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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常宴会，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革命意识形态转换的科学叙事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解读 【编者按】为提高学术成果的传播效率，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与研究》录用的文章，将在本刊知网首页和公众号网络首发。 摘 要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是恩格斯对革命意识形态转化过程的科学叙事，客观上起到了教育无产阶级（政党）的作用。在恩格斯看来，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出发而后与之脱离的过程，也是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的衰落到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形成的过程，而著作本身的显性逻辑——对黑格尔辩证法、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批判继承和唯物辩证法的彻底运用则是叙述这个过程的必要环节。恩格斯的这部著作立足时代的高度批判各种资产阶级社会思潮，其中贯穿着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总体革命观，并在历史叙事中展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力量。 关键词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革命；意识形态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是恩格斯晚年的一部作品，学界以往主要关注其中包含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如哲学基本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颠倒等等。但如果从恩格斯的革命家身份和当时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角度出发，则更应该把这部著作看作恩格斯对无产阶级政党进行政治教育的产物。在这种视域中，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同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是恩格斯的核心关切，而著作中包含的哲学问题可以看作叙述这个关系的必要环节。资产阶级哲学家大多误解了这个关系，且这种误解对无产阶级已经产生了很大的消极影响，因此需要恩格斯的科学叙事。在这部作品中，恩格斯在问题意识、思维方式和写作方法等方面向我们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应有品格。 1 阐明革命意识形态的转换过程是 恩格斯的迫切任务 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的时期，正是他整理马克思《资本论》遗稿最为焦灼的时期。在这个时候写作一篇书评来回顾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表明这个问题主要不是一个哲学史问题，而是一个具有实践效应、关乎无产阶级革命未来的议题。 作者的写作背景和意图是解读一部作品时首要的分析对象，它制约着对作品的整体把握。德国古典哲学为德国资产阶级革命作了理论和舆论准备，哲学革命直接为政治斗争服务，无产阶级革命同样需要一种理论先导。对恩格斯来说，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状况和指出无产阶级斗争的方向是迫切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就要论证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这两种革命意识形态的关系。在1888年单行本序言中，恩格斯明确地说明了这部著作的写作意图：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明了他们同黑格尔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清理了从前的哲学信仰，这部著作并没有发表，而且如恩格斯所说，其中缺少对费尔巴哈学说本身的批判，也没有直接说明马克思同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之后的四十年中，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没有重新回到这个话题上。恩格斯说：“这期间，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另一方面，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 恩格斯所说的两方面原因是基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内外形势的判断： 从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的结合状况来看，到1886年这个时候，很多无产阶级政党领袖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了解并不深入，并不清楚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同德国古典哲学之间的关系，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及工人领袖是这部作品的重要目标读者。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思想状况有一些客观原因。到1886年时，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的著作还比较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和《反杜林论》是其中的代表作品，而反映马克思主义形成轨迹的作品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哥达纲领批判》等作品都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发表。并且，在德国反社会党人法时期（1878—1890），德国社会民主党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党的一切组织、群众性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的和工人的刊物都被禁止，社会主义著作被没收，那时，《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类作品是禁书。已经发表的这些作品，并没有系统论述马克思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比如，《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简单提到了黑格尔学派解体后，黑格尔的哲学被当作一条“死狗”，而马克思公开承认他是黑格尔的学生，却没有解释这种师生关系的具体内涵。康·施米特在回忆恩格斯时说到，1887年前后，施米特将自己的博士论文送到恩格斯处请教，在与恩格斯的反复讨论中才知道了唯物史观的意义。“我这个深受康德哲学影响的人还不熟悉《资本论》中'唯物史观’的本质，对于用唯物史观来论证社会主义，也还感到陌生。给我讲课的经济学教授们，对这方面的问题更是毫无所知。因此，在我头脑中还是那些至今仍然存在于官方著作中的看法，以为马克思在某种程度上是用哲学方法从价值理论推论出社会主义的，以为用这种价值理论就可以证明剩余价值的榨取，证明资本对工人阶级的剥削，证明现存经济制度不合理，必须进行社会主义的改造。结合恩格斯晚年同各国工人领袖的通信，我们可以推断，康·施米特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能够很大程度上代表社会各界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水平，这也使得《费尔巴哈论》的写作更为必要。 从马克思主义同各种社会思潮的竞争状况来看，哲学研究直接为无产阶级革命斗争服务。19世纪中叶以后，孔德的实证主义、叔本华为代表的非理性主义、朗格的唯物主义等思潮都在社会上产生广泛影响。在这一时期，资产阶级哲学家在他们著作中已经谈到了马克思同黑格尔的关系，把马克思主义作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余波，并且是在唯心主义的最高点后堕入唯物主义的一支。结合当时唯物主义的坏名声，恩格斯必须重新叙述马克思和黑格尔、马克思主义和各种唯物主义思潮之间的关系，以减少这些哲学思潮对工人运动的损害。恩格斯选择新康德主义作为批判对象是回应马克思主义在当时面临的最大挑战。巴黎公社失败之后，无产阶级革命进入低潮，资本主义社会进入“和平发展”时期，资产阶级哲学走向保守的改良主义道路，与之相应的理论表现则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在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过程中，新康德主义是其中的代表，19世纪资产阶级哲学家回到康德哲学同对黑格尔哲学的抛弃是联系在一起的，正如柯尔施所言，“为了结束这一时期，这些哲学史家对于黑格尔主义的哲学运动确定了一个绝对的'终结’。然后，他们就以回到康德（赫尔姆霍茨、泽勒、李普曼、朗格）来开始论述19世纪60年代，似乎这是一个新的哲学发展时代，而与此外的任何事情没有任何直接联系”。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也为新康德主义的流行提供了不少资源。新康德主义、自然唯物主义等思潮在无产阶级政党中广泛流行，造成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恩格斯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国际工人运动领袖们的理论修养不足而担心，他预见到其中有些人会转到修正主义立场上去。“早在恩格斯生前，有人就企图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者们’力图仅仅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相脱离的社会经济理论的框子来限制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意义。主张社会历史观点不依赖于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的这类说教，导致用新康德主义、实证主义或者唯心主义哲学的其他流派来取代唯物主义哲学。” 《费尔巴哈论》发表之后的无产阶级运动史也验证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恩格斯逝世之后，1898年，考茨基就普列汉诺夫批判伯恩施坦主义这件事给普列汉诺夫的信中表达的观点，印证了恩格斯对当时各种错误思潮影响程度的判断。考茨基说：“我在哲学方面从来就不强，虽然我完全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我仍然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经济观点和历史观点至少同新康德主义是可以并行不悖的……如果伯恩施坦只是在这方面褪色了，这丝毫不会使我感到不安。”第二国际时期，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就属于从新康德主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转化成了一种基于伦理学的社会主义。 不过，需要说明的是，第二国际时期出现了从新康德主义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倾向，并不能说明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失去了意义，实际效果仅仅是评价理论的一个维度，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发挥作用除了理论本身的科学性，还受到特定时代条件的影响。一方面，虽然随着20世纪的分析哲学、现象学等哲学流派的兴起，新康德主义很快就式微了，但这些学者讨论的自然与自由、规律与意志、科学与价值的问题仍然在其他哲学流派中产生影响，甚至成为很多人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的思维习惯，比如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至今仍广受关注的马克思正义观问题，人们也经常回到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科学性与规范性之间的关系问题上。“在类似的理论框架中，马克思的思想往往被置于一种两难处境之中：要么被解释为'科学’的理论，从而无法容纳伦理的'价值’，也无法容纳主体的行动概念；要么被解释为某种人道主义，其中的人道价值也被等同于伦理性的'理想价值’。”另一方面，理论的实际效果还受制于社会发展的程度，在《费尔巴哈论》发表之后，虽然无产阶级革命取得了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胜利，但资本主义也在危机和克服危机中显示出自我调整能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生命力是资本主义自我调整的理论表现，应该说，马克思主义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不是一劳永逸的，在回顾恩格斯科学叙述革命意识形态转换过程的基础上，我们更应当与时俱进地推动对资本主义的深入认识和批判。 2 革命意识形态转换过程是 《费尔巴哈论》的主题 德国古典哲学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马克思恩格斯从德国古典哲学“出发”又同它脱离的过程，也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向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转换的历程，马克思与黑格尔、费尔巴哈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转换的表现。 革命意识形态的转换是这部著作的主题，这一点从恩格斯的谋篇布局中就显示出来。在《费尔巴哈论》的开篇，恩格斯说“我们面前的这部著作使我们返回到一个时期”，“德国准备1848年革命的时期”，继而马上论述哲学革命和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黑格尔哲学同德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为什么在主要回应新康德主义挑战的作品中却以黑格尔为开端呢？恩格斯在正文第二段结尾处提到海涅的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解答问题的线索。在《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一书中，海涅提出，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打破了教会在个人和上帝之间的中介作用，带来了思想解放，这种思想解放在哲学领域促成了德国的哲学革命，由康德、费希特、谢林直至黑格尔完成的哲学革命最终唤起了德国沉寂已久的泛神论传统，强调从事物质世界斗争的意义，激发了德国人的革命热情。“我以为我们这样一个有计划有步骤的民族是必定从宗教改革开始，然后再在这个基础上从事于哲学，并且只有在哲学完成之后才能过渡到政治革命的。”海涅给出了一种将哲学革命和政治革命相结合的论述视角，但其论述重心放在了宗教改革、斯宾诺莎哲学和康德哲学上，对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着墨不多，所以，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可以看作是对海涅这种分析思路的接续，从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谈起，说明马克思主义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黑格尔的哲学体系内容非常丰富，恩格斯却单单从黑格尔辩证法所隐含的革命性出发，他指出，结合黑格尔的辩证法，“凡是现实的都是合乎理性的，凡是合乎理性的都是现实的”就可以引申出“凡是现存的都一定要走向灭亡”这种革命的主张，尽管这种主张不是黑格尔的明确宣示，而是根据其辩证法推出的结论。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在于彻底否定了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这种革命性不仅体现在认识领域，还体现在历史领域，无论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以及由于这种社会关系产生的意识形态，都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且将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而消亡，并没有任何永恒性质。黑格尔哲学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通过渗透进各种科学、借助通俗读物和报纸上的文章等方式影响了当时德国的思想界，实际构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准备。资产阶级革命胜利以后，其意识形态就趋于保守，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的黑格尔哲学也就必将走向解体。在这里，哲学史上的变化根源于阶级斗争的形势变化，1848年革命把所有唯心主义哲学放到一边。在著作的结语部分，恩格斯用两段的篇幅说明德国工人运动如何继承了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性。在《费尔巴哈论》四个部分的叙述结构之下，隐含着“哲学革命与政治革命——马克思哲学与工人运动”这一隐性叙述结构。当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去执行“革命的遗嘱”时，应该有一场更为彻底的哲学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现实革命的理论表现，这场哲学革命是由马克思来完成的。 在哲学革命和现实革命关系的语境下定位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费尔巴哈论》第二、三部分的主要任务。黑格尔学派解体后，青年黑格尔派以批判宗教的形式介入政治，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构成了宗教批判的重要理论资源，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的异化，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必然能够延伸出，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只是宗教创世学说的残余，“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本身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但费尔巴哈在此处停滞不前，在恩格斯看来，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炸开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最重要环节，但是费尔巴哈把唯物主义等同于它在18世纪的特殊形式，不承认自己是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最大的问题在于，它虽然指出了自然界的本原地位，但在社会领域，费尔巴哈提出的人的本质，只是抽象的而不是在现实历史中生存的人，所谓人与人之间的爱针对的也是一般的、抽象的人，最后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费尔巴哈的道德是完全适合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不管他自己多么不愿意或想不到是这样。”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单行本出版的时候附上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是对费尔巴哈和从前一切唯物主义传统的批判，“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被认定为一种旧唯物主义，它的革命性在于用唯物主义来批判宗教，但却最终丧失了自己的革命性，这种革命性由马克思主义来完成。 对恩格斯来说，想要彻底批判新康德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说明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同其他唯物主义相比的特殊性，必须吸收自然科学的最新成果。严格说来，新康德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流派，而是一种思潮，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主要批判的是朗格《唯物主义史即对其在当代的重要性的批判》一书的观点，而朗格的观点很大程度上受到赫尔姆霍茨、弥勒等生理学家的影响。朗格认为，唯物主义者的根本缺陷是“不管怎样明确地指出意识完全依赖于物质的变化，外部运动对感觉的关系仍是无法理解的”。同时，唯物主义缺乏理想，倾向于利己主义，在对宗教、道德、艺术、诗歌等方面的论述上往往显得较为贫乏。朗格的这种唯物主义的理解，在社会历史领域表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在书信中也对此作过批判。在恩格斯看来，朗格所批判的是庸俗的、机械的唯物主义，与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之间没有关系，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只是在何为世界本原层面才是有意义的。“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么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划分还涉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恩格斯特别提到康德和休谟的不可知论，认为对这种不可知论的根本反驳是实验和工业的进步，我们能够通过认识自然界的规律来改造自然界，就把康德“自在之物”变成了“为我之物”，“如果新康德主义者企图在德国复活康德的观点，……鉴于这两种观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被驳倒，这种企图在科学上就是开倒车，而在实践上只是一种暗中接受唯物主义而当众又加以拒绝的羞羞答答的做法”。 恩格斯对唯物史观在各个领域应用的阐述是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具体说明，即不是从抽象的绝对精神的外化过程来说明世界万物，而是从各个领域的事实出发来解释各个领域的历史进程。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结束了历史领域内的哲学，正如辩证的自然观使一切自然哲学都成为不必要的和不可能的一样。现在无论在哪一个领域，都不再是从头脑中想出联系，而是从事实中发现联系了”。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唯物辩证法如何贯彻到各个领域的说明，在叙述结构上恰好同黑格尔辩证法的展开过程相对应，这进一步显示出马克思对黑格尔的继承发展关系。在黑格尔的哲学体系中，绝对精神外化为自然界，经历机械性、物理性和有机性阶段后，将自己外化为人类社会，经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阶段，在绝对精神阶段，它的发展又表现为艺术、宗教、哲学三种形式。《费尔巴哈论》的第四部分，恩格斯在论述自然科学的三大规律的发现之后，认为自然科学的出现已经使得自然哲学失去了存在的价值，之后恩格斯依次分析了国家、意识形态、哲学、宗教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不是基于某种神秘理性外化出来的联系，而是从事物本身中找到联系。 在《费尔巴哈论》的结语处，恩格斯简要勾勒了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的诞生。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资产阶级选择了与封建制度妥协，以求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还同封建地主勾结以共同镇压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这种情况下，资产阶级哲学家已对启蒙理性失去信任，他们最关注的不是建立理性主义哲学体系，而是尽可能多地获取现实利益。尽管还有一些哲学家写出哲学著作，但原本的“理论兴趣”——对革命的哲学化阐述消失了，与之相比，德国的工人运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革命精神。随着社会化大生产的持续推进，无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并且在之前的数次大规模斗争中得到了锻炼，每一次革命的失败都使得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认识更加深入，也使得无产阶级更为团结。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立场上存在根本差别，无产阶级代表最大多数人的利益，他们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马克思主义作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意识形态，在立场上与无产阶级是一致的，并且代表无产阶级运动的利益。与德国古典哲学主要是在观念领域里进行的革命不同，无产阶级通过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致力于现实社会关系的改变。因此，德国工人运动才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 3 《费尔巴哈论》的叙事中展现的 马克思主义品格 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向我们示范了马克思主义同社会思潮斗争的过程，并且在斗争中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应当具备的品格，对我们在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与时俱进有重要意义。 一是立足时代的高度批判各种思潮。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提到过“时代的高度”问题。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认为，当时的德国在各个方面都落后于英国和法国，德国只是在哲学领域参与了这个时代，“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al pari]的德国历史”。恩格斯也说过，“德国的官方自然科学，特别是在专门研究的领域中仍然保持着时代的高度”，并提出德国古典哲学曾经是德国政治屈辱时代的德国的光荣。时代的高度在这里有非常明确的意味，它意指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最先进的物质进步和最前沿、最无私的精神成果。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批判就展现出了这种时代的高度，至少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从批判立场上，恩格斯自觉地基于无产阶级的立场，指出各种思潮的保守、妥协和狭隘。无产阶级立场之先进性，既是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是工业化的产物，而其他阶级都将随着工业化生产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也是因为无产阶级代表了最普遍的利益，“在这里，对职位、牟利，对上司的恩典，没有任何考虑。相反，科学越是毫无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第二，从论战对象上看，恩格斯挑选黑格尔、费尔巴哈作为主要的论战对象，是因为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的顶峰。“总之，哲学在黑格尔那里完成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方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些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而在黑格尔哲学解体过程中，费尔巴哈是黑格尔哲学最有力的批判者，对这两种哲学的批判才能说明马克思如何推进了革命意识形态的转换。第三，恩格斯在写作过程中特别注重对自然科学成果的运用，既是因为自然科学的最新进展直接同唯物主义历史观相关，也因为当时流传最广的哲学思潮大多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当时，以福格特、毕希纳、摩莱肖特等为代表的自然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重要论战对象。同以往相比，19世纪时各门科学的分化已经蔚为大观，每个有志于科学研究的人都必须把自己的精力集中在一个很小的领域才有可能取得知识增量，知识积累的方式发生了根本变化。但是，由于科学研究的过于细化，很多自然科学家倾向于把自己特殊领域的研究成果绝对化，丧失了观察社会的总体视野。自然科学知识通过技术转化带来了生产力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社会上产生广泛的影响，自然科学的进步也在客观上为批判传统形而上学创造了条件。恩格斯对各种自然科学知识的掌握，是他批判当时基于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和黑格尔代表的唯心主义哲学的条件。第四，研究者本人的见闻也需达到时代的高度。恩格斯特别地以费尔巴哈为例。“虽然三个决定性的发现——细胞、能量转化和以达尔文命名的进化论的发现，费尔巴哈在世时全看到了，但是，这位在乡间过着孤寂生活的哲学家怎么能够对科学充分关注，给这些发现以足够的评价呢？……现在已经成为可能的、排除了法国唯物主义的一切片面性的、历史的自然观，始终没有为费尔巴哈所了解，这就不是他的过错了。”恩格斯认为过错不完全在费尔巴哈，指的是费尔巴哈因阐述基督教的本质同当时的权力产生对抗，不得不选择隐居的生活，因此，这里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是在非常严格的意义上进行的。《费尔巴哈论》在接近结尾处提到，1848年革命之后，德国只是在个别领域还处在领先地位，但真正伟大的科学发现都出现在英国，我们联想到马克思自1849年后长期住在伦敦，这为他观察资本主义运行机制、了解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最新理论成果带来了极大便利，使他能够立足于资本主义发展前沿批判各种错误思潮。 二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相统一的总体革命观。理论和现实之间的关系，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注焦点，实际上也是德国古典哲学家普遍关注的问题。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说：“在康德、费希特、谢林的哲学里，精神最近时期在德国先前进展所达到的革命是通过思想的形式概括出来了，表达出来了。……这个原则在德国是作为思想、精神、概念，在法国是在现实界中汹涌出来。”这段论述说明，革命不仅体现在实际的物质利益斗争中，也体现在理论斗争中，并且理论斗争往往充当现实物质利益斗争的序幕。康德本人的生活极为单调，但他的哲学对之后各个领域的影响实际构成了革命的先导，而黑格尔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评价对他自己也是适用的。从这个谱系上来看，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也可以看作是以理论的方式、写哲学史的方式、作为1848年革命见证人讲述历史故事的方式参与现实的革命斗争。意识形态是社会制度的精神根基，是制度的“抽象继续”和“观念的补充”，一种意识形态被驳倒，它所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构想的未来社会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正当性。意识形态想要发挥现实的作用，必须借助大众传播媒介的力量，黑格尔的思想如此，马克思主义也是一样。因此，对于恩格斯来说，选择一个合适的机会，以杂志文章和小册子的形式，澄清马克思主义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是关乎革命前景的重大问题。从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角度理解《费尔巴哈论》，能够让我们明确意识形态的重要作用。人们普遍认识到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认为这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中极端重要的工作，但另一方面，很多人对唯物史观中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采取相对机械的理解，否定意识形态的作用，认为通过经济发展、通过解决物质利益问题就可以顺带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这种机械理解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对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到底如何运行、效果如何等问题缺乏深入的研究。《费尔巴哈论》中提到的两种哲学（德国古典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如何作为现实革命的先导，说明了革命的理论同革命的实践之间的互动机制。 三是在历史叙事中展现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力量。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作品都可以理解为对资本主义历史的叙述，包括资本主义的起源、矛盾、运行机制和发展趋向，典型的作品有《共产党宣言》《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资本论》等。由于写作的目的不同，历史叙事的方式也会有所变化。因此，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把《费尔巴哈论》当作恩格斯讲述的他们如何走进而又脱离黑格尔（学派）的故事。这种历史叙事在恩格斯晚年比较常见，从《马克思和〈新莱茵报〉（1848—1849）》（1884）、《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1885）、《费尔巴哈论》（1886）最后到《纪念巴黎公社十五周年》（1886），恩格斯不断地通过回顾历史说明马克思进行理论探索和参与革命运动的经历，这种回顾能够起到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讲述一个故事，无论这个故事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件，或者是关于我们的祖先，或者是关于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或者是关于生活在遥远的地方的人们，甚至可能是关于一个没有人真正经历过的灵性世界，所有这些故事，都会创造出一种群体感，是这种感觉把有着共同世界观的人编织到了同一个社会网络之中。”当然，我们不能把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当作一般性的历史叙事，因为宗教、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也都以叙事的外观呈现出来，马克思恩格斯的作品从本质上是从经验科学角度对历史发展规律的描写，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富于感染力的叙事方式是马克思恩格斯作品的鲜明特征，由于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才使这些作品具备了维护群体团结的功能。《费尔巴哈论》这部著作的四个部分体现了恩格斯叙事的思路，在这样仔细考虑的历史叙事中，19世纪三四十年代及其之后的历史被清晰地描绘出来，马克思主义同德国古典哲学、国际工人运动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充分的说明，恩格斯完成了对无产阶级政党和工人群众的思想政治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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