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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发表于《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4期。此为作者word版，引用请以原刊为准。感谢蔡丹君老师授权发布！ 书法史视域下的《陶渊明集》 苏写本版本考察
蔡丹君 摘 要：所谓“北宋写刻苏东坡手书《陶渊明集》”（以下简称为“苏写本”），是基于苏陶关系的传说而制作的，并非苏轼亲写。王氏宣和本陶集，被认为是苏写本的北宋底本，但无法被证实。从宋至明，以手书上板为主要版刻特征的苏写本，从崇尚苏写大字体到摹写东坡行楷，书风不断变迁，反映了不同时代对苏体书法的偏好。苏写本在目录与异文方面保留了宋庠本的若干特征，长期以来被视为宋本。经爬梳，真正与曾纮本（即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有较大区别的校语异文有9处，它们在内容上反映了苏写本出于曾纮本之后而非它之前的版本。在陶集研究领域，被命名为“北宋写刻苏东坡手书”的《陶渊明集》（以下简称为“苏写本”）影响很大，一直被视为宋本，是诸家校订陶集的主要参考之一。它的底本，过去常被认为是北宋“王氏宣和本”[1]，因此“王氏宣和本”有时候直接被呼作“苏写本”［2］。李公焕本陶集所附佚名氏跋所指的“绍兴本”，被认为是宣和本的复刻本［3］；苏写本是手书上板，书法与苏东坡体关系密切，甚至有人认为是苏东坡真迹；苏写本也有“宋本作某”等宋庠本校语和相类似的避讳、异文等，与其他宋本颇有相似处。基于这些意见，过去关于苏写本最为笃定的判断是：“现存传为苏轼笔迹的苏写本，亦即清代何义门所说的北宋宣和本，是名实相符的陶集旧本。”［4］事实上，传说中“字画乃学东坡书”的宣和王氏本陶集早已佚失。现存苏写本，皆是从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汲古阁重刻苏写本而来的，产生年代略晚。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则云“此书自宋刻后，有毛氏汲古阁重刊宋本”［5］，仍认为它是宋本。明代后期图书市场出现了多种苏写陶集，它们的书风颇有不同。如钱谦益手中的苏写本，是中楷写成。而毛扆见过的钱遵王所示的陶集，“笔法宛似苏体，意从苏本翻雕者”［6］。苏写本与具有汇校本性质的曾纮本文字相异之处共有41处，但这些区别，主要不过是正文和校语位置的互换，而真正完全相异者，约为9处，它们反映了苏写本在陶集内容上的版本价值。以下试详论之。苏东坡一生推举陶渊明，致力过“评陶”“校陶”和“和陶”。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中收录了部分苏东坡对陶渊明的评价；苏东坡曾广求陶集并亲校之，郭绍虞曾论及苏东坡与《陶渊明集》东林寺本之关系［7］，苏东坡还参与了陶集异文的讨论，如著名的“望、见之争”［8］；东坡和陶，开后世和陶风气［9］。同时，东坡又是开书陶风气的重要书法家［10］。经前人统计，《苏轼文集》中有23种苏轼书陶作品，抄写了一些陶渊明诗文［11］。这些作品有很多是为赠他人而书，如《书渊明〈饮酒〉诗后》［12］《书渊明东方有一士后》［13］等，都写明了是何时何由书写并且赠与他人。存世苏轼书陶之作，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的《归去来兮辞》（行书）［14］。苏东坡与陶渊明之间的这些密切联系，是《陶渊明集》苏写本被制造出来的重要基础。“制造”《陶渊明集》苏写本的另一个基础，是苏体书法在南宋流行的时代气氛。书法研究者认为，东坡书法在南宋南渡以后获得了复兴［15］。从北宋党祸开始，东坡书法的流传曾遭到摧折。靖康之乱以后，更见凋零。南宋以后，宋高宗诏求天下遗书及前人书画，对东坡书法尤其珍爱。高宗曾得苏书临本于报恩寺，是党祸之前苏轼题于壁上而老头陀撕开漆纸后临得，遂大喜过望［16］。南宋人对东坡墨迹的收藏不遗余力且引以为荣。岳飞酷爱东坡书法，其孙岳珂记曰：“先君述先生之遗意，喜收坡帖。”［17］于是，在南宋，广受欢迎的东坡体很快进入了版刻领域。周必大（1126—1204）曾就苏轼《代张文定公上书》跋：“真迹今藏会稽薛氏，而同郡石氏安摹刻之。”［18］周必大《跋东坡帖》云：“淳熙戊戌（1178）十一月二十五日，东宫讲读，因与同僚共观坡仙墨妙，而戴子徵太常亦出《懒放》一帖，大概绝相类，惟'拜’字异耳。真、临虽难辩，要皆法书也。”［19］可见东坡书法在南宋摹刻之盛。类似的现象还有一些例子，如南宋淳熙六年（1179）《宗门统要集》中所附孝宗次子赵恺题跋，即是苏字所写；再如嘉熙三年（1239）所刻《新编四六必用方舆胜览》之吕午序，也具有苏体风格［20］。这些不但说明当时学苏体的人很多，而刻书人士也喜欢保留这些苏体的原书风格。虽然南宋时苏体书法成为版刻界的宠儿，但利用苏体刻书并不是从南宋才开始的。现藏日本京都东福寺的《楞伽经》是元祐三年（1088）所刻［21］。这是目前所见的最早书法写刻本，长达四万多字，反映了苏体书法在佛教界深受推崇。基于这些书法文化的风气，南宋出现“字画乃学东坡书”的苏写本陶集，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宣和王氏陶集应该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陶靖节》提及了此本：苕溪渔隐曰：余家藏《靖节文集》，乃宣和壬寅王仲良厚之知信阳日所刻，字大，尤便老眼，字画乃学东坡书，亦臻其妙，殊为可爱。不知此板兵火之余今尚存否？［22］胡仔家所藏陶集，即是一种苏体大字本，这符合南宋喜好东坡大字的书法审美。当时坡书大字难求，岳珂就曾因获得苏轼《大字诗帖》而题诗表达了自己的激动心情：“小字鹄引骞而翔，大字虎卧靖且壮。我藏遗帖虽盈箱，尚叹钜刻无涤黄。谁怜神物开混茫，想见醉墨犹淋浪。此题要补束皙亡，更恐有诗书雪堂。”［23］宣和年间，按照东坡书法所摹刻的陶集之所以采用大字，就是为了迎合时代风气。
桥川时雄说在判断苏写本底本问题上，前人有“尽信书之癖”［24］，认为那些记载在诗话中的内容不应尽信。京江鲁氏本所保存的毛扆跋，谈到了一些苏写本在明代的刻印信息。不妨以之和其他藏书家所记相参看，以此来推测苏写本的底本、流传和书风变迁情况。毛扆跋讲述了汲古阁复刻苏写本曲折的问世过程，以寥寥数笔，讲述了一个充满遗憾的藏书故事：他的外祖父严旃曾经有过一本北宋本陶集，“系苏文忠公手书以入墨板者”，但是“为吾乡有力者致之，其后卒烬于火”。这里不点名的“吾乡有力者”，就是钱谦益（1582—1664）。他所建造的绛云楼，后来毁于大火。被焚掉的书中，就有这部所谓的北宋东坡写刻陶集。毛扆跋中说其父亲曾强调：这部陶集可能的确是苏轼所写的，因为东坡景仰陶公，还和了诗；这本书极为珍贵，是堪比隋珠、和璧的无价之宝。至于“吾乡有力者”是如何从外祖父手中获得这本珍贵陶集的，毛扆虽未提，却以这样一个不点名的称呼来暗含针砭、表明芥蒂，表示这件事情他无论如何也不会忘却。终于有一日，他在钱遵王家见到了一部苏写本陶集，“开卷细玩，是东坡笔法；但思悦跋后，有绍兴十年（1140）跋，缺其姓名，知非北宋本矣。而笔法宛是苏体，意从苏本翻雕者”。在毛扆的讲述中，钱遵王形象不佳。钱氏所获得的这本苏本陶集，是从顾伊人手上骗来的。顾湄，字伊人，江苏太仓人，顾梦麟养子，亦是藏书家。钱遵王利用了顾伊人对陶集的无知——说这本陶集中有“宋本”这样的字样，怎会是宋本，应当是元本，故而让顾氏折价卖给了他。但是，钱遵王得到后，肯定是以获得了北宋本而沾沾自喜的，不然毛扆不会说“知非北宋本矣”。后来，毛扆将真相告知了顾伊人，顾伊人遂想方设法以原价回购此本。毛扆帮助顾氏，是因为这本陶集让他想起了外祖父所藏的北宋写刻苏写陶集。此事成功后，他向顾伊人提出了一个请求：摹刻此本陶集。毛扆请来老师钱梅仙花了一年的时间来摹写，书法几乎接近底本。手书上板，耗资巨大，但毛扆不以为意。毛氏一族对刻书的热情，可从《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中的购书价和抄书值中看到，“毛钞所耗资财，几乎与宋元本同，甚至有轶其价者”［25］。在跋文结尾，他再次提及外祖父对苏写本的心愿。此中蕴含的，是毛氏对家族藏书、刻书之志业的责任感。他以一个新的抄本，和一篇传之于后世的跋语，弥补家族曾经被夺去一部苏写本的遗憾［26］。但是，毛扆讲述的钱遵王从顾伊人手中骗购的故事，与钱遵王本人在《读书敏求记》中所说的大相径庭。钱遵王说顾伊人是因为“藏弆宋椠本《渊明集》”，方才“颜其读书处曰'陶庐’”；而毛扆则说他是第二次得到陶集后，才感触极深，以“陶庐”名室。钱遵王又说，因为“伊人交予最厚，真所谓兄弟也，但各异姓耳。见予苦爱陶集，遂举以相赠”，将顾伊人卖书说成是赠书。钱遵王又说，后来自己先后两次卖书给季沧苇，这部陶集也随之而去，而且自己颇不舍云云。季沧苇死后，这部集子又流散出去，顾伊人得知，又去渡江寻访，获得后拿来给钱遵王看。而钱遵王故作感慨，并再次掩盖自己骗购的事实，将当初的折价而售说成是转赠［27］。当时作为书籍市场流通之物，苏写本经常以商品的形式流转于藏书家之间，是名副其实的、需要白银换得的货物。如杨绍和《楹书隅录》中记录了“校宋本《陶渊明文集》十卷三册”，据黄丕烈记云：余同郡有顾氏，素称藏书家。近年白堤钱听默，以白镪易得数种，其中有影宋钞陶集云是秘本，钱君已转售诸朱秋崖兄。余闻名久矣，思向秋崖假阅而未请，适秋崖以是书暂质予家，展读一过，即取案头刻本校录一通。虽影钞本，亦未免有讹字阙文，然较刻本为加详矣，至于钞本为名人手笔，所以可珍，钱遵王《读书敏求记》中已言之，当又赏鉴家所共悉也。［28］黄丕烈是苏州人，这里说的同郡顾氏，不知是否就是指同属苏州辖下之太仓的顾湄。钱听默即钱时霁，长期居于苏州，以贩书为业。他也曾以白银从顾氏这里够得大量图书，其中就有顾氏的影宋陶集。之后，又将之转售给了朱秋崖，中间可能还经过季沧苇之手。对于《读书敏求记》中的信息，黄丕烈只相信它是知名书法家摹仿“名人手笔”手书而成的部分，这里说的“名人手笔”很可能就是说苏轼书法。因为陶集除了使用苏体之外，尚未有其他类别的名人手法。如前文所引，钱遵王还说到，在售卖顾氏本之前，他就已经留下了一部仿刻本：“此则购名手从宋刻影摹者，笔墨飞动，行间字有不可遏之势，视宋刻殆若过之。”［29］这部仿刻本就是《读书敏求记》所记录的“陶渊明文集十卷”。因此，毛扆所重刻的，应只是某种摹刻本。总之，苏写本在明代晚期被传说得如此热闹，它其实是一个流行的商品而已，很难追踪到它最早的踪迹。苏写本的底本常被认为是王氏宣和本，主要是因胡仔《苕溪渔隐丛话》提到了它。如前文所引，其中所说的“厚之”不知道是否指王仲良。所说的“字大，尤便老眼，字画乃学东坡书”，和后世所说的苏写大字本颇为接近。宣和壬寅，即宋徽宗宣和四年（1122）。王仲良是何人，向来失考。从胡仔所记来看，此人曾在信阳一代任职。信阳即义阳，是在太平兴国元年（976）所改［30］。曾纮本陶集所附《曾纮说》中提到“义阳太守公”，应该就是指的王仲良。邓小军认为：“曾纮当是见到宣和四年王仲良所刻苏写本后，不满苏写本对于宋庠本全书校语舍去较多，遂于宣和六年刻印宋庠本，并基本上保存了宋庠本全书校语。”［31］此说多臆测。事实上，《曾纮说》中，完全没有提及宋庠，也没有对义阳太守公王仲良所刻陶集有所不满，反而说是“想见好古博雅之意”；而且也没有说它与东坡书法有关。宣和本在其诞生之初，是否有不同的版式种类呢？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论曰：“按此本余未睹之，然据何焯云，字大，尤便老眼，字画乃学东坡书，亦致其妙云云，与后述苏写本之关系如何，必当审考也。”［32］又说：“宣和本似有二本：一见曾纮语，一见胡仔《苕溪渔隐丛话》。”［33］何焯所说的苏写本，就是王氏宣和本，和胡仔所说的特征差不多。而曾纮所见的是否是另外一种，就不得而知了。“字画乃学东坡书”的宣和本，在产生之初是有一些错讹的。如胡仔所录的厚之《后序》中，称陶集有传写之讹，如“以'库钧’为'庾钓’，'丙曼容’为'丙曼客’，'八及’为'八友’”［34］诸例。但是这几处，今日可见的毛扆所刻的苏写本皆不误，说明今日苏写本应非秉宣和本而来。传说中的绍兴本曾被认为是宣和本的复刻本。郭绍虞就持这种观点：“苏写本原为宣和王氏刊本，此本既有绍兴十年佚名氏《跋》，则为复刻无疑。”［35］这个论断，并没有根据。这个跋语，是从李公焕本中摘取来的。而很难证明，它本来就在宣和本中。其文曰：靖节先生，江左伟人，世高其节，先儒谓其最善任真者。方其为贫也，则求为县令，仕不得志也，则挂冠而归，此所以为渊明。设其诗文不工，犹当敬爱，况如浑金璞玉，前贤固有定论耶？仆近得先生集，乃群贤所校定者，因锓于木，以传不朽云。绍兴十年十一月日书。［36］袁行霈指出，这段话中“并没有明言东坡，也没有说明群贤是哪些人”［37］。仅凭绍兴年号的落款就断定是苏写本，未免证据不足。在他之前，刘声木（1878—1959）也说这一跋语“亦未明记所书之人。据其字迹，跋语与全书如出一手，殆即木是书者所书无疑”［38］。他们的怀疑都是合理的。彻底反对苏写本源出宋本的前人学者，只有桥川时雄。他认为，毛扆用如摹刻之底本的“顾氏宋椠本”，只不过“钞写颇有笔势”，“视宋刻殆若过之”［39］。他觉得毛之跋语中，关于顾氏手中这部苏写本的来历，交待得十分模糊。这本被定为苏写，实乃毛氏一家之言。他更倾向于认为，所谓的“顾氏宋椠本”，很可能是莫氏翻宋本之底本，而不是汲古阁书目所录之同本。桥川氏经过校读，认为“其原文暨某一作某之子注，略与莫氏翻刻本相同，稍有削略耳”［40］。事实上，莫氏翻宋本之底本，实为曾纮本［41］。苏写刻本所据，应另有其本，从它的内容来看，源出宋本系统应无疑问。汲古阁钱氏摹本稀世罕见，目前大多数图书馆著录为此本的，其实都是鲁铨嘉庆影刻本。学者樊长远《毛氏汲古阁抄工考》一文提到汲古阁钱氏摹本，称杭州图书馆等有收藏。笔者亲至杭州图书馆，未查得此本。樊文又称1996年中国嘉德拍卖有限公司上拍毛氏汲古阁影宋抄本《陶渊明集》一部，“影抄精妙”，而行款、字体与鲁铨刻本不同，内容亦有差异，当为汲古阁另一部抄本陶集。而从樊文所出示照片来看，此本即毛氏绿君亭本，为毛扆父亲毛晋所刻之陶集［42］。从嘉庆十二年（1807）京江鲁氏影刻的康熙三十三年毛氏汲古阁重刻苏写本［43］来看，常见的苏写本版式是：上下单边，左右双边，版心白口，单鱼尾，鱼尾下记“陶集（卷）某”，其下记叶次，下方记刻工姓名。正文每半叶九行，苏体大字，行十五字。双行小字字数相同。卷首有目录，第一行署“总目”，第二行低一字署“（卷）第某”，第三行低二字署类目，第四行低三字署篇目。卷一首叶第一行署“陶渊明集卷第某”，第二行低一字署“诗”，第三行低四字署篇目，正文连属。以下各卷版式相同。各卷卷末隔一行署尾题。总目前为萧统《陶渊明文集序》，以下依次为：卷一至四为《诗》，卷五为《赋辞》，卷六为《记传赞述》，卷七为《传赞》（《五孝传赞》），卷八为《疏祭文》，卷九至十为《集圣贤群辅录上》《下》（四八目）。卷三之首录思悦甲子辨。卷十末附录颜延年撰《靖节徵士诔》（与正文连属）、昭明太子撰《传》、《北齐杨休之序录》（次叶另起）、《本朝宋丞相私记》、思悦《书靖节先生集后》、佚名氏跋。总目后有康熙三十三年甲戌毛扆识语，然后是嘉庆十二年鲁铨跋。从鲁跋可知，他仍然使用钱梅仙所摹为底本。罗振玉《面城精舍杂文乙编·宋本陶靖节集跋》谓：“囊得毛氏汲古阁覆宋宣和王仲良本《陶靖节集》，见每卷尾皆隔一行书题目，其式与今书籍不合，颇以为怪。”［44］之后的苏写本完全继承了这些特点。而此后所流传的本子，基本上是对鲁氏本的仿刻，主要有以下几种：其一，同治癸亥（1863）何氏笃庆堂本。这也是一种仿刻，但桥川氏对何氏本评价很低，说“何氏笃庆堂版，其笔致颇颓，不堪阅目者也”［45］。其二，光绪湘潭胡氏刻本，即胡氏伯蓟摹刻本，为光绪六年（1880）所刊。光绪五年汲古阁木刻仿苏大字本，十卷三册。其编次与嘉庆鲁氏本一样，但最后有光绪己卯春陈澧之题记。该题记夸谀胡伯蓟如何爱陶、性格如何似陶等。此本今国家图书馆有藏，书中有大量朱笔批点，多录汤汉注、曾国藩、何焯等人评语，而少量未交代出处者，可能是批校者之自评。在《赠长沙公族祖》一诗上贴有便签，有墨笔录何焯评语。桥川时雄认为“比之于何氏笃庆堂本，其笔体更颓，纸色略浊”［46］。但是，松本尚志对此本评价甚高，则认为是苏写本里书风比较好的［47］。这说明大家对书法的鉴赏标准不一，最终意见竟然可以完全相左。其三，宣统元年（1909）上海著易堂石印本。此本版式是影印并缩小了汲古阁版。白口单鱼尾，印有“陶集”字样和页码。封面书签题“陶渊明集”“仿苏写本”“汲古阁校藏”，扉页方框三界，中“陶渊明集”，右“仿苏写本”，左“著易堂石印”，均为楷书。北面方框内有字三行：“宣统元年暮春之初仿汲古阁藏本缩印。”继萧统《序》，总目。总目后有陶渊明、苏东坡小像，界框内线刻陶渊明小像，背刻四言八句像赞。然后依次是《北齐阳休之序录》《本朝宋丞相私记》、思悦《书靖节先生集后》《绍兴十年十一月日书》《毛扆跋》。其四，民国七年（1918）上海沅记书庄石印顾皜评注《陶集发微》，摹写仿苏写本，共十卷，加卷首卷尾，实为十二卷，四册。苏本无注，此本增录各家之注。其中有“浦滩奴奴石城一匏顾皜漫书说”。卷首为例言，陶、苏小像，诸本序录，诸本编次，原编序目。其余不同者有：毛跋移于卷首，卷末无名氏跋后新增“同治三岁次甲子五月朔浙东陆机次山序”，新增“诸本评汇”、《莲社高贤传》和《附录杂识》。桥川时雄对此书有著录，指出此书编次整齐，但因为是石印发行，故而人未珍重［48］。总之，目前能追溯到的苏写本实物，最早是产生于明代。至清代，人们对苏写本复刻兴趣仍然不减，出现了多种以苏体为写刻书法的陶集，形成了陶集文献发展与书法史相交叉的文化景观。南宋胡仔诗话中提到的王氏宣和本是“字画乃学东坡书”，后世对这一句话念念不忘。而年代既久，意见渐成纷杂，主要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苏写本是苏东坡亲写，另一派认为只是仿照了苏东坡书法。从严旃手中获得“北宋苏写陶集”的钱谦益在《绛云楼题跋》中说：北宋刻《渊明集》十卷，文休承定东坡书。虽未见题识，书法雄秀，绝似《司马温公墓碑》，其出坡手无疑。镂版精好，清华苍老之气，凛然于行墨之间，真希世之宝也。［49］文休承即明代书法家文徵明之子文嘉（1501—1583）。文嘉何由见得此本，钱谦益完全没有提及。文彭曾搜集过陶集，现存国家图书馆的汲古阁旧藏十卷本《陶渊明集》（即曾纮本）就有文彭之印［50］。因此，文氏在鉴定陶集上被认为是有发言权的。钱谦益就根据文嘉所论来判定，认为这部陶集是东坡亲手所写，书风类似《司马温公墓碑》。他还提及了旁人所论：“西蜀雷羽津见之云：'当是老坡在惠州，偏和陶诗之日所书。吾以为笔势遒劲，似非三钱鸡毛笔所辨。古人读书，多手钞。坡书如渊明集者何限，但未能尽传耳。’”［51］这也是在说因为苏轼喜欢陶诗、和过陶诗，所以他必定写过一部陶集。这同样是推测之论。《司马温公墓碑》即《司马温公神道碑》，原碑已毁，现存碑身系明嘉靖年间仿宋碑复制［52］。这篇书法作品，整体笔力遒劲，以中楷写成，笔画粗大，落笔之力犹重，与钱谦益对他所见到的苏写本之书风的描述是相吻合的。《司马温公神道碑》的字体更为方楷板正，易于刻写。而且笔画之间，没有任何连笔之处，刻工更容易以之上板。但是，钱遵王对自己所见的苏写本的书法判定为：“此则购名手从宋刻影摹者，笔墨飞动，行间字有不可遏之势，视宋刻殆若过之。”［53］这两句话应该很难用于描述《司马温公神道碑》。钱曾虽然学问不佳，但是从感官角度来描述一种书法应该不至于相差太多。而且他判定，这种所谓的苏写本应绝非宋刻，只是承认其摹写水平还是很高的。毛扆看到钱遵王的苏写陶集，说它“笔法宛是苏体，意从苏本翻雕者”，“宛是”二字，说明他对这种苏写本与苏轼真迹之间的相似程度并不满意。而对于钱梅仙的摹写，毛扆评价为“笔墨璀灿，典刑俨然”，意思是钱梅仙追求尽力与底本书法相似并且实现了。钱梅仙所摹刻的，明显是一种行楷书风的苏体字。他摹写时一定追求与底本的书风尽可能地接近。鲁铨跋也对钱氏书法有很高的评价，云：“苏文忠书结构遒劲，直入王僧虔之室。余生也晚，不获睹真迹，时取古拓临摹，辄难得其仿佛。今钱君所摹，玉转珠回，行间犹有云霞揽结意象，即置之真宋本中，何多让焉？”［54］这是说钱氏所摹之苏体，笔法圆润，楷体中又有行书风味，笔画之间有诸多连笔，风格飘逸潇洒。这是苏体中常见的一种笔法，比如苏东坡所写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也是行、楷结合之书，而行书之风更为明显。所以，钱谦益、钱遵王所见与钱梅仙所摹写的苏写本，书风应该皆有区别。也就是说，苏写陶集在它流传的过程中，人们会根据自己对苏写陶集的想象，用不同书风的苏体字来进行摹刻。从现存京江鲁氏本的书法来看，钱梅仙的确是一位高超的、有责任心的摹刻者，他全面揣摩了苏轼的书法，保证同一字在不同地方出现时的差异性，以此来使得通篇书法不板滞，让它看上去绝不会像是一个集字本。这是钱梅仙为现存苏写本做出的重要贡献，他对苏体字的研究其实是为版刻所作的有意考虑，也反映了他对写刻本的技术控制。而且，作为康熙三十三年所写刻的苏写陶集，它还是注意到了当世的避讳，全集的“玄”字或者相关偏旁，都缺最后一笔。像《读山海经》十三首最后一首里的“何以废共鮌”的“鮌”字，最末笔缺。另外，还有一些宋本缺笔处，钱氏并没有缺笔，如在《东方有一士》中“被服常不完”的“完”字末笔没有缺笔。这些情况说明他或者他使用的所谓“苏写本”在底本上，已经改变了真正宋本避讳情况的面目。笔者曾从中摘取一些字样，将钱氏之字体与苏轼真迹字体进行了相应的详细比较（见表1）。
如表格所示，标明为苏写本1—5的，乃是钱氏所摹之字，最后真迹相似之字，截取自东坡书法真迹[55]。从以上字形来看，钱氏让出现频率很高的那些字都不同，而刻工都如实反映这样的字体变化。如各处的“诗”字，笔画粗细各有差别，显示书写时的用力大小有别，而且在最后落笔的一点，有些地方是有连笔的，而有些地方没有。再如多次出现的“辞”字，钱氏在摹刻时，多次使用了辞的书法异体字，而且落笔的笔锋，都各有差别。左右两个部首，在书写的时候所占全字的宽度比例也有差别。再如“传”字是全书中书写变化最为多端的字之一，有娟秀清丽的楷体，也有带行书风味的连笔写法。起笔一撇，各有粗细。还有“辅”字同样如此，笔画中的最后一点，或有之，或省之。右边部首“甫”字的第一横与以下结构的距离，也有所不同。另外如“岁”字，在钱氏笔下，它的“山”字头笔势飘逸，整体都有行书之风。但是细看之下，钱氏书法与苏体真迹还是有诸多区别的。整体上看，钱氏书法十分秀丽，而东坡书法粗放有豪气。再比如在“辅”字最后的落笔一点上，东坡书法显遒劲，钱氏书法则是样态圆润，下笔力度有节制。因此，钱氏书法虽然已是上佳，但粗知东坡书法者，亦能分别它并非真迹。而钱氏所摹刻的本子，大概也很难脱离仿苏而非苏的窠臼。苏写本反映了版刻与书法的精妙结合，且远渡重洋影响了和刻本。日本儒学家松崎复（1771—1844）以苏写大字本为底本刊刻陶集[56]，邀请了江户幕府最有名的书法家之一卷大任（1777—1843）来书写。卷大任号菱湖、弘斋，松崎氏主持的羽泽山房所出之书，很多是卷氏先行写下，再交付版刻。他的书法很珍贵，故而在日本，松崎本也被称为“菱湖缩临巾箱本八卷”。例如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序就是如此称呼之[57]，漆山又四郎《陶渊明诗解》则称之为：“卷弘齋や小岛成齋の版下”[58]等。书法家的名字成为陶集的命名，这一点也反映了书法在写刻本中的地位。不过，卷大任所用字体是楷体而非苏体。松崎氏使用名家书法摹刻，尊重了苏写本的书法传统。但松崎本和京江鲁氏本相比也有很多差异。例如，松崎本忽略了所有苏写本因避讳而导致的缺笔，如《劝农》中“敬叹厥美”中的“敬”字，苏写本缺笔，而松崎本不缺。松崎本保留了苏写本所有的“宋本作”和“一作某”；甚至一些阙字处，都与苏写本相同，如《归田园居六首》中，“归鸟恋”，一作（阙字）；“种苗在东皋”一首末句下注云“或云此篇非渊明所作”；《问来使》题下注云：“南唐本有此一首。”但是其中应该也有一些因为笔误导致的不同，比如卷二《形赠影》其一，“无改时”，一作“无故时”，苏写本作“如故时”；其余三处皆与苏写本同：“岂相思”，一作“相追思”；“讵”，一作“诚”；“善恶”，一作“既喜”。再如《五月旦和戴主簿》中，松崎本“萍光”，“一作神涧”，而苏写本为“一作神渊”。再如《送羊长史》中的“绮与角”，此处亦是误字，应该是“甪”。这些笔误问题很多，余不一一例举。松崎氏所使用的底本是苏写大字本，和毛扆从顾伊人这里拿到的“宋椠本”，应是两种颇有文字出入的苏写本。因此，可以从松崎本进一步认定，明代以来所流行的苏写本，绝不止一种。至于此后清代摹刻苏写本，书风继续变化。例如收有“光绪己卯（1879）六月番禺陈澄题记”、毛扆跋的本子，也是苏写本中的一种，虽然也是以毛扆重刻的苏写本为底本，但是在临写的过程中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与同时流行的嘉庆京江鲁氏刻本，颇有不同。具体情形，日本学者松冈荣志已经有所分析，因此这里对清代以后苏写本的发展不再多加赘述[59]。苏写本作为一种名人手书入板的陶集，在对其版本异文考察过程中，人们通常没有考虑到它的书法因素。而一般都将之与普通刻工刻出的刻本，进行同等比较。苏写本保存了宋庠本目录和“宋本作某”，又校注异文丰富，此二点，是苏写本突出的版本与校勘价值。但是过去所论一般相对模糊，而没有全面爬梳，从而确定这些价值到底体现在何处。宋庠本的编次，对后世陶集的影响甚巨，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是“后出陶集，以《五孝传》辑于传中，又分《四八目》为二卷者，皆因袭宋庠本之体裁者也”[60]。宋庠本早已佚失，而保留其原貌最丰富的是曾纮本。曾纮本出自宋痒本，是以宋庠本为底本，而以他本为参校本。曾纮本中绝大多数异文是从宋庠本，不从他本，仅有极少数异文是从他本，不从宋庠本。袁行霈曾根据曾纮本来总结，宋庠本保留了700多处异文校语，远远多于苏写本的200多处（包括字、词、整句的异文，而“又作”不算在内）[61]。曾纮本全书小字校注异文，书“宋本作某”者，仅有9处；而书“一本作某”及“又作某”者，则有753处。汤汉本有143处异文。李公焕本中，则只有6处异文[62]。因此，苏写本与宋庠本的区别，主要体现在异文的数量和内容上。要全面了解苏写本的版本价值，不妨以京江鲁氏复刻苏写本与曾纮本相关内容做一些比勘，寻找它们之间的相异之处。经统计分析可知，苏写本与曾纮本所不同的主要地方共41处，它们主要表现在：标注“宋本作”之处，二者略有不同；苏写本有阙字现象，曾纮本没有；苏写本中的正文和校语，在曾纮本当中，刚好是完全相反的，是以校语作正文的；苏写本有些注释不如曾纮本详细。为节约篇幅，在此就不全部罗列了。但需要指出这些异文中，完全不同的9处校语。它们是：（1）《饮酒二十首》“悲厉思清远，去来何依依”，苏写本比曾纮本少一句校语，前者是“一作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后者是“一作厉响思清晨，远去何所依，又作求何依”。（2）《述酒》题下注“仪狄造，杜康润色之”后之校语，苏写本比曾纮本少一句“黄庭坚曰”，前者是：“宋本云此篇与题非本意，诸本如此误。”而后者除此句外，尚多出一句：“黄庭坚曰：此篇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3）《述酒》之“砾皛”，苏写本校语为“一作襟辉”，而曾纮本为“宋本作襟辉”，多出“宋本”二字。（4）《读山海经十三首》之“念彼怀王世，当时数来止，一云念彼怀王时，亦得数来止”，曾纮本校语说：“世，一作毋。当时，一作亦得”，二本差异巨大。（5）《拟挽歌辞三首》之“马为仰天鸣，风为自萧条”，一作“鸟为动哀鸣，林为结风（阙字）”。苏写本校语此处有阙字，而曾纮本有之，曰：“林为结风飚。”（6）《联句》一篇，苏写本作“勿从忘爱翼，一作徒爱双飞翼”，曾纮本比苏写本多出数字，曰“一作徒爱双飞翼循之”。（7）《闲情赋》之“时奄舟而就过”，苏写本作“宋本”而曾纮本无，曰“宋本云'行云逝而不我留，时亦奄舟而就过’”。（8）《张长公》“皆为我异”，苏写本校语曰：一作“世路多伪，而我独异”。但曾纮本此句校语在“谁知斯意”，出校位置不同，内容也有区别，作：“一曰'出路皆伪，而我独异’。”（9）萧统《陶渊明传》一篇，苏写本作“无弦琴，一作弦素”，曾纮本作“无弦琴，一作无弦素琴”，二本有异文。此外，苏写本最特殊之处，是它对《种苗在东皋》一诗的真伪判断。《种苗在东皋》一首最早为萧统《文选》所收，题目设为“江文通杂体诗陶征君田舍”。这一首并非陶渊明的作品，在宋代亦获公认。如黄庭坚题跋其上，云：“此江文通拟陶渊明诗，文通自有序述，又梁昭明太子列于《文选》，可断然不疑也。”即以《文选》之说为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认为此诗亦收在《陶渊明集》中，误也[63]。这段公案，汤汉注本中亦有提及。这一首与其他赝作，俱被辑于卷四之末，断定为江淹之作。韩子苍认为这一篇与《归田园诗》的前五首并不相类。汤汉、胡仔等人都引用了韩子苍的说法。苏写本在这里出现“或云此篇非渊明所作”，也说明它取用了韩子苍以来的意见。李公焕本对此事记录最详，并保留了一种珍贵的看法：《归园田居六首》的最后一首本来是有的，韩子苍是见过的，但是当时俗本因为第六首的内容并非是有关田园，遂割去并以江淹诗补之。而至吴仁杰作《陶靖节先生年谱》时，这第六首完全被割去，只剩下《归田园诗》五首。其后陶澍承袭了这一说法[64]。这种看法，聊备一说。苏写本在异文方面还有一处需要重视的是，在《述酒》题下，苏写本比曾纮本少一句“黄庭坚曰”。黄庭坚的意见并非此后人们对于《述酒》的普遍意见。《述酒》被认为与政治有关，是从韩子苍开始的。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在“恭帝元熙元年”之下引用韩氏之语：“余反复《述酒》诗，见山阳旧国之句，盖用山阳公事，疑是义熙以后，有所感而作，故有'流泪抱中叹’'平王去旧京’之语。”[65]《述酒》被确定写于永初二年（421），实则是汤汉的意见，这一系年颇为此后学者所接受。如清代顾宜《柳村谱陶》中引汤注，将《述酒》定于此年所作[66]等。而北宋时，黄庭坚尚未如此笃定认为《述酒》牵涉政治，而仅是说：“此篇似是读异书所作，其中多不可解。”这种看法岁久佚去，而仅剩下了贴合政治意味的解释。因此可以再次明确的是，苏写本即便是宋本，那它的产生也一定是在曾纮本之后了。总之，经过以上分析，今后关于苏写本的版本异文价值，无须再笼统说“非常大”，而是锁定在关键的9处、41处即可。苏写本的校语异文大大少于曾纮本，而且还存在阙字现象。这种阙字，是因为写底本者本身漏写，还是写好了但是刻工无法上板，无法得知，这种现象在诸本陶集中是相对少见的。从版本实物形态来看，苏写本《陶渊明集》是仿照苏轼书法写刻而成，这在陶集版本系统中非常特别。存在于这类陶集中的东坡书法，其书风并不完全一致，而是有明显的时代变迁之迹。从宋至明，东坡所书的大字中楷与行楷，陆续进入到手书上板之中，遂产生了苏写大字本与非大字本两类写刻版式。苏写本还影响了近代日本陶集的刻印，以之为底本的松崎本，同样遵照了苏写本是名人书法写刻的特点，继续请当世著名书法家来书写全集最终上板刻印。总之，苏写本的制作，是基于苏陶关系的想象，它与东坡书法的接受密不可分，被寄托了浓厚的中国古代士大夫文人精神，苏写本在书法形态上的价值与版本价值值得将来被全面地揭示。基金项目：本论文受到2019年北京高校“双一流”建设资金支持。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史睿副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谷卿副研究员在书法知识方面的指导和帮助，特别致谢。 注释：
［1］郭绍虞《陶集考辨》，见《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页273。 ［2］邓小军《陶集宋本源流》，见《诗史释证》，中华书局，2004年，页90—94。 ［3］郭绍虞《陶集考辨》，页275。 ［4］王孟白《关于陶集校勘问题——逯钦立陶渊明集校注质疑之一》，见《古籍点校疑误汇录（一）》，中华书局，1990年，页66。 ［5］［清］叶德辉《郋园读书志》卷七，见湖南图书馆编《湖湘文库——湖南近现代藏书家题跋选》第1册，岳麓书社，2011年，页367。 ［6］京江鲁氏影刻康熙三十三年（1694）汲古阁写刻苏东坡手书《苏东坡集》影印本毛氏跋（以下简称“毛氏跋”），线装书局，2000年。 ［7］郭绍虞《陶集考辨》，页271。 ［8］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中华书局，2007年，页30。 ［9］可参看袁行霈《论和陶诗及其文化意蕴》，《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萧庆伟《论苏轼的“和陶诗”》，《中国韵文学刊》2000年第2期等。 ［10］李剑锋《陶渊明与中国书法》，《中国文学研究》2014年第1期，页38—39。 ［11］以上皆可参见《苏轼文集》，中华书局，2004年。 ［12］［宋］苏轼《东坡诗话》，《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页798。 ［13］《宋元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页2932。 ［14］苏东坡书《归去来兮辞》，纸本，纵32厘米，横181．8厘米，现藏于台湾故宫博物院。 ［15］李放《苏轼书法思想研究》，南方出版社，2009年。 ［16］［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见《中国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8年。 ［17］［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8］［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八，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页177。 ［19］［宋］周必大《文忠集》卷一七，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47册，页167。 ［20］谷卿《艺术文献的“同”与“异”》，《文献》2019年第3期，页181。 ［21］谷卿《艺术文献的“同”与“异”》，《文献》2019年第3期，页181。 ［22］［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陶靖节》，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页21。 ［23］［宋］岳珂《宝真斋法书赞》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4］［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东京：文字同盟社，1931年，页481。 ［25］章宏伟《出版文化史论》，华文出版社，2001年，页196—197。 ［26］田晓菲《尘几录：陶渊明与手抄本文化研究》，页47。 ［27］［清］钱曾《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中华书局，2012年，页359。 ［28］［清］杨绍和《楹书隅录》，见《订补海源阁书目五种》，齐鲁书社，2002年，页212。 ［29］［清］钱曾《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页359。 ［30］《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页2117。 ［31］邓小军《陶集宋本源流考》，《新宋学》第2辑，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页213。 ［32］［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页480。 ［33］［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页479。 ［34］［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页21。 ［35］郭绍虞《陶集考辨》，页275。 ［36］录自《中华再造善本》李公焕本《笺注陶渊明集》，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 ［37］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02。 ［38］［清］刘声木《苌楚斋续笔》卷三，见《苌楚斋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中华书局，1998年，页288。 ［39］［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页483。 ［40］［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页482。 ［41］拙论《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底本探疑》，《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17年第6期。 ［42］樊长远《毛氏汲古阁抄工考》，《文津学志》第11辑，2018年，页181。另：由于至今未见康熙年所刻汲古阁钱氏摹本，笔者与友人董岑仕皆有怀疑，是不是毛氏写有此本并刻板后，并未刊印发行；或者即便刊印，发行量也极小，以至于完全佚失。因为一种清代著名刻本至今完全难寻任何踪迹的情况还是相对少见的。 ［43］全称可以是：“嘉庆十二年京江鲁铨影刻康熙三十三年毛氏汲古阁摹绍兴十年杭州或浙江地区影刻宣和四年王仲良刻苏写本《陶渊明集》十卷。” ［44］罗振玉《面城精舍杂文乙编》，《雪堂类稿》，2003年，辽宁教育出版社，页454—455。 ［45］［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页485。 ［46］［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页485。 ［47］［日］松冈荣志《陶渊明集版本小识——宋本三种》，《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页61。 ［48］［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页520。 ［49］［清］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五《跋坡书陶渊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页1781。 ［50］陈杏珍《宋刻陶渊明集两种》，《文献》1987年第4期，页208。 ［51］陈杏珍《宋刻陶渊明集两种》，页208。 ［52］《司马温公神道碑》，见运城市河东博物馆编《河东碑刻精选》，文物出版社，2014年，页76—82。 ［53］［清］钱曾《藏园批注读书敏求记校证》，页359。 ［54］京江鲁氏影刻康熙三十三年（1694）汲古阁写刻苏东坡手书《苏东坡集》影印本鲁铨跋。 ［55］以上真迹字样皆取自《苏轼书法字典》，湖北美术出版社，2010年，页码从略。 ［56］录自日本天保十一年（1840）松崎慊堂刻《陶渊明集》，京都大学人文研究所藏。 ［57］［日］本田成之《陶渊明集讲义》，《凡例四则》，隆文馆，1922年，页1。 ［58］［日］幸田露伴校阅、［日］漆山又四郎译注《陶渊明集：译注》，岩波书店，1928年，页4。 ［59］［日］松冈荣志《陶渊明集版本小识———宋本三种》，页61。 ［60］［日］桥川时雄《陶集版本源流考》，页455。 ［61］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陶渊明研究》，页205—206。 ［62］袁行霈《宋元以来陶集校注本之考察》，《陶渊明研究》，页206。 ［63］［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五柳先生下》，页25。 ［64］陶澍《靖节先生年谱考异下》，《陶澍全集》，岳麓书社，2010年，页219。 ［65］［南宋］吴仁杰《陶靖节先生年谱》，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中华书局，1986年，页21。 ［66］［清］顾易《柳村谱陶》，许逸民校辑《陶渊明年谱》，页44。 【作者简介】 蔡丹君，文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北朝文学、《陶渊明集》文献、《文选》学与汉代谶纬等方面的研究。 蔡丹君丨六朝杂史、杂传与咏史诗学的发展——从北齐阳休之《陶渊明集》所收《集圣贤群辅录》说起 蔡丹君丨《陶渊明集》在日本的翻刻、选抄与注译
蔡丹君丨莲社故事文、图与《陶渊明集》之编纂
蔡丹君丨独山莫氏复刻缩宋本《陶渊明集》底本探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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