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要：九十年代以来，日常生活的进入使女性诗歌写作表现出了温和姿态，拓宽了女性主义自我救赎的道路。但这样的日常转向被认为是对女性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的批判锋芒和锐利风格的背叛。本文以周口女诗人贺红的作品为例，探讨日常生活写作透露出的女性写作的尴尬和困境。 关键词：贺红；日常生活；主体自我 二十世纪女性主义在中国发展的价值诉求是寻求一种话语方式，赋予历史中被压抑的“沉默的大多数”以主体意识，并从中寻求自我建构的可能性。因此，对男权话语的反叛和自我的命名并存于二十世纪的女性写作中。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来，女性写作越来越体现出明显的自觉意识，反叛与命名朝向相反的向度极端发展，女性写作在拒绝男权话语的同时艰难地开辟着男权话语或者说男性经验所无法抵达和有意忽略的领域，从中挖掘出定义性别自我与生命体验的话语资源。于是就有了八十年代的黑夜意识、九十年代的身体书写。其中身体写作为女性主义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在对身体的感知和抚摸中，女性写作触及到生命存在的本源力量。在身体的美学意义敞开的一刹那，扮演着超自我角色的历史理性还原为单纯的男性欲望，从而显得虚伪而苍白，女性写作也因此显现出其颠覆性力量。 但身体写作带来的是女性挣扎于“成为自我”和“成为女人”之间的绵绵不绝的撕裂的疼痛，灵魂的惊悸不安和内心孤独的惶恐在后现代主义抹平差异思潮的抚慰下转化为对日常生活的宁静观照和现实体验，对两性关系温和的理解代替了尖锐的性别冲突。顺应着女性写作温和化的潮流，诗歌领域也开始关注日常生活的审美化表现，拓宽了女性主义自我救赎的道路。但对于这样一种创作倾向，有些女性文学的批评者认为日常生活的书写导致了性别界限的消融，而这种消融意味着对女性文学从其诞生之日起就具有的批判锋芒和锐利风格的背叛。本文将以周口女诗人贺红的作品为例，探讨日常生活相对于女性主义写作而言，意味着救赎还是背叛。 一 对日常生活的审美表现几乎是新世纪以来诗歌写作的一种大趋势。河南虽然地处内陆，但在诗歌精神上与时代保持同步。如丘河所言，河南的女性诗歌写作也与全国女性诗歌一道，呈现出诗歌话语多元化趋向，诗歌的表现主题更为宽广，表现手法更为多样化，女性诗歌写作逐渐走出个人和性别的围城，走近生活、群体、自然、人类的大世界、大宇宙……这时期，女性诗歌没有了旗帜鲜明的主义和激烈的反抗，写作已经回归日常生活。〔1〕 作为一位在新世纪开始从事诗歌写作的女性诗人，贺红的作品自然也免不了染上日常生活的印痕，在她的作品中充满了对日常生活的惊喜发现和独具个性的理解。日常工作充满了枯燥和无聊，生命消耗在机械的工作程序中。但因为有了一株开花的海棠，生活因此而有了新的发现：“五个围观的女人同时惊呼：那不是花，是蕊”；（《办公室的海棠开花了》）过年的时候，“用酒精把脸颊染红，就是一副上好的春联”；（《过年》）爱情就是“我喜欢看你坐在靠近窗子的橡木餐桌旁，埋头吃手擀茄丝面条的样子”；（《我们的爱情》）醉酒之后，“我看到夜醉了，醉成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喝酒》），还有那篇《述职》： 述职让我想到了屠宰场 和一群可怜的、无辜的牛 那群牛眼里正流着大滴的泪 没有刀刃的接触 没有血从脖颈上流出 它们就被我的同事吹死了 我既是围观者，又是帮凶 《述职》 在贺红的笔下，工作、旅游、做饭、购物、穿衣、怀念、沉思等等都得到诗化处理，而像桑蚕丝的旧裙子、蒲公英、老粗布床单、粗瓷碗、大疙瘩盐、泡菜坛子等等日常意象的进入更增添了生活本身的气息。就像波伏娃所说：“女人擅长去形容周遭的气氛和它的特性，表明特性之间的微妙的关系，使我们也感受到内在酝酿的波动……她们能很容易地形容自己内在生活、经验和天地。对于事情隐藏成分的察觉，表现出特有的经验，以温暖、芬芳、也许世俗的语句形容。她们的文字通常比语句的结构更能引人注意，因为她们对事物的本身比对事物之间的关系更有兴趣；她们的目的不在于去表示抽象的美，但是，她们的语句反而更能直接道出它的意义。”〔2〕贺红以女性的细腻感触写出了生活的细节，在庸常中表现着生活本身散发出的气息和味道。 女作家笔下的日常生活必须是楔入女性内在生命体验，浸透记忆和想象的日常生活。不是满足于展现生活的细节，也不是个人日常情感的宣泄，而是在此基础上的发现与超越，“她们将会超越个人的、政治的关系，看到诗人试图解决的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于我们的命运以及人生之意义的各种问题。”〔3〕贺红并没有沉溺于生活细节和趣味的微观展示，而是萃取出生活的种种意义，赋予平凡以价值色彩。 日常生活并不是琐碎与重复，也体现着庄严和崇高，就像《黄山挑夫》中的那些挑夫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忍受着肩膀上的疼痛和游人眼里的轻慢中，他们表现出了一种坚实生活的态度： 他们挑的不是青菜果蔬，不是日用杂物 不是砖瓦水泥，不是拐棍、衣物鞋帽 是母亲床头一碗冒着热气的中药 孩子书包里的作业本，妻子头上的新草帽 是一个大写“人”字立地顶天 和一个素昧平生女子的唏嘘与赞叹 《黄山挑夫》 更多的时候，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体味到的是幸福和感动，而对日常生活的忠实、热爱、乐观和坦然则是贺红诗歌的叙述主调。琳子是个普通的女人，同时也是一个幸福的女人，这种幸福不是停留在语言层面，而是隐藏在生活的每一个皱褶之处： 琳子的幸福，不是用她漂红的唇说出 也不是用她写诗的手写出 她的幸福正好等于老孔和小孔 两朵向日葵朝她弯曲的那个弧度 琳子的幸福，细白的小酒碗清楚 细白瓷盘中的香油拌榆钱清楚 双栖双飞的一双筷子清楚 清洗餐具的滑溜溜的水珠清楚 琳子的幸福，装满她橘黄色的毛衣 装满她的红方格裙子，肉色长筒丝袜 装满她黑色细高跟的长筒靴子 和她挎在肩上的时尚挎包 琳子的幸福，瓮声瓮气的泡菜坛子 一直缄口不语，偶尔又将它和盘托出 《琳子是个幸福的女人》 面对灼灼桃花，诗人相信，“桃花缤纷的红地毯∕径直引领我走向幸福的入口”（《想念桃花》）；一朵泡在杯中的杭白菊在午夜时分的梦境中“矜持地重返枝头，翘首，遥望”（《杭白菊》）；一场雪悄悄在云中集结，“它已收拾好回家的行囊∕准备了足够的眼泪和棉花∕带回家乡，抚慰爹娘”（《一场雪站在云上眺望》）；躲在一朵朱砂梅里的“我”用一片雪花将自己遮蔽，害怕“些许的温存∕都会诱发我盈眶的感激”（《朱砂梅》）。在《倒影》、《酒的二章》、《抵达》、《喝酒》等诗歌中，贺红表达了对于生活的期冀和满足。 有学者认为，日常生活交流和表现的大部分方法往往是“女性的”方法。〔4〕因为生活范围的限制，女性经验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日常生活。女性言说自我和建构自我的历史经验实际上就是女性的日常生活经验，性别视角和日常生活视角在某种程度上叠合在一起。正因如此，贺红在表达女性经验的同时，也使日常生活显现出其亲在性的一面。比如《那些冷》： 那些冷被从牙缝中挤出 就生出白色的翅膀，去旅行 有的一点点下沉，凝成霜 有的升腾升腾，汇集成一群羊 走下天庭，那些霜的白羊的白 都在等着太阳温暖的照耀 等着融化成一汪水 一种日常生活现象在诗人的笔下显现出其神奇的一面。冷气被想象成有白色翅膀的精灵，下降凝成霜，上升聚成羊。无论是霜还是羊，那由冷气演绎成的小精灵等待着太阳的照耀，等待着融化和消失。女性对于细节的敏感和想象的丰富由此可见，这种经验的获得与女性日积月累的日常生活感受密不可分。面对日常生活的琐屑，女性在男性话语的边缘地带言说出某种生活真理，提供了男性经验无法涵盖的生命真相，对生活和生命做出了重新阐释。她们既能沉溺于其中体验着世俗的温馨和感动，又能超越出世俗的现实层面追求精神的升华，就像那些冷气等待日出一样，完成生命的极致体验，透露出对待生活的执着和乐观。 写过《日常生活批判》一书的法国当代思想家列斐伏尔认为，妇女运动比其他运动都重视被现代制度规约了的日常生活，把日常生活看做是衡量和改造的首要目标，只有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而不只是宏观的政治经济领域关注男女平等，实现日常生活的变革，男女的平等才有可能真正得到贯彻和实现。〔5〕相比较陈染、林白式的激进色彩的性别对抗，贺红的诗歌写作少了诸多的硝烟，所有曾经尖锐的疼痛在对生活的重新发现中溶解为丝丝幸福，在对日常意象的想象性书写中散发出日常生活的宁静和安逸。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常生活的介入缓解了尖锐的性别对抗带来的女性主体建构的精神危机，使女性主体建构有了新的可能，但谁又能保证这样一条道路就一定能够将女性带到理想的彼岸？对于女性写作而言，日常生活的进入意味着写作姿态的敞开。但敞开同时也意味着性别界限的消泯，女性写作因此将会付出从诞生之日起就具备的批判锋芒和锐利风格的丧失。在此意义上，指责女性日常写作是对女性主义的背叛也是女性批评的本能性反应。这就是女性写作的两难，在“成为自我”和“成为女人”之间的取舍意味着主体建构的艰难。女性在获得感性满足的同时，是否丧失了精神深度的探索？女性自我主体的建构是建立在日常生活的物质性基础上还是游弋在对两性关系的抽象性描述中？在贺红的诗歌中，恰好反应了女性写作裂变的症候。 不可否认，贺红以其女性细致入微的描绘让人感受到日常生活的诗意存在，但过多认同于日常生活又会造成主体性的丧失。贺红写过一首诗叫《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 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 一株有着木字旁姓氏 草字头名字的植物 临水而居，或者傍山而立 我身体里的动脉和静脉 是浇灌你的两条涓涓细流 白天，我是你的太阳 夜晚，我是你的月亮 我守护你的春华秋实 更守护你冬季的地中海 和岸边盛开的菊花，栖息的蝴蝶 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 就能原谅你的粗枝大叶 言不由衷地安慰自己 草木吗，本来就没有感情 对于女性而言，爱情在生命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以直接感性的方式确证着主体自我存在的意义和价值。没有爱情的生活是生命中永远的空缺，但迷失于爱情的漩涡而丧失了主体性的自我同样在生命中留下不可弥补的缺憾。在《爱人，我把你当成一株植物》这首诗中，为了所爱的人，自我做出了无私的、不求回报的奉献。做太阳，做月亮，就是没有做自我；守护他人的春华秋实，守护冬季的地中海和盛开的菊花、栖息的蝴蝶，就是没有守候自我独立的精神家园。尽管诗人将男性做了日常化处理——他不再是舒婷《致橡树》中的那个高大伟岸的形象，而是一株普通的植物，但重要的不是男性处于什么样的高度或是位置，而是女性在男性面前的永远降格——她不再是舒婷《致橡树》中那个与橡树并排站立的木棉，而是“为绿荫重复单调的歌曲”的痴情的鸟儿。主体自我的丧失意味着对新时期以来女性主义者一直在追求的主体性的背叛，女性在追寻自我的旅途上再一次陷入男权话语的窠臼，在消费主义语境下有意识地扮演着男权话语的合谋者的角色。德里达认为，女性在有意识地重读和复述父权制的核心本文时，可以变被动为主动，在模仿和游戏本文的过程中，保持着区别于男性范畴的某种独立性，从而达到颠覆男权话语的目的。在贺红的诗歌中，因为终极目的的消失，对男权话语的重读和复述不再具有颠覆性，而是以“他者”的身份主动参与到男权话语的建构中来。这种“他者”的意识越强烈，主体形象就越模糊和单薄。 于是，在贺红的诗歌中，建构起来的是一个空心化的主体，一个萎缩的自我，满足于生活的世俗抚慰，而不再进行意义的深度追问。在《爱人，我就是你铅华洗尽的盐》中，诗人因爱人的需求而改变着爱情的浓度：“该淡时淡，该咸时咸”；《回到唐朝》中，诗人化身为“纤纤柔柔”的小妇人，拥有“三分阿蛮的轻盈，三分婉儿的机敏，三分玉环的妩媚”与爱人长相厮守；《石碾子》中，诗人要将自己“磨为齑粉”，喂养爱人；《那个拿蜂蜜喂养我的人》一诗： 那个拿蜂蜜喂养我的人 喂养出我的矫情和坏脾气 一直以来，他都在设计我 把我从燕子设计成企鹅 把天空设计成不可企及的梦 有抱怨但不是谴责，是陶醉；有不满但不是愤懑，是夸饰。女性心甘情愿地接受着男性话语规训，重蹈历史上女性主体被俘获的旧辙。诗人这样做的时候，她不仅重新巩固了男性话语的权威，而且拆解了女性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脆弱的女性话语言说的基础，尤其是当诗人是以女性身份对生活本身发出赞叹的时候，就带有更大的遮蔽性和误导性。 女性现实生活的幸福感与女性个人主体自由的最大满足相辅相成。如果没有现实生活的幸福感，主体自由显得有些抽象；但如果主体失却了自由独立的空间，现实幸福的获得又过于肤浅。家庭、婚姻、情感生活的稳定和幸福感是女性借以确认个体生存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如果将自我全面敞开融入世俗，“成为自我”和“成为女人”之间的鸿沟将会越来越大。女性虽然不再像九十年代那样陷入分裂的痛苦，但面对的却将是自我消失的无所适从，这将是比痛苦更难忍受的无边的虚空。如何打发这虚空，给自我以现实存在的理由？于是种种生活细节从角角落落悄然浮现： 高脚杯里玫红的液体 在朝我着抛媚眼，而 此时我正钟情于一碗酸汤面叶 向往麦克风和庞龙的《两只蝴蝶》 《喝酒》 生活细节进一步强化了自我对日常生活的感知印象，对经验主义的坚定信心使女性终究无法像男性那样成为生活的超越者，而是滞守于生活的表层，自我也异化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女性将精神主体封存的后果就是造就了性别之间新的对立，男性形象在女性仰视的目光中不断飞升、放大，再次成为女性不可逾越的精神标杆。 在贺红诗歌中，女性主体性消解的明显表现就是欲望化的消失。在女权主义看来，反叛既定秩序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将“社会化”的女性（也是被男权文化规约的女性）还原为自然本色的女人。女人就是女人，一切源于本性的欲望都是正常的、健康的，因而也是美的。反抗按照男权话语语法规则写成的文明史，让生命之火从底层的本能猛烈喷发，也就成为女性自我解放的第一步。但在贺红诗歌中，女性是以男性欲望化对象的形象出现的。她是个好妻子、好母亲、好女儿，但始终不是她自己。爱人到南方出差，于是“我的心执意和你挤上火车，那一刻，我开始关注一个南方城市的天气预报”；（《写给老公》）尽管自己“对酒的愉悦仅存在于嗅觉”这样一个肤浅的层面，但为了不想让爱人的胃“再一次遭受酒精摧残”，还是从他的手中接过酒杯一饮而尽；（《酒的二章》）欲望化的隐匿使女性成为一个精神阉割者，她被动地等待着爱情的抚慰，等待着爱人用“镰刀薄薄的嘴唇”亲吻“我冰冷的孤独，收割我寂寞的等待”。（《起风了，我把长发辫起》）当女性津津乐道于穿衣打扮、恋爱婚姻、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经验的书写，那么这些日常性欲望的满足通常会掏空主体建构的精神内涵，不仅摧毁了女性书写所应具有的批判与解构边缘性立场，而且会不自觉地领受日常生活中所隐含的性别政治的无意识话语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对日常生活的发现成为对男性话语叙事空缺的补充，女性借助于日常生活找到了言说自我的方式；但如果日常生活上升为生命的全部，女性将会失却主体性建构的精神向度。这就是贺红诗歌透露出的女性写作的尴尬和困境：一方面贺红能够自如地表达熟悉的日常生活经验和私人情感，有着积极的建构意义和价值；另一方面，贺红又极容易迷失于日常生活之中，表现了一种女性写作重返古典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九十年代末期以来，女性研究表现出了某种后现代主义特征，即由性别本质主义到反本质主义、由女性研究到性别研究的悄然转换。如何实现“女”和“人”的完美统一，是这一研究背景下女性理论和女性写作应着力思考的问题。也许，这只是一种理想的价值期待。波伏娃曾经说过：“一方面，与生俱来的权利允许她成为主动、自由，充满活力的存在；另一方面，她的性欲和社会压抑却将她塑成被动的客体。她的自然倾向是将自己看做本质的，她怎么能下决心去变成一个非本质者？但是，如果我只能以另一自我的身份完成我的命运，我将如何放弃掉我的自我？这就是未成年女性必须在其中挣扎的痛苦境地。”〔6〕由此看来，成为有着独立个性的自我和成为符合社会规范的女人之间的巨大鸿沟还需要漫长的时间去填平。这看起来不免有些悲观，但一个悲观的目的总比盲目的生存更具有价值色彩！ 注释： 〔1〕丘河：《寻找诗意的言说——河南当代女性诗歌漫谈》，http://blog.sina.com.cn/s/blog_6c7057870100s2e6.html. 〔2〕波伏娃：《第二性》，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04-505页。 〔3〕弗吉尼亚·伍尔夫：《论小说与小说家》，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58页。 〔4〕水田宗子：《女性的自我与表现》，中国文联出版公司2000年版，第80页。 〔5〕陆兴忍：《走向女性主义日常生活诗学》，华中师范大学2007年博士论文，第18页。 〔6〕波伏娃：《女人是什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版，第117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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