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四论》

《论交》
势利之交，难以经远。士之相知，温不增华，寒不改叶，能四时而不衰，历险夷而益固。
【译文】建立在权势和名利之上的交往，是难以持久的。有修养的人之间彼此深交而心息相通时，就好比花木，温暖时也不会多开花，寒冷时也不会改变叶子的颜色，能够经历一年四季而不衰败，经历艰险日益牢固。

《论光武》
曹植曰：“汉之二祖，俱起布衣。高祖阙于微细，光武知于礼德。高祖又鲜君子之风，溺儒冠，不可言敬。辟阳淫僻，与众共之。诗书礼乐，帝尧之所以为治也，而高祖轻之。济济多士，文王之所以获宁也，而高祖蔑之不用。听戚姬之邪媚，致吕氏之暴戾，果令凶妇肆酖酷之心。凡此诸事，岂非寡计浅虑，斯不免于闾阎之人，当世之匹夫也。世祖多识仁智，奋武略以攘暴，兴义兵以扫残，破二公于昆阳，斩阜、赐于汉津。当此时也，九州鼎沸，四海渊涌，言帝者二三，称王者四五，若克东齐难胜之寇，降赤眉不计之虏，彭宠以望异内陨，庞萌以叛主取诛，隗戎以背信毙躯，公孙以离心授首。尔乃庙胜而后动众，计定而后行师，于时战克之将，筹画之臣，承诏奉命者获宠，违令犯旨者颠危。故曰，建武之行师也，计出于主心，胜决于庙堂。故窦融因声而景附，马援一见而叹息。”
诸葛亮曰：“曹子建论光武，将则难比于韩、周，谋臣则不敌良、平。时人谈者，亦以为然。吾以此言诚欲美大光武之德，而有诬一代之俊异。何哉？追观光武二十八将，下及马援之徒，忠贞智勇，无所不有，笃而论之，非减曩时。所以张、陈特显于前者，乃自高帝动多阔疏，故良、平得广于忠信，彭、勃得横行于外。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此言虽小，有似二祖之时也。光武神略计较，生于天心，故帷幄无他所思，六奇无他所出，于是以谋合议同，共成王业而已。光武称邓禹曰：‘孔子有回，而门人益亲。’叹吴汉曰：‘将军差强吾意，其武力可及，而忠不可及。’与诸臣计事，常令马援后言，以为援策每与谐合。此皆明君知臣之审也。光武上将非减于韩、周，谋臣非劣于良、平，原其光武策虑深远，有杜渐曲突之明，高帝能疏，故陈、张、韩、周有焦烂之功耳。”
【译文】曹植论汉光武帝：刘秀之将领难于和韩信、周勃相比，谋士则不能和张良、陈平相较。时人谈论这件事，也深以为然。我以为此言诚欲赞美光武帝之德行，而曹植实在是诬蔑一代之俊杰。为何？追溯观察光武帝之云台二十八位将领，下至马援之辈，忠诚贞信、智略勇武，无所不有，凭心而论，不减高祖刘邦之时。之所以有张良、陈平特别显著于前时，是因为汉高祖刘邦有容纳百川之量，所以张良、陈平得以广有忠诚信义之名，彭越、周勃得以横行于外、征战沙场。古语有“曲突徙薪为彼人，焦头烂额为上客”，这句话虽然很短小，但可以比喻二位汉朝开国皇帝当时的情形。光武帝刘秀神思智略之计较，生于天授之才明，所以帷幄无不出于他所思考的范畴，奇计无不出于他的考量，于是集思广益，一起成就王业而已。汉光武帝称赞邓禹说道：“孔子有颜回，则门人愈加亲密。”他又叹惜吴汉：“将军总是差强人意，虽然武力可以达到标准，然而忠心不及有的人。”与诸人谋划事情，经常让马援最后发言，认为马援的计策总能达到他满意的程度。这些都说明了明君有知人之明、审时度势。汉光武帝的上将不逊色于韩信、周勃，谋士也不比张良、陈平的水平差，原因在于光武帝策略思虑深远，能任才适用、曲突徙薪之明；汉高祖则凭借其大度容纳各种人才，才有陈平、张良、韩信、周勃各展其才的功绩。

《论诸子》
老子长于养性，不可以临危难。商鞅长于理法，不可以从教化。苏、张长于驰辞，不可以结盟誓。白起长于攻取，不可以广众。子胥长于图敌，不可以谋身。尾生长于守信，不可以应变。王嘉长于遇明君，不可以事暗主。许子将长于明臧否，不可以养人物。此任长之术者也。
【译文】老子善于颐养天性，却不能应付危急困难。商鞅长于以法治国，却不能教育感化百姓。苏秦、张仪善于游说辩论，却不能缔结双方盟誓。白起长于攻城掠地，却不能扩大自己队伍。伍子胥长于谋算胜敌，却不能保护自身安全。尾生长于恪守信用，却不能应付事态变化。王嘉长于适应明君，却不能事奉昏庸暗主。许子将长欲评论士人，却不能处理好人际关系。这就是用长弃短的任长之术啊。

《论让夺》
范蠡以去贵为高，虞卿以含相为功，太伯以三让为仁，燕哙以辞国为祸，尧、舜以禅位为圣，孝哀以授董为愚，武王以取殷为义，王莽以夺汉为篡，桓公以管仲为霸，秦王以赵高丧国。此皆趣同而事异也。明者以兴，暗者以辱乱也。
【译文】范蠡因远离高官显位而高尚，虞卿因进说赵孝成王而受相建功，太伯因三次辞让王位而显示仁义，燕王姬哙因离位让国而招致灾祸，尧、舜因禅让而成为圣王，汉哀帝因任用董贤而显得愚蠢，周武王因推翻商朝被称为正义，王莽因夺取汉朝皇位而被称为篡权，齐桓公因为依靠管仲而成为霸主，秦二世因为任用赵高而亡国。这些都是同一旨趣而事情的结果却完全相反。明智的人因此而兴盛，而愚昧的人却因此而招致齿录和祸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