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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12-04 12:58 千载州府神韵 台学文脉流徽 在唐代晚期 秘色瓷器在临海已为贵族或僧侣使用 至吴越国晚期与宋代早期 作为余姚上林湖窑场的补充 临海的梅浦与许墅等 生产条件较好的窑场 承担了部分秘色青瓷的烧造任务 这些任务应该为钱氏等王族官员所派遣 并在技术工艺上严格要求 临海古城西灵江南北有梅浦、许墅窑址群，这些年来发现了数批唐五代至宋时秘色青瓷，为许多专家所认可，耿宝昌先生甚至认为法门寺地宫出土唐代秘色瓷器有可能就是临海窑场所烧造。 一、梅浦窑与许墅窑 1.梅浦窑 梅浦村位于浙江临海古城以西，灵江南岸，出临海望江门大桥，往西北约5公里处。 梅浦周边窑址众多，古时候相传该处有称“三十六支窑”，其最盛时大约有窑场60余家，分别分布于梅浦村周围的后门山、马里墩、凤凰山、岭下、里岙、马尾坑、瓦窑头、西泽里，以及王岸、牛山等处，是古代台州较大的窑址群落。1982年，台州文管会与临海博物馆组织对该窑址群进行调查，并捡拾瓷片与匣钵若干。1983年4月15日，临海县人民政府在梅浦村西南隅的后门山立碑，公布该窑址群为“临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该窑址群古窑均为依山势建造之龙窑。其时代始于唐代早期，元代之后式微。但普通日用产品如陶缸、酒雕、酒坛等在上世纪其边上灵江上游尚有若干窑场仍在烧造。 据相关专家根据堆积层中所见到的瓷片标本分析，该窑址群中，以王岸窑的年代最早、后门山窑的堆积最为丰富、凤凰山窑的质量为最好。 凤凰山窑所出瓷片为梅浦窑当前所发现者中最为精美者，其胎体轻薄致密、制作规整。釉色有透明釉、半透明釉和不透明乳浊釉，其佳者釉面紧致，纯净静谧，青翠水亮，与秘色无异，有些质地与色泽甚至超过秘色，器物有碗、钵、罐、盘、壶、杯、水注、盏托、盒等，装饰技法有刻、划、刻划并用、镂空刻划等，以刻划花最为多见，刻划技巧娴熟流畅，极为精巧细密，所作文饰有荷花、蝴蝶、牡丹、莲瓣、缠枝花草、飞鸟人物等。前些年来因高速公路建设，此处瓷片多被捡拾。现在部分古陶瓷爱好者所持有的梅浦窑瓷片标本多为凤凰山窑所出。（下图一至三） 图一 图二 图三 凤凰山窑址所出为古瓷爱好者所持有的修复件，可见其胎质极为细密，修胎规整精致、胎体精巧，瓷碗钵其口沿处极薄，釉为秘色，釉质纯净清亮，刻划花也极为工丽，应属于五代北宋时期秘色青瓷中之上品。 2.许墅窑 许墅村，又称许市，位于临海市古城街道西郊之灵江北岸，距离临海古城约6公里处，与梅浦窑隔江相望。 许墅窑址位于许墅村村口东面山嘴头南麓，距离灵江约350米。1966年，临海市箱板纸厂建厂选址于此，在测量时发现该窑址。当年5月，浙江省文管会派朱伯谦先生来到临海，主持发掘清理。窑址清理结束后，发现的器物标本多为浙江省文管会收存，现藏于浙江省博物馆。临海市博物馆留存部分标本。近年，许墅村在开挖地基时，又发现瓷片填埋坑，经临海市博物馆马欣等同志前往勘察，捡拾秘色青瓷标本若干。馆藏中另有蕉叶纹小罐为许墅窑唯一一件基本完整的器物，现在与许墅窑有关瓷片一道陈列于临海市博物馆。 经朱伯谦先生当年的考古发掘，发现该窑址始创烧于唐末五代初，盛于北宋中晚期。所烧造器物种类比较丰富，主要有碗、盘、莲花盂、杯、罐、壶、灯盏和盏托、粉盒、薰炉等为主。根据瓷片标本，其中碗有八式、盘有4式、莲花盂有3式、杯有3式、罐有3式、壶有三式、器盖有3式。另外还伴烧有少量黑瓷产品，有壶、罐、小盏等器形。 窑具有装烧类和垫烧类2种，装烧类中有凹底匣钵，钵形匣钵；垫烧类有垫圈、垫饼、垫柱。 从出土标本中的上品瓷片来看，许墅窑瓷器胎体轻薄致密。制作规整。釉色为明净、水亮、青翠，玻璃质感较强。制作规整。盘、杯、碗等大致为仿唐代金银器风格，造型精雅、玲珑端巧中有着唐代审美中的雍容华美。装饰技法刻、划、刻划并用、镂空等，以划花最为多见，刻划工艺准确、大气、饱满、利落。纹饰题材有荷花、蝴蝶、牡丹、莲瓣、缠枝花草、飞鸟等，刻划技巧娴熟、细腻，一般刻划于碗盘的内壁。莲瓣、蕉叶纹等装饰也有凸起于杯盘、盏托外壁。缠枝蔓草回环流畅，装饰于镂雕制作的香薰外壁，更见其优美。 二、 临海市博物馆所藏—— 梅浦窑与许墅窑标本 1.梅浦窑瓜楞青瓷壶 图四 此件器物标本1982年采集自梅浦窑址，壶颈部以上、流口及执柄均已残损，仅留壶身与小半截壶颈。残存壶颈口径4.5厘米、底径7.6厘米、腹径14.2厘米、残高15.3厘米。胎质较细，胎骨坚硬。釉色偏黄绿，釉质呈橘皮状，微见缩釉。其最大特征在其壶体高出棱之器形，体现了此件器物在胎体制作上的规整，这也说明了当时梅浦窑瓷器在表达五代两宋时期陶瓷器灵秀风韵的同时，也保存了唐代皇家瓷器挺拔俊朗的审美气质。 2.梅浦窑划花青瓷执壶 图五 此件器物标本1982年采集自梅浦窑址，壶颈部以上及流口、执柄均已残损，仅留小半截壶颈。标本残高15.3厘米、腹径14.6厘米、底足径7.8厘米。壶体鼓腹，颈肩部饰两道阴刻弦纹和一道阳起弦纹。壶体满布刻花纹饰，靠近底足饰以一圈13瓣斜刻莲纹。底满釉垫烧、圈足圆厚，略有外撇。胎质细白偏灰，胎骨坚硬，修胎规整。刻划花粗犷有力。釉质匀薄，釉色青中略泛灰黄而不甚透亮。 3、梅浦窑青瓷斗笠碗 图六 此件标本为近年于梅浦窑出土采集。其口沿部位有数处磕碰，碗内有黄色水沁斑痕，但整体尚为完整。就其残破处观察，此件标本的胎质在所发现的梅浦窑器物中最为细白。口沿处则有一道弦纹，且口沿边为芒口，故此弦纹或许为釦金所留。此件标本给人最直观的特点则是其釉色的青翠透亮，玻璃光泽很强，这在临海的其他窑址中均为所见，甚至比龙泉窑梅子青瓷器更为青翠明丽。 4、梅浦窑相关瓷片与窑具标本
图七、图八、图九 从这批瓷片和窑具标本来看，梅浦窑的瓷器烧制，其于瓷土淘炼、器形制作、修胎打磨、刻划纹饰、釉色控制、烧制火候等工艺以及匣钵、垫圈等窑具的使用上都已经非常成熟。而从窑址所出现的部分素胎器物看，或许还有着一整套规范的质量控制程序，比如对于素胎所要求达到的某种标准，对于釉色烧成的测试。此外是否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上品的秘色青瓷是分瓷胎和上釉两次烧成。 5、许墅窑瓜棱形青瓷壶
图十 此件标本1982年于西郊许墅出土，出土时口沿、流、把已残。壶高20.5厘米、腹径15,7厘米，底径7.6厘米。侈口与高颈部成一定弧度，流口置肩部，把手与流口相对；鼓腹，下腹收拢，腹部饰以陷地双股瓜棱纹，共计6道；下腹另饰弦纹6道。高圈足略外撇，饰有1道弦纹。该标本釉色青中泛黄，釉质略显粗松，釉层薄，呈不透明状且无玻璃光泽，就其残破露胎处观察，胎土淘练较细，胎质坚硬，胎色略显灰黄。整体体现的是唐代金银器执壶的造型，宽博而大气。 6.许墅窑蕉叶纹青瓷罐
图十一 此件青瓷小罐标本（或为水盂）为许墅窑出土，保存状况基本完整，为国家二级文物。其口径4.9厘米、底径7.1厘米、高7.6厘米，腹径10.6厘米，胎质青灰偏白，质地细腻，修胎规整，主体圆润如球，以浅浮雕手法饰以蕉叶，所刻蕉叶3叠，叶瓣经络以细划线出之，圈足外削而挺拔，整体满釉，釉色青翠，器底有隐约的垫烧痕迹。此器典丽秀雅，精致可爱，与唐代金银器的混沦大气相比，已显纤秀。 7.许墅窑的其他瓷片标本
图十二、图十三、图十四 许墅窑青瓷残片标本，1966年出土，胎质灰白细腻，釉质紧致肥润，釉色青翠透亮，刻划仿金银器鏨刻效果，有双蝶纹、花卉纹等，用刀粗犷，颇具审美价值。 8.青瓷刻莲瓣纹香薰炉残件
图十五 此件青瓷刻莲瓣纹香薰炉残件标本，为近年于许墅窑址出土采集，薰炉球体部分仅残存一小部分。莲台基座基本完整，分上中下三层，上层莲台周圈饰刻双层莲瓣，器形规整大气；胎质青灰，釉质较粗，釉色青灰发黄。 9、覆叶纹果形盖盒
图十六 此件器物标本1984年出土于临海汛桥蒋山，盒盖出土时有开裂，经粘补复原后基本保持原貌，为国家二级文物。其口径为7.2厘米，底径为4.8厘米，高：7.3厘米，胎、釉、色泽及刻划工艺形式、大小尺寸均与许墅出土蕉叶纹小罐基本雷同，釉面因保存地层不同而更显肥润光亮，仿生形象生动、趣味盎然，基本可以判定即为许墅窑产品。 从梅浦窑与许墅窑瓷片各个阶段的标本情况看，其前期所烧制的以民用与贸易器物为主要产品。五代至宋以后，其烧造的技术工艺上出现了精益求精的状况，瓷土的淘炼越来越精细、灰白的胎体越来越细腻干净；修胎工艺越来越规整、挺括、匀薄；刻划花工艺越来越精致灵动，釉质越来越光润紧致；釉色也越来越漂亮、器形与品种也越来越多，出现了许多非民用器物。这些所体现的是跳跃式的进步。在瓷器的审美上，这些窑场也与时俱进，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变化。器形、胎釉、纹饰上，从唐代金银器、秘色瓷器的风格，到五代、宋之后逐渐转向绮丽、清秀、典雅的风格，这些在这些窑场的瓷器标本上都可以看得到。而比较目前可以明确的秘色瓷，如陕西扶风法门寺以及上林湖地区等秘色瓷的质地，也可以看出临海这些窑场所烧造的上品秘色青瓷在质地上并不逊色，甚至在技术工艺上已经有所超越。 二、 梅浦窑与许墅窑秘色上品瓷器标本的当代认识与价值地位 1、1993年10月18日，由来自美国、英国、日本、印尼、捷克五国九位古陶瓷专家组成的ZA-11009文化艺术团，在浙江省和台州地区文物部门领导的陪同下,考察了临海博物馆馆藏的古窑址出土瓷器标本。他们对溪口、涌泉的东汉至南朝窑址群烧制产品的工艺之精、水平之高感到震惊，认为这代表了当时陶瓷生产的最高水平，对以往以越窑为代表的传统观点必须重新认识。另外对许墅、梅浦窑址烧制的五代至宋的产品也十分感兴趣。过去他们经常看到菲律宾、日本等东亚国家出土的大量中国瓷器，但一直不知产自何地，今日看了许墅、梅浦窑的标本后，才知道都是临海的产品。当时，艺术团中芝加哥自然历史博物馆的何翠媚女士也指出，东南亚各国发现的瓷器有部分与临海梅浦窑出土的瓷器属于同一窑系的产品，梅浦窑瓷器似乎继承了南朝台州窑的成就继续远销海外。【2】 2、1995年1月16日，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会议在上海举行。当代陶瓷学术研究泰斗耿宝昌先生根据其所见及的各地瓷器标本，提出：“临近黄岩的临海县许墅窑产品尤其典型，过目所及的标本，有刻花镂空工艺的香薰、盒等，均胎质细密如玉，釉色青绿如翠，堪称秘色瓷上品。笔者据此认为，该窑场不见经传，却极可能为陕西扶风县法门寺出土秘色瓷故乡之一”【3】 耿宝昌先生其本人并未到过临海博物馆，他对于临海许墅窑的认识，应该是基于1966年朱伯谦先生在临海许墅做了考古发掘之后带回浙江省文管会的那批瓷器标本。当时，上林湖秘色瓷窑址并未进行考古发掘，而耿宝昌先生是凭借对瓷片标本的胎、釉、形等各方面品质的认识，才提出这样的观点。 3、1995年3月20日，浙江省博物馆李纲等三人来到临海市博物馆，参观宋梅浦古窑址出土的瓷片标本，他们对梅浦窑的产品评价很高，认为总体质量要好于黄岩沙埠窑的产品。【4】 4、2002年，台金高速公路建至梅浦村，因工程建设需要，于凤凰山麓开挖基坑时，发现一一批古钱币的窖藏和一处瓷片填埋坑。在出土的大量古钱币中，北宋年间的有“熙宁元宝”“元丰通宝”“元祐通宝““崇宁重宝”“政和通宝”“靖康元宝”等，南宋有“嘉泰通宝”“嘉定通宝”等。瓷片坑中发现为数不少的秘色青瓷、并有刻划花纹的精美瓷片，吸引了众多古瓷爱好者的关注。被捡拾的这些瓷片标本并在古瓷收藏圈中引起轰动。有人将其与扶风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秘色瓷，以及与上林湖考古发掘的秘色瓷进行比较，发现这批瓷片无论从胎土淘练、胎骨的细腻程度、釉质的紧密程度、釉色的纯净与静谧效果、刻划花工艺的精美度都毫不逊色，甚至超过了上林湖所出瓷器。 有爱好者也以这些捡拾来的瓷片进行拼补复原，得到一些相对完整的器物，有碗、盘、盏托、熏炉等，其器形规整端庄，造形丰富，根据这些器物信息可以推测梅浦窑址当年所烧制的秘色精品青瓷绝非一般民用之器。
图十七
图十八
图十九 左为临海梅浦窑划花云龙碗。右为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秘色陷地雕龙纹碗，刻划手法、陷地深度，立体效果要优于梅浦窑龙纹碗，秘色效果一个偏于暗青绿、一个偏于青灰，但形式上非常类似。 5、2013年，临海巾山西北角进行城市改造，在开挖车库地基时，发现了由晋唐至宋元明清的清晰地层。而在唐五代至宋的地层中，也发现了许多瓷片，这些瓷片中，既有外来的秘色瓷精品，也有本地窑场所烧制的瓷器，其胎釉特征多数与许墅、梅浦窑各时期瓷器相似。其中有刻字“僧某”和刻划人物纹等瓷片。虽然所出土瓷片精粗不一，但考虑到该处在唐宋时期多为寺院建筑群，也是台州的官寺龙兴寺（历来有开元寺、景德寺、崇宁寺、天宁寺、报恩光孝寺诸名）所以也可以推测当时寺院供器与僧侣用器中，有高档的秘色供奉之器，也有普通的日用器物。这些器物有些应为贵族的供奉，也有为寺院与僧侣定烧。这些供奉所用的秘色瓷器与定烧器物中即有梅浦与许墅窑的产品，且数量不在少数。而外来为贵族所供奉的高档秘色瓷器，也为推动本地瓷器的发展提供了样本。
图二十 龙兴寺地块出土非临海本地窑场烧制的秘色瓷葵口碟残片标本，残径17.2厘米、底径7.2厘米、高3.45厘米。此件标本应是出自上林湖所烧制的秘色供器。
图二十一 龙兴寺地块出土非临海本地窑场烧制的秘色瓷盒盖残件标本，残径16.5厘米、高2.8厘米，外圈微斜折、饰有双阴线云纹，中间为菱形宝相花，宝相花四周饰有水草纹。 图二十二
龙兴寺旧址所出刻划字瓷片标本 此外在临海城区许多建筑工地基坑中，也出土了一些梅浦窑的瓷片。如临海某古瓷爱好者于巾山西路府前街附近的下水道工地现场捡拾到的下面这件梅浦秘色青瓷花口碗（图23），其口径15厘米、底径6.5厘米、高5.7厘米。胎质细白，修胎规整轻薄。釉质匀净润泽，釉色介乎天青卵青之间，非玻化半乳浊状。碗底刻划摩羯纹，用刀轻捷准确，碗内壁饰有三道弦纹、外壁饰两道弦纹，此标本整体精美典雅，青雅和润，应属临海本地梅浦或许墅窑场秘色青瓷中的上品之作。
图二十三 根据以上，可得出几方面认识： 一是梅浦窑与许墅窑瓷器从唐代就已经开始烧造，日常以烧造民用器物和明器为主，主要是为了满足周围百姓的使用以及从南北朝时期就已经形成了的海外贸易。到五代时期，工艺上日臻完善（大概是因为有了吴越国钱氏家族或者官方的介入），至两宋时发展至巅峰。 二是梅浦窑和许墅窑的瓷器标本中的精品品质很高，可以媲美秘色瓷器，所以陶瓷界的泰斗耿宝昌先生会将临海许墅窑推测为是陕西扶风法门寺地宫秘色瓷器的产地。 三是梅浦、许墅窑的精品瓷器是以青翠的透明亮釉为主基调，施釉均匀清亮，刻划纹舒展大气不亚于耀州窑，且更多一份挥洒中的飘扬秀逸。 四是梅浦窑瓷器标本中的精品胎质更为细腻，修胎极为精准，秘色翠青色釉的釉质坚致紧密。 五是梅浦窑和许墅窑瓷器与现在明确的秘色瓷器比较，工艺与精巧，如胎、釉的精细致密等多有过之，刻画花纹也并不见逊色。但是，整体气息上，与法门寺出土的晚唐时期秘色瓷器比较，造型与纹饰的复杂秀丽倒有使其少了点皇家之器所体现出来的恢弘挺拔、雍容大气。 六是梅浦窑与许墅窑精品瓷器的烧造可能会集中于几个窑址，烧制数量上可能不多，或许存在一定限制。 七是在台州州城临海周边的窑场中，应该有一批具有较高工艺水准及美术素质的窑工在从事青瓷烧制。这些窑工在工艺流程上，如淘练、制坯、刻划纹饰、上釉、烧制上可能已有了专业的分工。 四、秘色瓷的有关记载 与梅浦、许墅窑烧制秘色上品青瓷的推断 目前，学术界对于秘色瓷的认识，首先是基于晚唐诗人陆龟蒙《秘色越器》一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徐夤《贡余秘色茶盏》也提及："捩翠融青瑞色新，陶成先得贡吾君，巧剜明月染春水，轻施薄冰盛绿云"。 但宋元之际，对秘色瓷器又另有其他说法。元代台州人陶宗仪在其《辍耕录》中提到：宋叶寘《坦斋笔衡》云：……今土中得者其质浑厚，不务色泽。末俗尚靡，不贵金玉而贵铜磁，遂有秘色窑器。世言钱氏有国日，越州烧进，不得臣庶用，故云秘色。陆龟蒙诗：'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乃知唐世已有，非始于钱氏。”【5】 周辉《清波杂志》云：“越上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故曰秘色”。 宋赵德麟《侯鲭录》及曾梃《南斋漫录》的“吴越秘色窑，越州烧进，为贡奉之物，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等等。 这些说法，一方面是文人之间存在文句的因袭，就现在看，无论是唐末的两首关于秘色瓷器的诗歌，还是法门寺地宫实物的出土与记载，都已经明确秘色瓷器在唐代晚期即已经用作供奉之器。但宋代人如此认识，也说明了在五代时期吴越国朝庭对于烧制秘色瓷器的重视程度。对吴越王而言，秘色瓷器是其王国出产的属于“高精尖”的重要物品和拳头产品，是他们立国并与其他北面朝庭交往交好的重要维系之物。 “据《册府元龟》《宋会要》《宋史》《十国春秋》《吴越备史补遗》及《宋两朝供奉录》所载，宋立国之初，从开宝到太平兴国十年之间越窑贡奉青瓷竟达十七万件之多”“近二十年来，在吴越国都城杭州和钱氏故乡临安县先后发掘了钱氏家族和重臣的墓七座，其中有杭州市郊玉皇山麓钱元瓘墓、杭州施家山钱元瓘次妃吴汉月墓、临安县功臣山钱元玩墓等，出土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秘色瓷器”[5] 明嘉靖《余姚县志》记载“秘色瓷，初出上林湖，唐宋时置官监窑”，这句话中前面半句即已点明，秘色瓷最早是创烧于上林湖，但之后，在上林湖之外也这另有烧制的窑场。后半句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是唐宋时设置有专门的官员进行管理秘色瓷的烧制，第二层理解则是唐宋时专门设置有“官监窑”。但从文意及相关实际情况分析，第一种理解应为正解。 清蓝滨南等著《陶录·古窑考·秘色窑》记载“秘色，其式似越窑器，而清亮过之”。 从宋人所记载的“秘色器，钱氏有国日为供奉之物，不得臣下用”这话来分析，在五代时期，秘色器应该不是简单的越窑青瓷中的上品或精品，而应该有一定的规制，胎、釉、色泽、形制都应该有严格的标准，并且这种标准是不允许民间模仿的。 冯先铭先生在国家文物局主持出版的文物博物馆系列教材《中国陶瓷》一书之第二章《宋代江南地区陶瓷概说》第一节开篇即提到：“北宋初期吴越钱氏（钱误作铁）出于烧造贡瓷的特殊需要，促使了浙江越窑（余姚县）的发展与提高，由于贡瓷的数量庞大，远远超越了越窑的生产能力，贡瓷由杭州湾地带生产条件较好的一些瓷窑分担……，此外还有台州湾地区的临海和黄岩窑。吴越降宋后，贡瓷停止烧造，……产量锐减，渐次走向衰弱……部分工匠向浙江南部迁移…”【6】 在1995年1月16日，上海“越窑，秘色瓷国际学术会议”上，浙江博物馆李纲先生也提出：“五代后期，也就是钱弘俶在位期间（948——978），贡瓷数量猛增，动辄上万，这已非上林湖窑场所能承担，故宁绍地区许多窑场也于五代后期承烧贡瓷……临海、象山、黄岩等处窑场也大量烧造。”【7】。 冯先铭和李纲先生的论断是基于大量的实地窑址调查而得出的结果，非常具有说服力。而临海梅浦与许墅窑的瓷片，其精密的胎质和清亮的釉色，足以说明当时这里的窑场所烧制的就应该是钱氏的秘色贡瓷。 根据以上具体的标本实物和文献记载，可以推断，在唐代晚期，秘色瓷器在临海已为贵族或僧侣使用。至吴越国晚期与宋代早期（交叠期计有18年），作为余姚上林湖窑场的补充，临海的梅浦与许墅等生产条件较好的窑场承担了部分秘色青瓷的烧造任务，这些任务应该为钱氏等王族官员所派遣，并在技术工艺上严格要求。 五、 梅浦窑和许墅窑 出现秘色上品青瓷的原因分析 1.置台州于临海，带动社会发展和瓷业的迁移与发展 唐武德四年（621），置台州，州治设于临海。自此，该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军事中心即由章安迁移至临海。 台州置州临海之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都开始了长足的发展。据记载，台州人口从贞观初年的3.8万人，至天宝年间增长至48万。台州沿海历来造船业比较先进，三国时卫温诸葛直远规夷州，其远航补给和船只整修即在章安港完成。唐代造船业的进步则体现在水密隔仓的发明与应用，这使得唐代时的船只实现了远海航行，临海因此也成为了唐宋时期海上丝绸之路的一个节点，日本、朝鲜和东南亚地区有很多客商来此进行贸易往来。 作为佛教天台宗传播和唐诗之路的要津，许多士族僧侣、文人墨客也因为各种原因来到临海。比如日本僧人最澄即在临海龙兴寺受戒于道邃法师，并求取止观法门、雇人抄得天台宗经典，带回日本后，创立了日本天台宗。 很有意思的是，随着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的迁移，台州这一带的古代窑址群也出现了沿灵江由东向西，溯江而上并不断拓展的这样一种趋势。东汉至两晋时期，台州的古窑址主要集中于灵江中下游一带，如章安、溪口、涌泉西岙和黄岩埠头堂村等。南朝后，特别是唐宋时期，孔化岙、五孔岙、梅浦的王安山、温岭的三市乡等地都已经开始大量烧制青瓷。五代至北宋窑址遍及台州，但精品青瓷的烧造则主要集中临海的许墅、梅浦和黄岩的沙埠。 所以说，置州临海后，人口的增长、经济与文化的繁荣、海外丝路带动的瓷器贸易的发展，都促进了瓷器烧制需求的大量增长，而中原士族文人不断迁徙至此，他们风雅精致的生活，和他们所带来的器物在影响当地的同时，他们的需求也促进了本地瓷器烧造品质的提升。一些工匠也可能就是直接以贵族带来的瓷器为范本和标准，进行学习仿制，提升技艺与品质。
图二十五
图二十六
图二十七
图二十八 临海出土唐代青瓷精品粉盒与秘色划花碗，具有典型的仿金银器特征与气息。 2.吴越国钱氏家族成员大量在台州为官 五代十国时期，从地理位置上看，台州应属于吴越国重要后方基地，应该属于其后方经略的主要区域，因此其王族成员在此任职的不在少数。 据《台州历代知府传略》统计，吴越国时期台州刺史共27位，而钱氏家族成员就多达12位。其中直系成员分别为钱镒、钱元映、钱俶、钱元（王亢）、钱弘仰、钱惟治、钱昱、钱郁等8人。其中钱镒为钱鏐之从弟；钱俶则是在台州任上被迎立为最后一任吴越王；钱元（王亢）为钱鏐之子；钱弘仰为吴越文穆王钱元瓘之第十三子，钱俶之弟；钱惟治为吴越王钱弘倧长子；钱昱为吴越忠献王钱弘佐长子，曾经两任台州刺史；钱昱为吴越忠献王钱弘佐第二子。外戚有曹仲达、沈承礼、吴延福、裴祚等4人。曹仲达为钱鏐妹夫；沈承礼为文穆王钱元瓘女婿；吴延福为文穆王钱元瓘恭懿夫人吴氏之弟，吴越王钱俶之母舅；裴祚为吴越王钱俶之女婿。【8】 这十二位钱氏家族成员其地位可以说在吴越国朝廷中举足轻重，他们任职于台州，无论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而言，都有其重要的经略意义。同时这些王族在台州，其自身器用供奉上也存在大量的需求。 正如前文所述，这些王族来到台州任职，吴越国朝廷会命令他们选择台州生产条件好的的窑场，定向管理，烧制秘色瓷器，作为朝廷贡器的补充。 3.梅浦与许墅的区域与资源优势 梅浦与许墅，其窑址分布于灵江两岸，隔江相望，临海古城位于其东南方向仅5、6公里的距离。略站往高处就可以见及。 临海旧时往城西张家渡方向有将陆路地名串成的谚语:“出西门，过浮桥。利弄里一桥。梅浦过, 柴埠渡。下蔡走缸窑，下缸窑，上缸窑，杨图走山桥。上丁步，下丁步，石塘张家渡。”通过这谚语中也可以知梅浦距离城区很近。而谚语中提到的西门，即朝天门。朝天门外在唐代时应为上津古渡所在。在《历代名公画谱》摹刻的一幅郑虔山水，后有米万钟识;《三希堂画宝》摹刻《秋江晚泊图》亦署名郑虔，此二画所绘的即朝天门外一带山水城堞与商船渡口的舟楫往还景象，虽然绘画手法与唐代人不相类似，但摹刻估计应有所本。从这两幅画中可以说明自唐以后朝天门外有码头，并且为商渡之船停泊之所。据《嘉定赤城志》记载，宋代时，朝天门内外分别有朝天门内市和朝天门外市，可见此处商贸自唐代时就已比较繁华。
图二十九
图三十 而朝天门外往北有“台州路”，由台州路出太平关即是往天台仙居的官道，许墅是其必经之路。朱坊塗即位于台州路里侧，距离朝天门不到200米，台州路外侧江滩即是货场，从前由灵江水路而来南北货物，包括竹木柴炭、陶缸砖瓦等大宗货物以及鱼干鳗鲞等都在这里中转交易，所以这里有钱的大户多，老百姓也有“吃鱼吃肉到朱坊塗”之说。另外据水利专家考察，灵江潮水一天两次会经过古城和许墅梅浦，一直涌涨至柴埠渡,这些地方就可以利用涨潮时的水位，使得高大的海上贸易商船得以进出，这种方法一直沿袭至今。所以，梅浦与许墅其区位上的优势就显而易见，同时兼具了市场交易优势，水陆交通运输优势，以及管理沟通的优势。 另外，梅浦许墅其南北后背都是连绵的大山，上世纪九十年代，曾听老一辈的窑工说，这里山里面黄泥质地细腻，黏性好，可以用作陶瓷制作，且资源十分丰富，而周边山林茂密，又可以解决长期而大量的柴火资源，具备了良好的资源优势。 所以，对于窑场的老板而言，选择梅浦许墅制瓷，既又资源，又方便运输，同时更方便交易;对于窑工而言，这里离城市很近，生活便利;对身怀绝技的师傅而言，这里什么都方便，还可以有些娱乐生活，甚至可以住在城里早出晚归;对于官员而言，这里是伸手能及之处，方便管理，如果需要烧制朝庭要求的瓷器，梅浦许墅无疑是首选之地。 故而梅浦窑与许墅窑自唐代以后，就成为最靠近台州州城的重要窑场。至晚唐五代时期，钱氏家族保境于东南，台州因此成为其后方经略之地，钱氏家族成员也多有任职于此。出于贵族使用、寺院供奉（钱氏家族笃信佛教）、甚至是向北方朝廷和王国进贡之需，官方通过这些具有资源优势的窑场，或许是直接管理，或许是以“官搭民烧”的方式，提供秘色瓷器的烧制标准与有关配方，甚至是引进北面优秀的陶瓷工匠，烧制优质的秘色上品青瓷，使之成为了越窑和秘色贡器的一个重要支系和补充。 六、 其他的相关的思考 1、有关梅浦凤凰山窑场，由窖藏两宋时期的古钱可知，其在南宋嘉定年间（1208——1224）窑火仍在继续。但吴越国纳土归宋之后，结束了贡瓷的烧造，但精美的秘色上品青瓷在一段时间内或许还在烧制，以用于官方使用或者出口贸易之需。 2、梅浦与许墅窑在历代志书与文人笔下未见记载。《嘉定赤城志》隐约有词，如:“大成殿久欲压……造于开禧三年叶守笺，……有肃仪位，祭器司，计二库”“嘉定十五年齐守硕……新祭器一千二百”。南宋时期祭器的添置应该会有瓷器的使用，但是否用了本地所造，此处言之不详。这大约与中国传统重农而轻工商有关。而秘色上品青瓷如为官家秘烧，五代台州钱氏官员除了官方管理之外，可能通常对外也秘而不宣，所以志书无载，文人也未有知晓。 3、梅浦、许墅窑的青瓷烧制于宋代之后逐步衰颓，一方面可能与资源枯竭、环境污染有关，另外台州宋代以后贵族门阀也逐步世俗化，而宋汝窑、官窑与龙泉窑等新兴的优质瓷器的兴起，形成新的风尚，造成了越窑器整体的没落，包括优秀工匠的流失、市场交易的边缘化等等。 注释： [1]任林豪、马曙明：《临海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5年，梅浦窑、许墅窑章节。 [2][4]任林豪、马曙明：《临海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05年，临海市博物馆大事记 [3]汪庆正：《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耿宝昌、《秘色瓷琐谈》 [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文物出版社，1982,《唐、五代的青瓷·越窑》（p195）《宋代宫廷垄断的三个瓷窑》(p289) [6] 冯先铭,《中国陶瓷》(修订本),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二章《宋代江南地区陶瓷概说》 [7] 汪庆正 《越窑.秘色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李刚，《“秘色瓷”探秘》 [8]卢如平等《台州历代知府传略》，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吴越国章节 作者：陈引奭 来源：临海市博物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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