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夷陵评论 夷陵区文艺评论家协会 主办 2020-002 总第478期 编发：元辰 本期特别推荐：黄荣久散文《我们的县令欧阳修》，因为宋代文宗欧阳文忠公是庐陵的夷陵的也是湖北的全国的，他的诗文成就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新媒体文学还要不断地向经典学习。 黄荣久，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湖北省作协会员，省诗词学会会员。历任宜昌市散文学会副会长，夷陵区作家协会主席。现已出版个人文学专箸4部。在《昆仑》、《中国作家》、《中国文学》等国家级文学刊物上发表文学作品百余篇。散文《寄君一座美官庄》、《那山，那山妹》等作品获全国金奖和三等奖。散文集《这条河流》获第五届欧阳修文艺奖。 我们的县令欧阳修 黄荣久 （一） 追寻我们的县令欧阳修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从事政策研究那会儿，经常与地方最高决策层打交道。茶余饭后，谈古论今中，谈得最多的还是九百多年前的老“县令”欧阳修。 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其文章写得好是真的。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更是毋庸置疑的。一部《欧阳修全集》，计诗文766篇，其中涉及到夷陵尽达140篇之多，占全集篇目的18%。其数量之多，文笔之美是所有长于或光临过夷陵文化名人中均不可与之匹比的。从诗文中看出，夷陵是欧阳修政治和文学事业的起点。 欧阳修是北宋王朝的一位重臣。字永叔，中年自号醉翁，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江西吉水人。他一生遭受过三次政治打击，头两次都是为那位一直抱持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改革派范仲淹辩护。景祐元年贬夷陵、庆历五年贬滁州，第三次是至和元年，已经在京师做了高官的欧阳修又遭受诬陷被贬。 如果说贬谪夷陵是这位当年的“愤青”尝到了“政治”的滋味，只是挨了个棒棒，但打击并不重，因为，虽被贬了，但地方长官峡州知府朱庆基对他关爱有加，专门修了官衙“至喜堂”给他住，又有好友丁判官陪他游山玩水。要说打击最严重的还是第二次贬滁州，这次除了政治上的打击外又加上道德打击。居然有人说他和外甥媳妇通奸，欧阳修有苦难言，无地自容，只好喝得醉醺醺的当“醉翁”。第三次被贬的命令刚下，仁宗皇帝就后悔了。当欧阳修上朝辞呈时，皇帝亲口挽言说：“别去同州了，留下来修《唐书》吧。” 欧阳修被贬夷陵时，时年30岁。当时母亲与他同行，母亲是个善良且识大体的家庭主妇。母亲劝慰他说：“汝家故贫浅也，吾处之有素矣！汝能安亦”。在危难之时，母亲给了极大鼓舞。于是，一家人从开封穿淮河，入长江，共行程5590里，经过110天，于景祐三年（1036）年10月26日，抵达峡州夷陵。时任知州的朱庆基既是欧阳修的旧友，又成了他的顶头上司。朱庆基便在州府东边东湖风景绝佳的地方为欧阳修建了一栋新房，欧阳修见周围有柑橘、柿子树相掩相伴，环境上佳，空气绝好，心情不免就畅快了起来。他居然煞有介事地把此居处命名“至喜堂”，意即至后而喜，并写下《夷陵县至喜堂记》，真实地记载了夷陵的历史面貌：“峡州治夷陵，地滨大江，虽有椒漆纸以通贾，而民俗俭陋，常自足，无所仰于四方。贩夫所售，不过鱐鱼腐鲍，民所嗜而已，富商大贾皆无为而至。地僻而贫，故夷陵为下县而峡为小州。……夷陵者楚之西境，昔《春秋》书荆以狄之，而诗人亦曰蛮荆。岂其陋俗自古然欤。” “曾是洛阳花下客”的欧阳修，并没有因为当时夷陵的荒凉而产生消极悲观，相反他以“僻远之地”看到了江山秀美：“然不知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美秀，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惟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欧阳修做了夷陵县令后，身感责任重大，他与严肃认真的态度躬亲政务，在《与尹师鲁书》中写道：“夷陵虽小县，然诤讼甚多，而田契不明。僻远之地，官吏朴鲠官无薄籍，吏遭不识文字，凡百制度，如非官府一一自新修正，无不躬亲。”他严明法纪遇事不苟，亲自处理多年的积案，以公心纠正偏颇。并仰天发誓，为民要对得起天地良心。 欧阳修勤政为民，经常深入百姓家，调查研究。那年夏天，他到郊外体察民情，发现旱情十分严重，老百姓祈雨心切，天天去汉景帝庙和张飞庙求雨。欧阳修本不信鬼神，为了安抚农人当时的心情，也一道与农人一起求雨。从他的《求雨祭文》中可以看到他未及早预知干旱而自责。他经常深入寻常百姓家了解百姓的疾苦，教化百姓破除迷信，实行易风移俗。还引导老百姓丰收后将茅草屋改为瓦屋。那一年恰好是个丰收年，他作诗描绘夷陵的丰收景象：“是时秋卉红，岭俗堆缬绣，巴宾传贾集，蛮市酒旗招……”充分表达了他对丰收后的喜悦。由于他的辛勤努力，终于使他在夷陵获得了好的成绩。他在离开夷陵十年后追忆道：“小邦为政期年初有所成，故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 欧阳修在夷陵时间不长，却为神奇秀美的夷陵山川胜景所吸引，常与友人峡州判官丁元珍等出游，或独自前往，遍游夷陵的古寺、奇洞、青溪、名峡，写景抒情，情景交融，留下了不朽的诗篇。 春风疑不到天涯，二月山城未见花。 雪压残枝犹有橘，冻雷惊笋欲抽芽。 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 曾是洛阳花下客，野芳虽晚不须嗟。 《戏答元珍》这首诗是他的代表作，字里行间充分表达了他遭贬后的胸怀。他记三游洞，咏黄陵庙，赋东山寺，歌下牢溪，唱蛤蟆泉，吟虎牙淮，绘劳停驿，赞望州坡……等名诗都是在这里写成的。 欧阳修在游历了夷陵山水之后，写下了“夷陵山水天下佳”的绝句，一直为后人所传颂。 （二） 从唐王朝灭亡到宋王朝建立，中间隔了五十三年。在这短短的五十三年时间内，黄河流域相继出现了五个王朝，史称“五代”；南方又出现了九个割据政权，再加上山西的一个，史称“十国”。五代十国都是汉族政权，而宋朝面临的是一个又一个强大勇猛、虎视眈眈的少数民族政权。先是北方契丹族建立的辽，立国时间早于宋朝，领土面积也大于宋朝，宋朝哪里是它的对手，留下的只是杨家将一门抗敌的英勇故事。然后是西北方向的党项建立的西夏，一次次进攻宋朝，宋朝也屡战屡败。而宋朝统治者是逆来顺受，忍辱求和。1004年，宋真宗与北辽订立了屈辱的“澶洲和论”。每年向辽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钱二万贯，作为安抚，以换起一时之荀安。宋代是以大地主集团为主的封建王朝，开国之初，就给大官僚大地主享有赋免役等特权，使他们对土地可以肆意兼并，而繁重的赋役则转嫁到无地少地，或者中小地主身上。这就迫使农民不断起来进行反抗，农民的起义对宋王朝又是猛烈的冲击。宋统治者在获得相对稳定之后，并没有励精图治，且在政治上日趋腐败，生活上极为奢靡。欧阳修从事政治、文学活动的时候，也正是北宋时期社会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的时期。 一个政权的腐败总是先从吏治腐败开始。原来这宋朝的老祖宗，太祖赵匡胤得天下时是利用带兵之权，阴谋篡位当的皇帝。他怕部下也学这一招来夺取子孙的皇位，就收买人心，凡高官的子孙后代都可荫封官职。这样累计到仁宗时，已官多为患，甚至骑竹马的孩子都有官在身。吏治腐败，积重难返。再加上当朝宰相培植党羽，各种关系盘根错节。宋明道二年（1033），宋仁宗亲政，酝酿政治制度改革。范仲淹从苏州被调回京，任右司谏，参与朝政。欧阳修有改变宋王朝积贫积弱之志，寄重望于范仲淹，便写下《上范司谏书》给范仲淹，鼓励他要敢于直言。欧阳修在信中说：“立殿陛之前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谏官，系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责。非才且贤者不能为也。”还说：“我认为范君知其贤也。他日闻有立天子陛下，直辞正色、百争庭论者，非他人，必范君也。” 景祐三年（1036），因宰相吕夷简政事多有积弊，范仲俺经过调查研究，将朝中官员的关系网绘了一张《百官图》，面见仁宗，说宰相统领百官，不替君分忧，不为国尽忠，反广开后门，大用私人，买官卖官，这样的干部路线，政府还能有什么效率，朝廷还有什么威信，百姓怎么拥护我们。范仲淹连上四章，要求整顿吏治。这就触怒了宰相吕夷简，遂上书攻击范“越职言事，离间群臣，引用朋党”，且以辞职相要挟。皇帝虽有改革之意，但他绝不敢把这些官僚班底兜翻。范仲淹在朝中就成了一个讨嫌的人，于是范仲淹被贬饶州知州。当范仲淹被贬时，朝官纷纷论救，独左司谏高若纳其态度含含糊糊，并暗中诋毁范仲淹。于是，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以妒恶如仇的态度和强烈正义感，斥责高若纳。文章议论风发，鞭辟入里。高若纳见信后难堪之极，遂上疏宋仁宗指控“恐中外闻之，谓天子以廷意逐贤人，所损不细。”就这样，当欧阳修得知自已被贬夷陵任县令的消息后，他没有求情，因为没必要，虽很愤怒，但他从不后悔，因为无愧于心。讲真话，抒真意，做真事，人人有这样的自由，人人以此为荣为傲的追求，一个从善如流的世道才能款款浮现。但是没有，他生而不幸，时代正浑浊与不堪，周围正横行着小肚鸡肠之徒、鸡鸣狗盗之辈，他索性只能把满腹的不屑从鼻腔里重重哼出，挑着书简背着行囊，走吧走吧。 为论救范仲淹被贬的还有余靖、尹洙。于是，范仲淹、欧阳修等人被人指为朋党。于是，欧阳修写下《朋党论》，说明朋党有邪正，君子“以道为朋”小人“以利为朋”，国家必须“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充分表现了他的论据有力敢于直言。 庆历二年五月（1042），宋仁宗下诏“三馆（昭文馆、史馆、集贤馆）臣僚工封事及听请对"。欧阳修时任集贤校理，应诏写了《准诏言事上书》，上书指出：“方今天文变于上，地理逆于下，人心怨于内，四夷攻于外。”上书的核心是，当务之急，律定三弊五事，即：弊不慎号令，弊不明赏罚，弊不责功实。此三弊因循而上，则万事驰慢废坏于下。五事是：一是兵不在多而在于精。二是要不拘一格选贤任能。三是要精兵简政，减冗卒虚费。四是采取御戎之策，西征元昊，北虏亲而离之，实行伐交。五是要相信十之邑必有忠信。欧阳修上书“三弊五事”表现出他的果敢精练，正切中时弊，在改革声浪的推动下，促成了仁宗庆历三年由范仲淹主持的“新政”改革。范仲淹的为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减徭役、精贡举、择官长等十项。他认为要改变“夷狄骄盛”、“盗贼横炽”的严重局面，首先必须改革腐朽的官僚制度，即所谓“欲正其末，必端其本。欲清其流，必澄其源”。这与欧阳修的政治主张完全一样，两人志同道合。 改革损害了贵族官僚集团的特权，遭到朝廷内部强大的因循守旧势力的反对。他们阴险构陷“朋党专权”，挑拨仁宗对范仲淹、欧阳修等人的猜忌。宋仁宗是不可能允许“新政”继续下去的，遂下召罢废，新政宣告失败。 庆历四年，新政主持者参政知事范仲淹，枢密使杜衍，副使韩琦、富弼，相继被罢免。欧阳修不避群邪切齿之祸，敢冒一人难犯之颜，上书《论杜衍、范仲淹等罢事状》，再次击怒了贵族官僚集团，在庆历五年被贬滁州、扬州、颍州等地方为官。他所到之处，本着“节用以爱农”，实行宽简的政治，釆取与民休息的方针，深得群众的爱戴。 至和元年（1054），欧阳修被召回京。嘉佑五年（1060），任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治平二年（1065），英宗即位，下诏论崇奉濮王典礼。濮王是英宗的生父。时知谏院司马光认为，“为人后者为之子，不得顾私亲”。因此建议称“皇伯”，封大国。而韩琦、欧阳修等人认为父母之名不可没。于是引起濮懿之争。此时，欧阳修的内弟薜宗儒坐举官被劾，求欧阳修赦免。欧阳修认为，不可以自已任职而循私情，因而引起薜的切齿之恨，便诬陷欧阳修与长子妇有暧昧关系。治平四年，英宗死，神宗继位。言事者御史彭思永、蒋之奇等人又以“濮懿”和诬陷之事对欧阳修过行构陷。这一次，是他人生的一大挫折，因为这不同于一般的逆境，比之李白的怀才不遇、柳永的屡试不第要严重得多。他们不过是登山无路，欧阳修是已登山顶，又一下子被推到无底深渊，其心情之坏可想而知。他遭这次打击之后便产生了急流勇退的思想，一再请求外放。 治平四年，欧阳修被贬知毫州又相继知青州，这是他官宦生涯和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这时，著名改革家王安石实施了牵动社会整体神经的经济改革方案，目的是让宋朝摆脱冗费之累而求其富，而且试图以金融管理来主导整个行政体制。王安石曾是欧阳修推荐的人才。但王安石的改革举措与欧阳修“节用以爱农”的政治主张有所不同，他认为王安石推行的国富改革必然会导致实质性的民穷，而且还会斫伤社会的稳定秩序，因此，在他所管辖的范围内没有推行新的改革，欧阳修对王安石改革的沉默也得了司马光和苏东坡的支持。
（三） 中国古代的官员，都会一些谈论经典、舞文弄墨的本事。文人也都有一些建功立业、修齐治平的雄心。因此，要制造政治和文化的蜜月假象十分容易，在文化人中选一批谏官、谋士、史笔、文侍也不困难。难的是，能不能选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灵魂来问鼎有权力的官僚机器，历来几乎没有哪一个时代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宋朝不仅回答了而且也做到了。 你看，欧阳修、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苏轼，这些人当初如果没有从政，他们的文学成就应该早已使他们取得了一代宗师的地位，但是，他们又先后担任了朝廷的最高级别行政首脑。两种顶级高端的对接，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麻烦，因此，可能在全世界也很难找到这样的先例。 一个人为文不说空话，为官不说假话，为政务求实绩，这在封建时代难能可贵。在宋朝，应该说欧阳修是言行一致的。他在政治上高举儒家帜，是个封建传统思想道德的维护者。传统这东西有两面性，当它面对革命新潮时，表现出一副可憎的顽固面孔；而当它面对逆流邪说时，又表现出撼山易憾的威严。欧阳修是这样。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以国为任，以民为本，不违心，不费时，不浪费生命。欧阳修倡导诗文革新运动，领导了一场文章革命，开一代文章先河，他成了宋朝时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 唐宋时期是中国古文运动发展的兴盛时期。中唐韩愈、柳宗元等发起的古文运动，经五代至北宋已渐低谷，空洞浮靡的西昆文风主宰了宋初的文坛。到仁宗时已成为不利于封建统治的地步，新政改革就包括着改革文风的内容。欧阳修在文学上，与他在政治上的革新主张相呼应，他领导并完成了北宋的诗文革新运动。他反对浮华艰涩，提倡平实朴素的文风。他不仅有理论上的根基，而且用自已卓越的创作实践给人们作出了示范。同时，他还奖引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大批文学家，共同促进和推动了北宋时期诗文革新运动的蓬勃发展。欧阳修针对其文坛弊端提出了“知占明道”的理论主张。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他在《答吴充秀才书》中充分论述了文与道的关系，指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他所注重的道，具体内容就是现实政治和生活中的“百事”，因而论文道关系就侧重于文学和现实的关系。针对当时文士受科举利禄之诱，“勤一世以尽心于文字间”的弊端，他强调不应该游文而轻道。如果“经日而不出于轩序”，“弃百事不矣于心”，那文也就不可能获得成就。他提倡“中于时病而不空言”，简而有法，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那种“舍近求远”，“务高言而鲜事实”的空洞文章。他主张“事信言文”。“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君子之所学也，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表见于后世也。” 他要求创作内容要真实，语言要富有文采，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他在创作时非常注意语言的锤练，做到“文简而意深”。他还主张艺术风格多样化，认为“古人之学者非一家，其为道虽难同，言语文章未尝相似”。他还注重选拨培养人才。嘉佑二年（1056），欧阳修主持礼部考试，他大胆地把年轻杰出的苏轼、苏辙等选拨出来，并把他们的文章在同僚之中广为推誉。欧阳修以自已完整的文学理论体系与丰富的创作实践拓展了古文运动的意义，把古文引进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建立了平易流畅、委曲婉转的文章风格，使散文进一步取代骈文的地位，起到了比唐代韩愈、柳宗元更为广泛的作用。他继承和发展了唐代的古文运动，使古文走上了顺利发展的康庄大道。这与欧阳修及其主要继承者苏轼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欧阳修不仅有古文的理论建设，更有丰富的创作成果。他的散文创作“文备众体，变化开阖，因物命意各极其工。”欧阳修的散文政论文占有很大比重，这是出于政治的需要，一般以说理见长，逻辑严密，中心突出，但也不乏委婉变化之妙。如《朋党论》，紧扣“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的根本不同，指出“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乃仁君治国之关键"。剖理明晰，结论确凿。清初金对叹称其有“郁勃”“鼓舞”之美。 欧阳修在散文、书信及序跋等数量亦甚可观。如《与高司谏书》，其内容是指斥谏官高若纳玩忽职守，虚伪奸诈的丑恶行径。全信理直而气壮，义正而辞严，文笔流畅，鞭辟入里。 欧阳修的杂记文章也极具特色。这类文章往往不是单纯的记游记事，而是借一景一物，一人一事，抒发其人生感慨，寄托其人生理想。如著名的《醉翁亭记》，写的是他贬滁州自称醉翁，通过对滁州山水四时朝暮变化之感受的描写，表达了他于逆境中自得其乐之情怀：“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富之酒也”。“人知从太守游而乐，而不知太守之乐其乐也。醉能同其乐、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太守谓谁？庐陵欧阳修也。” 欧阳修的辞赋类多为抒情小赋，融议论、写物、抒情于一炉，形式上更为灵活自如。如《秋声赋》，把难以捉摸的秋声描绘得有声有色，融汇着对政治生活的慨叹：“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奈何亦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欧阳修曾著《新五代史》，并与宋祁合编《新唐书》。由于对历史的精确了解，使他的史论文也极具特色。他立志撰修《新五代史》，始于他倡导诗文革新运动之中，他任馆阁校勘时，接触到有关五代史方面的许多新材料及薜居正撰修《五代史》时所未见到的新著作，深感薜史“繁猥失实”，立志重加修订，从而将诗文革新运动拓展到史学领域。在贬夷陵时正式开始《新五代史》的撰修工作。皇佑五年（1053），欧阳修给梅圣俞的信中写道：“闲中不曾作文字，只整顿了五代史，成74卷。不敢多人知，深思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极有义类，须要好人商量。此书不可使俗人见，不可使好人不见。”且嘱咐不要泄露“史成之事”。 （四） 岁月无情，欧阳修于熙宁四年获准告老还乡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而他在夷陵的遗迹却成了文人墨客拜竭的“圣迹”。从1036年欧阳修任夷陵县令到现在已是九百八十多年，要想拜谒一下欧阳修的“圣迹”是一件很难的事了。欧阳修的“门生”苏轼来夷陵拜谒先师遗迹时，深情写下了“人去年年改，堂倾岁岁扶”的诗句，他感叹“寄语公知否，还顷数倒壶”。公元1170年，南宋陆游到夷陵寻访欧公遗迹，见至喜堂“已焚坏，柱础尚存，规模颇雄浑”。陆游还到三游洞找到了欧阳修和黄庭坚的摩崖石刻（至今尚存）。晚此七年，范成大到夷陵见县署内“有欧阳公祠堂，草屋一间，亦已圮圮坏”。康熙年间诗人王士積在夷陵发现了黄庭坚书《至喜堂记》断碑。 九百多年来，夷陵山川形胜大体依旧，但由于时间久远和当今重大工程建设，重要遗迹附近的山体河流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城市经过战争的创伤和开发建设，面貌不知换了多少次“新颜”。欧阳修当年的一些重要建筑早已荡然无存。为了不让欧阳修珍贵遗存在夷陵大地消失，历代有见识的夷陵官员都将修缮复建遗址和兴建欧阳修纪念设施当作要务，将欧阳修遗迹和欧阳修纪念设施作为一个地方历史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 明天顺六十年（1462）年，知州李芳在东山移建至喜堂。弘治六年（1492），知州陈宣又改建城内学宫议门之东，与四贤祠相对，作《复至喜堂记》，刻石于堂左方。 清乾隆二十六年（1761），东湖知县林有席因至喜亭已废，在西坝黄陵庙题“至喜亭”匾额，傍其楼柱上书一副八十字的长联，其中有言“遥指江头云树，人人说至喜有亭”。 绛雪堂为纪念欧公而建，始建于宋，元、明、清、建国后历代屡加修葺、重建至少7次。乾隆、同治年间，知县林有席、金大镛又先后在堂侧补植了红梨花树。 明嘉靖乙丑年（1525），夷陵知州李一迪得到荆州的州守参政赵汝泉、兵宪李永年赞助，筹建纪念欧阳修的“六一书院”，在继任姚宗尧任知州时建成，立有《六一书院碑》。书院专祀宋欧阳修，亦课士其中。明吏部左待郎王篆在《六一书院记》中深情写道：“因先生之泽在夷陵，夷陵之民思先生者迄今如一日”。 明代夷陵文昌祠“以唐颜鲁公、宋欧阴公、二苏及黄山谷号四贤，附祀两旁。弘治六年（1493）知州陈宣去文昌修，进四贤，皆正位”。清同治三年《东湖县志》称四贤当“祀宋欧阳修、苏轼、苏辙、黄庭坚”，欧阳修为四贤之首，四贤当所在街道称四贤街。 除了重修遗迹和兴建纪念设施外，历代还用欧阳修诗文命名一些重要建筑。如宋代从夷陵江南芦林古渡进川建的第一座桥名为“至喜桥”。此桥明代复建，王篆作《重修至喜桥记》等等。 欧阳修遗迹对今古夷陵，可以说是十分重要的文化遗产，可有不可无，可建不可废。自建国后，先后在三游洞移建了至喜亭，在小溪塔森林公园移建了至喜楼，在老县衙附近修建了欧阳公园，在小溪塔现城标处移建了绛雪堂，将新建于至喜亭原址附近的长江大桥命名为宜昌至喜长江大桥。 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我在至喜楼前，遥望雾霭中翠柏披拂唐揪宋槐的新枝，翠竹摆动着嫩绿的叶片，每一寸绿都绿出明亮而蓬勃的油光。面对欧阳公的神位，默想千年古史中，如他们这样职位的官员有多少，如他这样勤勉治事的人又有多少，但为什么只有欧阳修才叫人千年永记，时时不忘呢？我想一个人只有辛苦地实践，诚实牺牲还不行，这些只能随寿而终，只能被同时代的人理解。更重要的是，他要能创造一种精神，能提练出一种符合民心、符合历史规律的思想，是那句“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和“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的名言，是这种进步的忧乐观让欧阳修得到了永恒。 （2019年12月5日夜草于黄柏河畔，2019.12.29改毕） 参考书籍：《欧阳修全集》，《夷陵州志》，《东湖县志》，《宜昌夷陵欧阳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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