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读通鉴】44. 诸葛亮：“曲突徙薪”之胜与“焦头烂额”之功

【当《通鉴》遇见纪检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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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赐履按：在读史的过程中，时不时地感觉，好像和笔下人物成了老熟人、老朋友一样。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仿如就在眼前。孔明，就是这样一位老朋友。当然，他未必认我。

孔明生命最后的七年，五度北伐，我不敢用劳民伤财、穷兵黩武这样的字眼儿来形容，但徒劳无功、损兵折将，则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这一回，我们分析几件小事，探究一下孔明的个性，为下一步分析其北伐过程中的各种决策和行动，做一点思想上的准备。

一份儿宣言

应该是在刘备去世之后不久，也就是公元223年，魏国的一帮大佬，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人，都给诸葛亮写了信，劝他看清天命人事，举国向魏称藩。

孔明一看，既然你们这帮老货组团找骂，我也别一个一个怼了，干脆把你们一勺烩了算了。于是发表了一份儿政治宣言，说：

当年，项羽德行不够，虽然占有华夏，似成帝王之势，但最终被高祖所灭。如今，你们魏国不以为鉴，反而效法项羽，打算一条道儿走到黑。我跟你们说，虽然曹操走运，逃过了覆灭之灾，但他的后代子孙必然要还这个账！各位老爷子，你们已经满嘴没有牙，一脸老人斑，天天读历史，竟然看不出史书中的教训！一味顺从乱臣贼子之意，就像当年陈崇、张竦称赞王莽篡汉一样，极尽马屁之能事，难道还想有什么好下场吗！光武帝创业之际，率几千羸弱之兵，在昆阳城外一举击溃王莽四十余万大军。可见正义战胜淫邪，胜负不在众寡。曹孟德此人，阴险诡诈，举数十万之师，妄图在阳平解救张郃，玩足了花招儿，用尽了心机，只不过逃得一命罢了，直到大军受辱，丢掉汉中，他才意识到神器之不可妄得，故而回军路上就一命呜呼。曹丕骄奢淫逸，竟然篡得帝位。即使你们几位有苏秦、张仪的诡辩之才，说得天花乱坠，说得江水滔滔，也不过是浪费笔墨纸张罢了。哪个正人君子会做这种事呢！《军诫》说，只要万人抱必死之心，就能扫平天下。昔日轩辕黄帝率兵数万，制四方，定海内，何况我们有几十万兵马，守天道而讨伐叛逆，谁能阻挡！

【借一下这幅图，呵呵】

衣赐履说：孔明这份儿宣言，义正辞严，汹涌澎湃。此处透露出，孔明治下的蜀汉政权，以黄帝和光武帝为指向，以扫平天下为最终目标，这也就奠定了孔明政府不断发动战争的总基调。

杨颙进言

有一次，诸葛亮正在办公室校对文件，主簿杨颙（读如用，阳平）径直上前说：

丞相啊，治理国家，自有其规律。上级有上级的工作，下级有下级的活计；下级不能僭越做上级的事，上级也不应该把下级的活儿给包办了。我打个比方哈：有这么个人，他让男仆耕田，婢女烧饭，公鸡报晓，忠狗看家，以牛拉车，以马代步。于是，一家无事，过得逍遥自在，该吃吃，该喝喝，家中井井有条。然而有一天，这个人突然决定自己要做所有的事情，种地也是他，做饭也是他，看家护院也是他，天亮打鸣还是他……这样，不但家里乱了套，而且把自己弄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最后什么事儿也做不好。难道说他的才能不如奴婢吗？不如鸡狗吗？不如牛马吗？当然不是。而是因为他忘记了一家之主的职责。古人说，坐而论道，作决策的人是王公；执行命令，具体落实的人，则为士大夫。因此，丙吉不过问路上杀人的事情，却担心耕牛因天热而喘粗气；陈平并不去了解国家的钱、粮收入，而说“这些自有具体负责的人知道”，丙吉和陈平都真正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如今明公您治理国家，却亲自校改文书，一整天忙得顾不上擦汗，这是不是太过劳累了呢！

诸葛亮认为杨颙说得很对。后来，杨颙去世，诸葛亮为其流泪三天。

【事必躬亲，必须具备这个能力】

衣赐履说：先解释一下丙吉的事儿，丙吉是汉宣帝刘病已时期的宰相。有个成语（典故）叫“丙吉问牛”，大概意思是，宰相丙吉有天外出，路上碰到打群架的，而且闹出了人命，丙吉看都不看一眼，径直过去。过了一会儿，碰到一个牵牛的老农，那牛张嘴喘着粗气。丙吉急忙下轿问老农，走了多远的路，为什么牛喘粗气，等等。手下干部感到奇怪，就问丙吉说，相爷啊，刚才路上打死了人您都不管，现在一头牛喘个气您却很紧张，难道您认为人命还比不上牲口的命吗？丙吉说，兄弟，我是宰相诶，街头混混打架斗殴，自有地方官员去管，处理完了，向我报告就可以了；现在正是春耕季节，耕牛如果没走多远就开始喘粗气，就有可能是出现了传染病，无法春耕，秋天就没有收成，老百姓就活不下去，所以我必须问清楚情况，这才是宰相应该管的事儿。手下干部听了之后，全都服了。

杨颙这段话，非常有道理。一个家庭也好，一个政权也好，各司其职，各尽其责，才是治理之道。

但孔明不是，如果有可能，孔明恐怕想包办所有的事情。他虽然知道杨颙说的是对的，但他没办法改变自己的性格，终其一生，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病死五丈原之前，军中二十军棍以上的处罚，都必须报他同意。孔明的这种认真负责的态度和兢兢业业的老黄牛精神，是值得肯定的；但作为一国事实上的元首，也如此行事，其负面效果则是不容忽视的。

一是不利于一般人才成长。老实说，当一个领导天天自己来校对讲话稿的时候，给他写稿子的人，一定杜绝不了错别字，这个道理很浅显。既然领导你什么事都要自己做，那你就做好了。于是，大家在乐得轻闲的同时，也失去了上进之心。

二是封死了顶尖人才的上升通道。诸葛走上前台后，开府治事，领益州牧，史称“政事无巨细，咸决于亮”。也就是说，孔明对手下干部，谁都不信任（指能力上的不信任），谁都不放心，非自己决定不可，所有干部都没有任何自主权，不大听话的，有不同意见的，都被摁住了。这就造成一个窘境，干部们没有发挥和展示自己的空间和机会，能在孔明手下混出来的，只会比他差，不会比他强，从而决定了蜀汉的人才队伍，必然一代不如一代。于是，我们发现，孔明治下，没有不听话的，包括那个“自视甚高”的魏延，虽然多次向孔明表达过不同的想法，但只要孔明定了调子之后，魏延从来没有违反过。在孔明看重的干部中，只有一个人违反过他的命令。大家猜猜看，这位爷是谁？

我个人感觉，杨颙这段话，清晰地勾勒出孔明的个性，甚至，预示了孔明最后的结局。

论光武帝

曹植曾经写过一篇文章，叫《汉二祖优劣论》，对汉高祖刘邦和光武帝刘秀作了一番对比，最后评论说：

高祖和光武帝，都出身于布衣。高祖是个粗人，而光武熟知礼法。高祖行事，毫无君子之风，竟然会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诗书礼乐，是帝尧治理天下的法宝，高祖却全然不顾。文王获得安宁，是因为手下士人众多，高祖却对士人瞧不上眼。高祖沉迷于戚姬的妖媚，从而导致吕后的暴虐。不过，光武帝的将领难与韩信、周勃相比，谋臣也比张良、陈平要逊色。

诸葛亮看了曹植的文章，写了一篇《论光武》：

曹植论光武帝刘秀，认为他的将领难以和韩信、周勃相比，谋士则不能与张良、陈平相提并论。大家都认为，曹植说得很有道理。我以为，曹植的本意虽是赞美光武帝的德行，实际上却严重贬低了光武帝手下的文臣武将。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看，光武帝之云台二十八将，以及后来的伏波将军马援等人，他们都是忠诚贞信、智略勇武之辈。凭心而论，这些人并非比不上高祖手下的人才。之所以张良、陈平这些人名声很大，功绩很多，是因为高祖为人粗疏，大而化之，没有周密的思路，没有严密的计划，所以张良、陈平才得以发挥才智，彭越、周勃才能沙场建功。古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这句话恰恰可以用来比喻高祖和光武的情形。光武帝刘秀，神思智略，是上天所授予的，所以大政方针都由他深入思考而来，奇谋妙计也都来自他的头脑，至于文臣武将们，只需要落实他的各项决策，轻轻松松完成帝王大业。光武帝称赞邓禹说，孔子有颜回，则门人愈加亲密。他又感叹吴汉道，将军你实在太合我意了，虽然武力也许有人能赶得上你，但在忠诚上，有谁能与你相比呢！光武帝与大家商议事情，经常让马援最后才发言，因为马援的策略总能让他满意。这些例子都说明，光武帝对臣僚明之于心，用之于形，堪称完美。我认为，光武帝的将军们并不逊于韩信、周勃，谋士们也不弱于张良、陈平。然而，为什么他们名声、功绩却不如韩信、周勃、张良、陈平呢？因为，光武帝实在太牛了，他思虑深远，有曲突徙薪之明；而汉高祖能力素质不行，才使陈平、张良、韩信、周勃等人得焦头烂额之功啊。

衣赐履说：有必要先解释一下“曲突徙薪”，这个典故出自《汉书·霍光传》。大意是说，有家人的烟囱直直冲上，灶下又堆了很多柴草，有人劝这家主人，给烟囱修个拐弯，把柴草抱离灶台，以防火星从烟囱飘落下来，点着柴草，造成火灾。主人没有采纳。过了不久，家里果然失火，左邻右舍帮着救火，没有造成大的损失。主人表示感谢，请大家吃饭，特别把那些个被火烧得焦头烂额的人请到上座，唯独没有请那位提出忠告的人。有人提醒主人说，您把帮助救火的人都请来了，可为什么不请那位建议您改砌烟囱，搬开柴草的人呢？如果您当初听了人家的劝告，根本就不会发生火灾诶。现在论功请客，怎么能不请提出忠告的人，而只请那些焦头烂额的人坐在上席呢？

诸葛的意思是，高祖就是那个家中着火的主人，所以，他手下那帮子人，就有了救火的机会，才有焦头烂额之功。而光武之高明则在于，他早就想好了各种计划对策，所有情况都考虑得很周全，一切尽在掌握，所以，他手下的将领，虽然也都有立“焦头烂额之功”的本事，但没有立“焦头烂额之功”的机会，所以显得不如韩信、周勃这些人。

显然，诸葛对光武帝的评价，要远远高于高祖刘邦（这个观点，我不能同意）。

我们就可以合理推测，诸葛和曹操一样，也是光武帝的铁粉儿。诸葛既然有了治国平天下的机会，他追求的是“曲突徙薪”之庙胜，而非“焦头烂额”之功劳。

于是，诸葛以光武帝为榜样，力求达到那种一切尽在掌握的状态，他不需要韩信、周勃那样的胜利，他手下的干部也就出不了韩信、周勃那样的人物，他只需要将领们按照他的计划行动，去获取“曲突徙薪”的胜利。

但是，我个人感觉，诸葛亮虽然很重视事前计划，却解决不了形势变化的不可预见性。等我们讲完他五次北伐之后，就会发现，以一人之计划，要应对千变万化之现实，以及莫可名状的运气等因素，实在是力有不逮。我有一个判断，在孔明临终前，或许对自己所坚信的理论，也产生了些许怀疑，他对魏延的态度，在某种程度上说明了这个问题，我们到时再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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