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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国家“九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在5月16日正式开题。这一工程一共设置了9个大课题、44个小专题，涵盖了历史学、考古学、文献学、古文字学、地理学、天文学以及测定科学等数个交叉领域，超过170名社会学者、人文学者和科学家参与其中。 这项声势浩大的工程，在当时被认为是继1899年甲骨文被发现后，国内学术界对夏商周历史又一次里程碑式的发掘整理。然而，西方学者以及日本汉学家却持有不同的意见，他们在一开始就极力反对这项断代工程。  正式开题后不久，一位著名的日本汉学家就给彭林教授写了一封长信，“善意”地规劝他尽快停止这项工作。 “中国搞'夏商周断代工程’，无非是为了拉长你们的历史，以获取所谓的民族自豪感。但是，我以日本血淋淋的教训劝告你们，以民族主义的立场去干扰学术，会付出十分沉重的代价。” 在这段文字中，我们不难看出这位“苦口婆心”的汉学家的意思。他认为中国是在搞民族主义，甚至认定我们的这项工程会出现造假的情况，因为日本学者早就这样干过了。1980年前后，日本学界进行了所谓的“旧石器考古”，挖掘出了年代久远的石器。这些文物将岛国的历史推到了70万年之前，简直要和北京周口店的猿人同一时期。 当时，日本举国都振奋不已，政府下令将“旧石器考古”的发现写入教材。然而，科技的进步使得这场裹挟着民族主义的造假露出了马脚，所谓的“学术成果”根本无法自圆其说。最终，被欺骗的日本人民才惊奇地发现，原来这些年代久远的石器，都是一位叫藤村新一的考古爱好者凭一己之力“挖出来”的。  不过，彭林教授和李学勤等人没有理会这位汉学家，继续按照原定的计划工作。2000年9月15日，费时4年多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正式结题，《夏商周年表》这份学术成果在1个多月后刊发。它的出现引发了国际上的轩然大波，很多西方学者都批评中国政府搞民族主义，有人还对中国学者的学术道德进行质疑。 《纽约时报》在成果公布的第二天，就刊登了《中国：古老历史引发现代质疑》这篇文章，字里行间表达对我国政府和学者的不信任。来自芝加哥大学的历史学家爱德华，对外公开抗议。  “中国有一种沙文主义的愿望，希望将自己的历史记录推到公元前3000年。如此一来，中国就能和历史悠久的古埃及相提并论了。” 更有甚者，在不久后召开的世界学术大会上大放厥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汉学家倪德卫，就公开声称：“国际上的学者会将它撕成碎片”。此言一出，国内的很多学者也纷纷撰文表示质疑，一些媒体大肆造势批驳这一历时5年多的浩大工程。由此，《夏商周年表》的“繁本报告”迟迟未能通过，基本上算是折戟沉沙了。 那么，夏商周断代工程到底公布了什么内容，引得西方学者如此口诛笔伐呢？它果真如日本汉学家所预料的那样，走上了日本80年代被民族主义裹挟的“旧石器考古”的老路吗？甚至在今天的很多中国人心中，这一工程已然沦为了“豆腐渣”而成为笑谈，事实真的是如此吗？ 要弄清楚这一系列的问题，我们还要从这一工程的背景和目标说起。 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还是最大的豆腐渣工程？ 中国人一直将“上下五千年”挂在嘴上，我们坚信华夏文明迄今为止有这么长的历史。因为我们国家有着汗牛充栋的史料，记载了历朝历代的发展历程。这是华夏文明十分独特的地方，大家对比一下印度就知道了，南亚次大陆上的国家都不注重对历史的记载。古印度历史的发掘和整理，还是英国人殖民以后的事情，而且多亏了玄奘法师取经归来后写的《大唐西域记》。通过参照这本书以及中国取经高僧法显得《佛国记》等中国古籍，印度人才顺利地发掘了阿育王石柱、那烂陀寺、释迦成道处等遗址。  我们的祖先就不一样了，中国最早的“信史”记载为西周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也就是说，这一个时间节点之后的所有朝代，都是有传世文献支持的，在国际学术界是被公认的。但这里就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此一来，中国的历史就只有3000年不到，而不是我们口口相传的上下五千年。 然而，以司马迁的《史记·三代世表》为代表的权威史书，言之凿凿地记载了夏、商、周这三个朝代，而且每一位统治者的名字都十分清晰。中国史学界一直以来，都将其称之为“有世无年”，也就是承认夏、商、周的存在，但没办法给出具体的年份。 这件事情是中国历史学者心中的隐痛，千年以来，无数先贤为此穷经皓首，但都没能拿出站得住脚的成果。从西汉时期的刘歆到清朝中叶，学者们都在故纸堆中寻章摘句，但他们掌握的史料其实并不比司马迁多。 但此事关系重大，它不仅是一个学术问题那么简单，还涉及到中国人最为朴素的家国情感。难道因为无法确定夏商周的具体年份，就否定它们的存在吗？从西汉一直到近代，我们受到的教育都承认夏商周的存在，认为上下华夏是五千年，难道我们的祖先一直在骗我们吗？同时，因为中国学界拿不出有力的证据，国际上实际上并不太承认夏商的存在，这也是中国人不能接受的事情。 1899年甲骨文的发现，使得中国的考古前进了一大步，历史学界积累了大量的材料。由此，到了1996年“夏商周断代工程”被提上议程，其目的是填补中国文明史的空白。  其具体目标如下： 第一，将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执政的准确时间搞清楚； 第二，商朝后期从武丁到纣王（帝辛），断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第三，商朝在武丁之前的历史，提出一个较为详细的时间框架； 第四，提出关于夏朝的基本时间框架。 其实，从我们设置出的目标来看，学者们还是十分谨慎客观的。我们对周朝的断代要求较高，对夏朝则只需要提出最为基本的框架即可，这也是考虑到现实情况的。从这一点上来看，“夏商周断代工程”就不可能是日本汉学家说的那样，与日本80年代的“旧石器考古”混为一谈。  这一工程刚开始时，国内媒体对其的评价都很正面，称其为“文化史上最伟大的事件”。甚至有人声称，我们提出的目标如果真的实现了，那成就将远超明代《永乐大典》和清代《四库全书》的编纂，因为它解决了中国人2000多年来的追问，让“上下五千年”的说法得到支撑。 为了支持这一划时代的工程，国务院几乎调动了当时相关领域的所有学术权威，并且命令有关部门全面配合。 “科委副主任邓楠为组长，7个部委的高级领导为成员，李铁映、宋健为特别顾问。历史学家李学勤、考古学家李伯谦、天文学家席泽宗、碳-14专家仇士华等21位学术界大拿，负责带领各自领域的成员研究，连端茶倒水的秘书都是顶级高校的博士后。” 所以，国家和学术界对待此事的态度十分严肃，基本排除日本汉学家所说的“以民族主义统领学术”的情况。这一工程汇集了当时中国最为顶尖的一批学者，日本汉学家的说法是对他们的一种亵渎，也是对中国学术界道德自律的侮辱。  当时，各大领域的学者经过商讨后，提出了2条最为基本的研究途径。 第一，通过对传世文献以及甲骨文、金文等材料的整理，以厘清天文历法记录的方法进行计算，推断出夏、商、周的年代； 第二，对已经发掘的典型的遗址和墓穴进行整理，有必要的话可以进行深度挖掘，以碳-14测定出其年代。 除此之外，这一工程又被细致地分为“天象、都城文献整理”、“天文学综合问题研究”、“武王伐纣年代研究”等9大课题，且进一步细致分配成44个专题。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充分地发挥自己的专长，经组织部门统一分派任务，节衣缩食地进行研究。 那么，为何如此缜密细致的一项工程，结果出来后会遭到西方学者的集体抵制呢？难道它真的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大的豆腐渣工程”吗？其实并不是这样，中国学者的学术道德底线不容置疑，从2件事情中就能看出。  如果存在巨大的争议，我们要正视一些错误 “中国要搞民族主义，将自己的历史向前推，以激发国民的热情！” 国外这样的提法是比较无聊的，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历史无可厚非，难道非要外国人研究才算数吗？事实上，在“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过程中，我们的学者推翻了以往很多“事实”，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三焰食日”。 在殷墟出土的一片甲骨上，有学者曾经读出了“三焰食日”这四个字，它是天文学上的术语。所谓的“三焰食日”，指日食、日珥以及日食见水星同时出现，这创下了三项世界纪录。长期以来，中西方学术界都认为这片甲骨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日食现象，同时创下了罕见的奇观。 但是，李学勤教授在断代工程中，与其他的学者最后否定了这一说法。他认为“三焰食日”中的“食日”，只是古代计时的一个时间段而已，并非我们相当然地“出现日食”。这就充分表明，中国学者是有自己的学术底线的，并非他人抹黑的那般不堪。  而政府也没有给学者施加任何压力，强迫他们做出违背客观规律的事情。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50周年大庆，有一些人就提出了“让断代工程为国庆献礼”的想法。他们想赶在国庆之前完成夏商周断代的制表，但遭到了邓楠的坚决反对，因为碳-14测量的工作因为精度的问题影响了进度，强行制表肯定要影响结果。 “夏商周工程不赶时间，我们不需要向国庆献礼。” 邓楠的话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充分表明了政府的态度，他们是懂得并且尊重学术规律的人。既然是这样，为何西方学者不承认我们最后得出的结果，还要宣称“将报告撕碎”呢？其实客观来说，我们的成果的确存在很大的争议，主要有3个方面。 首先，当时国内的碳-14精度并不高，误差达到了60年甚至上百年。这样一来，它对于严格的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不大，尤其是对西周历史年份的确定。虽然仇士华等专家，通过技术手段将误差降低到了24厘米左右，但还是达不到我们的要求。  于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主要框架的确定，实际上还是依靠天文推算。这一点，成为很多人日后诟病它的关键，也是西方学者不认同的重要原因。举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武王伐纣”这一历史上著名的事件，被认为发生在“前11世纪中期”，双方在牧野这个地方大战。 但“前11世纪中期”这一描述太为模糊，它的时间跨度非常大。而且，“前11世纪中期”这个说法，本身也不太站得住脚。这样一来，关于“武王伐纣”的具体时间就有44种说法，最早的为公元前1130年，最晚的为公元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 这44种说法，都是历代的学者根据天文测算得出来的，都能够自圆其说。即便是断代工程的历史学家和天文学家，整理了最新的甲骨文和金文资料，也只能以排除法选择较为准确的数字。站在学术的角度去看，这样的研究方法显然是不科学的，或者它没有那么严谨。 众所周知，“武王伐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的大事，它被认为是商周两朝的分界点。这样大的一件事情，断代工程的学者们都不能拿出凿凿的证据得到结论，那其他的断代就更不必说了。因此，国际学术论坛就这一问题，编了一部多达百万字的论文集，专门对我国学者提出了批判。 2000年11月11日，《六月时报》发表了美国汉学家倪德卫的话——“各国学者要将中国学者的报告撕得粉碎！” 除了“以天文推算年代”这一槽点外，断代工程还有着另一大致命的缺点，那就是它的数据非常不严谨。 当时民间对“夏商周断代工程”寄予厚望，国际学术界也一直盯着这件事情，参与人员的压力非常大。为了完成自己设定的目标，西周各王在位的时间都被精确到了个位数。这样的数据自然非常好看，但由于这些数据是根据天文资料推算的，它本身就是一种近似值。如此一来，只要有一位西周王在位的年份出现问题，那整份年表就站不住脚了。 果然，周厉王首先就遭到了质疑，断代工程的数据与传统史籍相违背。根据权威的史料《史记》记载，周厉王在位37年，死于共和14年。我们的断代工程学者取了“在位37年”这一说法，却将“共和14年”排除在外。这样一来，西周就莫名其妙地多了14年，这与司马迁以前的史料相违背。 除了周厉王之外，周穆王的在位时间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史记》记载，他50岁才上台执政，但没有说明在位多少年。但断代工程却截取了《今本竹书纪年》的说法，断定其在位55年，这与《古本竹书纪年》相违背。同时，50岁上位的周穆王又执政55年，这也是不符合常识的。而关于周昭王在位的时间，断代工程的结果也漏洞百出，根本就站不住脚。  因此，整个西周年表不待外人从天文学方面去考证，仅凭历史学界内部的研究就倒塌了。如果学者们能够实事求是，只给出西周各王在位大致的时间范围，或许局面会好看很多。 而在夏朝和商朝的时间框架划分上，我们的学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强行“凑整数”导致与史料对不上。 比如，商朝开始的时间一直都不确定，于是他们将前1600作为它的开始。事实上，这些专家只算出了“商汤灭夏”的时间，为公元前1046年。但商朝存在的时长一直有争议，有说576年的、有说552年的、也有说526年的，强行将其凑整为“前1600年”肯定不行。 而夏朝开始的时间，正是建立在这种错误之上的。《古本竹书纪年》上记载，夏朝存在的时间为471年，断代工程的学者又采取了这样的说法。于是，从“前1600年”倒推471年，夏朝出现的时间就是“前2070年”，这样的结论显然荒唐至极。 以上，就是我们的学者在断代工程中出现得比较大的错误，这些谬误导致国际和民间都十分不满。国际上的一些学者认为我们玷污了学术道德，而民间的老百姓则觉得自己朴素的情感被伤害了。 “我们虽然相信上下五千年，但这种先射箭后画靶的做法，还是使我们觉得遭到了愚弄。” 这基本是来自民间的普遍看法，这种声音其实也比较客观。我们的学者虽然有美好的目标，也有自己的学术底线，但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还是过于轻率了。究其根本，就在于当时的碳-14技术过于落后，而工程参与人员又急切地想要出成绩。因此，很多事情没仔细论证，就匆匆忙忙地发表报告了。 但是，这件事情并非像一些西方人所说的那样，是我们的政府和学者“自编自导的闹剧”。 这绝对不是民族主义，中国人有权研究中国历史 2002年4月，美国首都华盛顿召开了“亚洲学术会议”，一些西方学者对我们的断代工程说了很难听的话。 他们这次的发言，与2000年并不相同。虽然从表面上来看，这些学者仍旧是质疑我们断代工程的论证结果，但此次谈论显然超出了学术范围。2年前参与讨论或者公开质疑的西方学者们，站在各自学术的立场撰写论文，指出了我们在断代工程中的具体谬误，这些论文集合起来多达百万字。 对于这样的批判，中国学术界是接受的，我们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的确存在不少问题。 然而，此次“亚洲学术会议”提出质疑的学者，一致否定了夏朝的存在。他们开始宣称，中国之所以“急迫地证明夏朝存在，就是为了狭隘的民族主义”，将我们学术上的错误与政治混为一谈。很显然，这些论调远远超出了一般的学术讨论范围，这是不对的。 按照这些学者的逻辑，中国学者和中国人民不应当研究本国历史，这样就是民族主义。我们应当像埃及的考古学领域一样，由来自西方的学者推动历史研究，认定他们的祖先以及光辉灿烂的文明的确存在，才是“符合学术道德的非民族主义研究”。否则的话，中国学者和中国人民的任何研究，就是沙文主义，就是民族主义。 这样的逻辑是相当荒谬的，但国内还是有不少人上当。中国千年以来的古籍，都记载了夏朝和商朝的存在，我们有一万个理由信任我们的祖先。如果西方人说中国人的祖先编造了一个夏朝，那也请他们拿出证据来，证明我们的古籍都是胡编乱造的。此外，二里头的考古发现也是有力的证据，夏朝的确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朝代。 “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邹衡的话，实际上代表的也是“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初衷。此次饱受争议的研究，绝对不是什么民族主义，中国人有权力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我们千万不要落入他人的圈套，像埃及、印度等国家一样，等他人去完成自己国家的文化梳理。当然，断代工程存在的问题，我们也必须正视并且改正。 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祖先，也有足够的勇气去正视自身的问题。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中国的学者们，一定会把这一历史遗留问题说清楚，给出一份有理有据的新报告。中国人研究中国的历史，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容不得任何人横插一脚或者肆意指责，这也是我们应当有的态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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