制。灾后，老百姓会拼命生孩子。生育率会上升，死亡率则降低，反而会形成一个生育的高峰，即人口增长的一个高峰。抗战结束以后，到处都是放爆竹结婚的人。 2，灾害与土匪 “水旱蝗汤，河南四荒”这八字民谣中的“汤”，当代治史者往往不假思索地将它与抗战时期驻扎在河南的国民党军队的汤恩伯划等号。从阶级分析角度，这也是事实，但掩盖了民谣本身所反映的相反的社会现象，即自然灾害与农民反抗行为之间的紧密联系。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对中国历史上的农民反抗和农民起义有不同以往的新认识。 朱新繁先生在《中国农村经济关系及其特质》一书中提到，河南人民称土匪为“老汤”，而且谈虎色变。作者认为，上述民谣揭示的本是水、旱、蝗等自然灾害与土匪活动之间的关联。 晚清民国年间，在土匪活动最频繁的豫西南，常年流动着一支数量相当庞大的青年农民打工队伍。每到冬日农闲时，他们受雇从事农田灌溉工程的修理和养护，被称为“蹚匠”。一旦没有什么工作，这些人就极易成为土匪，以至于二者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蹚的谐音就是“汤”，也显示农民与土匪之间不言而喻的关系。 从农民变成土匪通常是要经过饥民或者灾民这一过渡环节的。“兔子不吃窝边草”是旧中国大多数土匪默默恪守的行动准则。尽管灾民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所有的为富不仁者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他们的目标却仅仅是求生而已，不会对现存的社会和政治制度进行变革。一旦一点可怜的要求得到满足，愤而抗争的行动也会被放弃。恰如“日前一场大雨，土匪减少大半”，有田地的土匪都会在雨后忙着回家种田。狂风骤雨后，一切又恢复平静，大约也是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大规模农民起义的绝好写照。 3，灾害群发 旱灾，尤其是周期性爆发的特大旱灾，往往伴随着其他重大灾害。一方面会引发蝗灾、瘟疫等次生灾害，另一方面也与地震、洪水、寒潮、台风等同时或者相继出现。这种祸不单行的局面，被国内灾害学界称为“灾害群发期”。 有研究表明，华北的地震总伴随着旱灾。每次大规模的火山爆发，都会在二到三年之内降低地表温度。 人与自然 1，双相 对于人的生存而言，完美的“治”和极度的“乱”都可能是同样的病态表现。在一个极度有序和安静的环境下生活久了，有很大可能会趋向精神错乱。适度的无序不仅不是破坏之源，在特定情况下，反而是难得的建设性力量。（这与接种疫苗类似。） 人们所经历的一切都应是这一孪生“双相”的不尽一致的组合而已。 人与人的关系性组合是社会环境，自然与自然的关系组合是自然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组合是自然与社会的复合体，或者是狭义的“生态环境”。生态学的发展使我们对以上三重关系有了新的综合性理解。人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环境的关系也构成了人类生态系统。对于任何灾害，我们都需要从彻底的生态学角度去把握。即便是包括战争在内的，看似纯粹的人祸，也无非源于人类对资源、空间的争夺，而这一争夺也将极大地改变自然与社会本身。 现代人总怀着极端人类中心主义的傲慢，把人与自然绝对的二元对立起来，还乐观地把灾害的暂时结束渲染为人类的胜利。人们总是聚焦于疫病在改变人类历史，往往忽略了人类也改变了疫病的历史。面对新冠疫情，从人的立场来说，是病毒入侵了人类社会。但病毒的入侵也是人类有意无意侵犯了它们的生存环境，导致了病毒的暴露、传播和变异。 2，增长的极限 现在世界面对的人口问题势必要追溯到马尔萨斯，但他没有考虑到技术进步的因素，所以很多人都批评他的人口论。 但在欧美国家出现了比较严重的环境危机后，马尔萨斯的理论又被重新提起。罗马俱乐部在1972年出版了《增长的极限》，把马尔萨斯的理论应用在新时代，预言欧美发达国家按照当时的速度和规模发展下去，终将在2006年发生自然和社会的崩溃。 当然，预言没有成功。有人认为环境危机与人口无关，或者即便有关，也可以依靠技术进步解决。总之，人口压力对环境破坏的影响不大。 其实，这里忽略了全球化的因素在起作用。欧美各国把许多污染产业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中国。于是，欧美的环境危机得到缓解，《增长的极限》所预言的问题自然就不会发生。 中国成了世界工厂，也承受了制造业带来的环境污染。相比环境危机，GDP带来的整体增长是正还是负，还有待商榷。 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也在提高经济水平和生活水平，人类对资源的需求和消耗也进一步增大。因此，人口问题仍然不可掉以轻心。 3，生态变迁与现代化选择 在清代嘉庆和道光时期，中国出现了爆发性的人口增长。但又处于明清小冰期的最后一个寒冷阶段，水旱和瘟疫等各种重大自然灾害发生频繁。中国没有发生西方的工业革命，借助科技来提高粮食的产量，而是从美洲引进甘薯、玉米之类的高产作物。 但这类作物一般生长在不适合农耕的丘陵、山地，结果是大范围的农业扩张导致森林大规模缩减，土地流失严重。湿地和滩涂被开垦成了农田，长江蓄洪能力被破坏，洪灾肆虐。中国陷入了非常严重的生态危机，近代的衰败也与此有关。 救灾 作为一个政府，救济灾民是政权合法性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国的历代政府都非常重视救灾。而且古代的官员一般不回避灾荒问题，因为可以引起朝廷的注意，争取救济拨款。所以主要针对的是生存下来的人，而忽略死亡人数。 1，国家救灾与政权合法性 然而，蒋介石只顾打内战，对救灾没有放在心上，称天灾是“非人力所能抗御”。1931年长江遭遇水灾，他正忙着在江西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后来，仅是坐在军舰上“由苏而皖，自赣而鄂，上下千里”，转了一圈，算是“视察”灾区。到达汉口时，汉口正闹瘟疫，蒋介石不敢上岸。湖北省政府的官员就坐着小船，上舰向蒋介石汇报。 1942年至1943年河南大饥荒，他对地方政府的报告，置之不理。大公报的记者跑到前线，写了一篇《豫灾实录》，主编也加上社论《看重庆，念中原》，批评中央政府。蒋介石勃然大怒，把《大公报》停刊三天。 此时，宋美龄正在美国宣传她的新作《中国之崛起》，还忙着给同时期的印度大饥荒捐款。有一个美国记者把他看到的河南灾情发表在《时代周刊》上，相当于给了宋庆龄一个响亮的耳光。这些救灾事件标志着国民政府的政治合法性开始走向动摇。 就在同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抵抗晋冀鲁豫抗日边区自然灾害方面探索出了新的救灾体制，作者称之为“太行模式”。解放以后，以此为基础，推广到了全国。实际上，2008的汶川救灾模式，就是新时期对太行模式的继承与弘扬。 2，灾后的重建 唐山大地震后，绝大多数重组家庭是建立在同病相怜与理解之上，并没有深厚的爱情基础，故离婚率远高于普通家庭。 为了有利于双方的精神恢复，那些身体严重残缺，无法生育的截瘫患者，也被特别批准结婚。 地震孤儿成人后出现了自卑、焦躁、敌对、依赖等种种变异心理。一些年幼的地震孤儿，无人知道他们的姓名，为了生活上的需要，孤儿院便统一为这群孩子改姓“党”。但随着时代变化和年龄增长，他们追索自己祖先的愿望也愈加强烈。 地震还打破了常态下的丧葬行为。短时间出现数以万计的尸体，在防疫要求下，不得不进行了集中埋葬。这种应急处理极大地冲击了政府此前大张旗鼓推行的文明化丧葬改革，以至于在震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出现了土葬回潮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封建迷信”的丧礼程序。 受当时政治形势的影响，当时的中国政府虽然已经进行了系统全面的调查，但不愿对外公布死亡的总人数。直至几十年后，该数据才大体上被公众接受，这对政府公信力造成了无可估量的损失，也给客观公正的研究人为设置了诸多障碍，可谓适得其反。2005年后，中国政府颁布条例，决定及时公布灾害死亡信息，这无疑是一大进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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