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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德勇《制造汉武帝》一书所引发的争议，作为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早已有人整理了来龙去脉：辛德勇与《文史哲》这事儿仅仅是一个开端，因为瓜还没熟。 吃瓜群众最喜闻乐见的大概是私人恩怨、派系纠葛之类的八卦消息，当然我亦不能免俗。只不过看热闹之余，也应该认识到除此以外，争议的起因更多的还是学术观念和治学方法的分歧。其中很容易为人忽略，但我认为又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对“制造”这一概念的理解差异。 虽然以《制造汉武帝》为名，但该书正文中却并未使用“制造”这一概念。不过副标题中的“塑造”“构建”应当与之相差不远。而从正文中对这两个词的使用情况来看，作者显然是把它们当做贬义词的。如开头的“撰述缘起”中，作者就说“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时为达到其政治目的而径随己意构建历史”“司马光随心所欲构建史事”，“前四章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指出其所依据的史料《汉武故事》等存在严重问题，不足凭信”。第四章中则有“经过这样一番苦心编排，司马光终于塑造出来合乎自己需要的汉武帝形象”这样的表述。可以看出，塑造、构建在书中通常是与“随心所欲”“苦心编排”“不足凭信”这样的词连在一起，其含义几乎等同于“捏造”“虚构”了，只不过程度略轻而已。除此之外，书中还反复论证司马光“率以己意取舍史料的倾向”、“有意以此来更改历史的本来面目”、“竭力体现其个人的主观意念”、“强扭客观实在之史纳入其内心向往之理”。总体上来看，书名中的“制造”一词也应当是贬义，其并不意在于从“层累历史”的角度梳理司马光“构建”武帝形象的“加工过程”，而在于从文献学和史料学的角度还原作者认定的“武帝晚年并未悔过”这一历史真相，并指出《通鉴》西汉部分的高度不可靠性，或者说对司马光及《通鉴》作出一种审判。对于上述结论，我想了解辛德勇学术经历和治学理念的人都应该不会意外。但不得不承认的是，一本书的名声，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书名，这大概也是近年来学术作品流行起主副标题的原因之一。这就导致很多人看到这个书名，自然会联想到新文化史代表人物、英国历史学家彼得·伯克的《制造路易十四》，再加上副标题中“形象塑造”“构建”这样的词，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此书也是“后现代”“解构”的路数。如李浩就在《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中声称“辛先生自陈《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一文有'后现代’意味”。2018年我购买《制造汉武帝（增订版）》的时候，在各大网站上看到的推荐语都有这样一句话：“从史源学研究和后现代史学解构的方法出发，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如豆瓣条目上的简介，至今仍是如此）。但后来我又找到2015年版的电子文档，发现同一段话，封面上写的是“从史源学研究和新史学的思路出发，论述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结合增订版附录中辛德勇强调“史学也是一门科学”，反对“历史书写”“理论构建”的文字，可以肯定，“后现代”云云，并非此书所运用的方法。这种误解也未尝不可以视作一种“制造”，但就像彼得·伯克引用戈夫曼所说的那样，“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自我塑造”。从原本长论文的标题《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与司马光的重构》，改成《制造汉武帝：由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的塑造看〈资治通鉴〉的历史构建》这个书名，这本身就是在“自我塑造”。对上述“误解”，或者说被“制造”出的“后现代”形象，辛德勇似乎也并未作出澄清。而前两天发表的林鹄《司马光的学术逻辑与唐宋时人对汉武帝的看法》一文，其摘要中“辛德勇《制造汉武帝》认为，为了反对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刻意采用不可信的《汉武故事》，塑造了虚假的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这段概括却被辛德勇称为“无中生有、歪曲事实”，进而炮轰编辑部。很多人认为这种愤怒是可以理解的，某种程度上也是出于对“制造”的普遍反感。用“作者已死”的态度进行辩护并非不可行，但在此之前还是应该尽量搞清楚，林鹄是否在“制造”辛德勇的观点，或者说在多大程度上进行了“制造”？辛德勇针对编辑给出的范围（页116-118）解释称，他提到变法后的史事是为了说明司马光一以贯之的政治态度，后者才是《通鉴》塑造武帝晚年形象的动因。但实际上书中提及变法的并不止这一处，页114即称“司马光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如此借古喻今，我们也就有理由推断，他刻意择取《赵飞燕外传》和《汉武故事》中的某些记载，只能是通过有选择地记述历史事实，来证释和阐扬他的政治主张，尤其是针对王安石一派与其直接对立的施政方针。”对此，辛德勇的回应是：“一派是一派，变法是变法”。那么，难道是治平四年之前，虽然尚无“王安石变法”，却已有司马光与“王安石一派”的对立了吗？更何况原文在得出这个结论之前，还先后引用了胡三省、林駉、蒙文通的观点，这三位“证人”全部都在明确强调司马光的态度与“熙宁变法”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辛德勇当然可以坚称林鹄的表述非他本意，但恐怕已经不能再认为后者是虚构式的制造，充其量只能说是一种转述带来的失真式制造。林鹄强调的时间节点不足以推翻辛德勇对“司马光政治态度”这一“作案动机”的分析，但至少足以令其引用的三份证言失效，则这部分商榷仍然是有意义的。而对辛德勇来说，即便要维护他身为作者的“最终解释权”，也应该承认，维护、解释，本身就是又一次的“自我塑造”。在林鹄之前，辛德勇的观点已经有很多人提出商榷，当然也有支持者，但无论观点异同，对“制造”一词的使用却大多与辛德勇相似。如胡文辉《制造司马光》一文已指出《汉书》已有重构的成分，但全文主旨仍然在于批评辛德勇“厚诬古人”；黄怡君《是谁“制造”了汉武帝》大体上是支持辛说的，而从结尾“司马光到底只是察觉到汉代人已有这样的看法、并且将此说加以强调，还是为了表达自己的政见而刻意扭曲历史，这恐怕是还需要再讨论的问题”一句话来看，“扭曲”和“制造”也基本上是近义词了。相比之下，游逸飞《制造辛德勇》一文中“制造”的含义就大为不同。他认为“班固、司马光、田余庆、辛德勇等历史学者前仆后继地'制造汉武帝’”，显然并不是想要以一人之力对古今名家开地图炮，而是想强调“制造”是一种无法避免的影响。至于《制造辛德勇》这个标题，大概是作者认为他对辛德勇之理念与意图的分析，未必能代表辛本人的真实想法。但无论如何，此文都是有助于读者认识辛德勇与《制造汉武帝》的。文章最后，游逸飞还引用了西方历史学家的一段话：“确定一种记载优于另外一种的危险在于，它是为了把“历史”浇铸成一个单一的真实故事。这也是寻求一种“客观的”或“科学的”历史所遵循的逻辑——就其意欲实现的目标而言，它们都是不可能的。”这段话出自牛津通识读本系列中的《历史之源》一书。所谓通识，在我看来并不意味着要求普遍的认可。不赞同上述后现代史学观而坚持自己的治学理念，这当然无可厚非，但如果要使用或者批评“制造”“构建”之类的概念，还是应该先有基本的了解。前面提到的李浩《司马光重构汉武帝晚年政治取向说献疑》一文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其之所以误解辛德勇，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书名和不知道何时窜入简介的“后现代”一词，另一方面也与作者本人对“历史建构”的负面态度有关。而就是这篇声称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的文章，居然还引用海登·怀特《形式与内容：叙事话语与历史再现》一书中的话来强调“历史是真实的而非被建构的”——可见其对“后现代”的了解和批判有多荒谬。很多时候，拒斥和恐惧都是源自于未知。如果以平常心来看待所谓“后现代史观”，会发现它并不是重视史料考辨的学者注定的敌人。相反，只有意识到无论作者如何尽量保持“客观”，历史叙述都难免成为一种“制造”，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认识、使用每一份史料，就像罗新在《有所不为的反叛者》中所说的，“一切史料都是史学”。希望这场大讨论，能够让更多的人认识到这一点。也因此，我们要感谢《制造汉武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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