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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身居昆明的沈从文写下了很多关于云南社会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从多方面披露了抗战时期的云南世俗市侩的社会风气，还刻画了一类“软体动物”似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形象。与“湘西世界”相比，这时期在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是一个让人痛苦、使人无奈的现实世界，是抗战时期中国社会的一个侧影。这一时期也是沈从文创作技巧和思想渐趋成熟，并且对生命和人性的思考也深入到沉潜的重要时期。 关键词：沈从文；抗战时期；云南社会；生命思考 一直以“乡下人”自居的沈从文，怀着对家乡“无可言说的温爱”，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构造了一个理想的“湘西世界”。抗战时期，沈从文在云南居住了整整8年，写下了许多描写抗战时期云南社会生活的作品。这些作品体裁和形式多样，有小说、散文、书信体，论说体等，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沈从文在这一时期对云南社会的关注以及对生命和人性问题的深入思考。本文通过对沈从文在云南时期的作品分析，并把它与“湘西世界”进行比较研究，分析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和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形象，探究沈从文这一时期对人性和生命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云南以云著称，沈从文自然也注意到了云南的云雾，他说：“云南的云似乎是西藏高原的冰雪，和南海长年的热浪，两种原料经过一种神奇的手续完成的。色调出奇的单纯，惟其单纯反而见出伟大……看来只觉得黑而秀。”[2]（第十卷P78）这是沈从文向天空凝眸时看到的自然美丽之处，但当他把目光由天空转到地面时，他看到的是什么呢？他在《云南看云》里写到：“在这美丽天空下，人事方面，我们每天所能看到的，除了官方报纸虚虚实实的消息，物价的变化，空洞的论文，小巧的杂感，此外似乎到处就只碰到'法币’。大官小官商人和银行办事人直接为法币而忙，教授学生也间接为法币而忙。最可悲的现象，实无过于大学校的商学院，近年每到注册上课时，照例人数必最多。这些人其所以热衷于习经济、学会计，可说对于生命无任何高尚理想，目的只在毕业后能入银行在做事。'熙熙攘攘，皆为利往，挤挤挨挨，皆为利来’……大部分优秀脑子，都给真正的法币和抽象的法币弄得昏昏的，失去了应有的灵敏与弹性，以及对于'生命’较深一层的认识。”[2]（第十卷P79）在这里，作者用近乎夸张的笔法把“昆明人”追逐名利的一面表现得淋漓尽致——金钱（法币）似乎成了当时昆明人活动的轴心，所有人都在为钱而活着，为钱奔波忙碌，更可怕的是这种对金钱的追求形成了一种庸俗的社会风气。在这种风气影响下，人们不去思考生命的深层意义，人与人之间少了应有的感情，也少了做事的热情，这一切沈从文看在眼里，痛在心上。 沈从文善于通过人物对话来刻画人物形象，揭露人物的性格和品质。在《昆明冬景》（又名《在昆明的时候》）里有一段写买肉妇女与屠户的精彩对话：“骨头太多，不要这个腿上大骨头”——“嫂子，没有骨头怎么走路？”——“曲鳝有不有骨头？”——“你吃曲鳝？”——“哎哟，菩萨。”——“菩萨是泥的木的，不是骨头做的。”——“你毁佛骂佛，死后入三十三层地狱，磨石碾你，大火烧你，恶鬼咬你……”[2]（第十卷P68）作者只是截取很小的一个场面，应用对话的形式写妇女与屠户这些人为了蝇头小利，而彼此诋毁谩骂，把他们市侩的小市民形象刻画的入木三分。然而在“湘西世界”里，同样是写对话，同样是在买卖的场面上，作者应用的却是另一种描述，如在《长河》里写到的陌生过路人和橘园主人的对话：“嗳，你们那橘子卖不卖？——我这橘子不卖。——真不卖？我出钱!……乡亲，我这橘子卖可不卖，你要吃，尽管吃好了。水泡泡的东西，你一个人能吃多少？十个八个算什么。你歇歇气再赶路，天气老早哩。”[2]（第七卷P10）在这里，湘西人能把陌生过路人叫做“乡亲”，招呼着歇口气再赶路，橘子任吃不要钱，把湘西人的热情好客，淳朴善良，不为名利的民风表现得淋漓尽致。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笔下的云南社会不再像湘西世界那么美好与理想了，更不是与世无争的世外桃源；这里的人也不像湘西儿女一样无私与大义，人际关系冷漠无情，人们眼里只有名与利，并且为名利奔波忙碌。 面对昆明当时的这种现状，沈从文是怎样想的呢？他在《云南看云》里说到：“如果一种可怕的庸俗的实际主义正在这个社会各组织各阶层间普遍流行，腐蚀我们多数人做人的良心做人的理想，且在同时还象是正在把许多人有形无形市侩化，社会中优秀分子一部分所梦想所希望，也只是糊口混日子了事，毫无一种较高尚的情感，更缺少用这情感去追求一个美丽而伟大的道德原则的勇气时，我们这个民族应当怎么办？大学生读书目的，不是站在柜台边作行员，就是坐在公事房作办事员，脑子都不用，都不想，只要有一碗饭吃就算有了出路。甚至于做政论的，作讲演的，写不高明讽刺文的，习理工的，玩玩文学充文化人的，办党的，信教的，……特别是当权做官的，出路打算也都是只顾眼前。大家眼前固然都有了出路，这个国家的明天，是不是还有希望可言？”[2]（第十卷P79）从这些话里看出作者为这些没有崇高生命理想，只顾眼前利益，显得世俗又市侩的人们感到痛心，也对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未来感到担忧。 《烛虚》里写到的曾经出洋留学的某太太，用“太太”的名义在社会上讨生活，只有“出外与人谈妇女运动，在家与人玩麻雀牌”两种方式的活动，“她生存下来既无任何高尚理想，也无什么美丽目的。不仅对'国家’与'人’并无多大兴趣，即她自己应当如何活得更有意义，她也不曾思索过……只配说是一个代表上层阶级莫名其妙活下来的女人。”[2]（第十一卷P76）而家世很好的某名媛，有着对金钱的癖好，千方百计藏匿金票，反映出上层妇女愚而贪与愚而无知到了惊人的地步，“她的真正兴趣集中在如何从昆明带点洋货到重庆，又如何由重庆带点金子回昆明。”[2]（第十一卷P260）还有其丈夫为社会中坚的某贵妇人，不但不明白中国现在的情形，连她是不是中国人也似乎不明白，只知道她是一个有钱人，是一个阔人，是一个有权势的太太，如此而已。这些处于中层社会的女性，她们的生活表面上各不相同，但“在战争时有一个相同的人生态度，即消磨生命的形式，唯一只是赌博。竟若命运已经给她们注定，除玩牌外生命无可娱乐，亦无可作为。”[2]（第十卷P260）作者称她们为“软体动物”[2]（第十卷P260）。在这些人身上，有一个共同特征，即“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 社会中层女性如此，在校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也如此。在《烛虚》里也写到了几女大学生，其中有不但对身边美好的事物熟视无睹，而且把湿淋淋的梨核打到别人身上后扬长而去的；也有样貌还相当好看，但成绩一般，只关心吃食与衣服的……这些都是“解放”的“新女性”，但只解放了一个“胃口”，头脑却没有机会得到解放。作者认为这是当代女性教育的缺失。当代对女子的教育打破了千年禁律，可以男女同学、自由恋爱，但在大学教育设计中，对女子教育却无计划，俨然只注重一个空洞的言辞“男女平等”，没有从“男女有别”等身心方面教育女子。作者对这些将来要为人妻、为人母，负责起教育下一代的女性感到担忧，也为整个国家、民族的未来感到担忧。 沈从文在云南住了整整8年，除了西南联大外，他大多数时候居住在昆明城郊的呈贡县，也因此接触了一些身份地位低下的本地人。小说《王嫂》里写到的女佣人王嫂，作者虽然比较生动的刻画了她那乐知天命的性格，却也为她的“生死由命，富贵在天”的信条表示怀疑和担忧。又如《黑魇》里写到的张嫂，同样作为女佣人，受进城风气的影响，一心想要做回“城里人”，在劝说主人无效以后，就借口进城去看她的抽象的姑妈。[2]（第十一卷P168）表面看似对张嫂的讽刺与挖苦，实际却是对市侩风气影响之大的感慨，体现了作者面对世风日下的痛苦与无奈。 从以上这些对女性的描写，我们可以看出沈从文对他们都是持批判态度的，也就是说沈从文看到这些女性并不是现代社会里的理想女性。那么，在沈从文眼里什么样的女性才是理想的呢？他在《烛虚》里写到：“一个新女性，应当在饮食方面明白自制，在自然美方面还能够有兴致欣赏……她还应当作一个'人’，用人的资格，好好处理她的头脑，应用到较高文化各方面追求上去，放大她的生命和人格，从书本上吸收，同时也就创造，在生活上学习，同时也就享受。”[2]（第十一卷P267）为了能培养出这样的女性，他希望能写出几本对女性有教育作用的新式的“女儿经”，要求学校对女性的教育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进行，也希望女性能关心自己的明天和未来，方能把握自己的幸福和快乐，对生命作出更合理更有意义的安排。我们可以看到，沈从文的这种新女性的提出，还是站在重造民族品德，重铸国民灵魂的立场上进行的对“人”的改造。 历史的车轮滚滚前行，一个民族和国家能否长久立足于这个不断发展变化的世界之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活在这个民族和国家的每一个个体——人。沈从文是关注生命、关心民族和国家的未来的。20岁时他怀着美好的梦想离开家乡只身走入都市，但都市的生活很快就使他失望了。在1938年来到云南后，看到庸俗市侩的社会风气充斥着一个角落，影响到每一方面，如他在《长庚》里说：“对尤其当前存在的'实事’'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2]（第十一卷P291）《烛虚》里说：“和尚，道士，会员，人人都俨然为一切名分而生存，为一切名词的迎拒取舍而生存。禁律益多，社会益复杂，禁律益严，人性即因之丧失净尽。许多所谓场面上人，事实上说来，不过如花园中的盆景，被人事强制曲折成为各种小巧而丑恶的形式罢了。一切所为所成就，无一不表示对于'自然’之违反，见出社会的拙象和人的愚心。然而所有各种人生学说，却无一不即起源于承认这种种，重新给以说明与界限。更表示对'自然’倾心的本性有所趋避，感到惶恐。这就是人生。也就是多数人生存下来的意义。”“'远虑’是人类的特点，但其实远虑只是少数又少数人的特点，这种近代教育培养成的知识阶级，大多数是无足语的!”[2]（第十一卷P268）面对云南抗战时期的这种社会现状，他也是失望的，他仿佛看见这样的现实发展下去，会“为民族带来一种什么形式的奴役”；而且，“还有更可怕的，是这个现实将使下一代堕落的更加堕落，困难越发困难”。可见沈从文对城市的人格是持批判态度的，这和他对都市的批判是一致的，即他认为城市人的品格并作为这个民族的品格。那么是不是乡下人的人格就可以作为整个民族的品格呢？早期的沈从文由于在城市生活的诸多不顺使他产生了对都市文明的本能敌视与对乡土的深深怀恋，他的确把乡下（湘西）人格作为理想的民族品格模式。在“湘西世界”里，他对湘西人格中的人性美及其自然、健康、充满活力的生命形式大加赞颂。然而他的青年人生教育的经历却是残酷的，那些军队大肆屠戮，人头堆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情景一直留在他的记忆深处。现代文明的推进使他开始逐步清醒地意识到，在现代社会里，这种蒙昧的生存状态是没有出路的，边民身上所遗留的淳朴与善良也是难于保全的，最终会被都市文明的庸俗与市侩代替。于是他开始对乡下人的人格产生怀疑和消解，并开始试图建立新的人格，来实现由个人到整个民族品格的改造。由此他提出了新的人格形式：“'有所为有所不为’，取予之际异常谨严认真。他必热爱人生，坚实朴厚，坦白诚实，勇于牺牲。”[2]（第十一卷P268）我们可以看到，在这种新的人格里，有着先楚文化影响下的勇武、雄强，也有着庄子哲学对个体自由意志的肯定，他希望能把边民身上的这些优点移植到现代人身上，改变他们的“阉宦性格”，使他们的生命富有生机或活力。正如苏雪林所说：“他很想将这份蛮野气质当作火炬，引燃整个民族的青春之焰。他想借文字的力量，把野蛮人的血液注射到老迈龙钟、颓废腐败的中华民族身体里去，使他兴奋起来、年轻起来，好在20世纪舞台上与别国民族争生存权利。”[4]（P188）当然，他也希望乡下人能学习一些现代的品性，来改变自身的命运。他渴望能把乡下人的正直善良与都市人的一些现代品性结合起来，构成这个民族的新的品格。 美和神性是密切相关的。沈从文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的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一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的皈依中。”[6]这是“美”的极致，也是对生命的最高诠释。美与神性构成了沈从文新的生命信仰。 [1] 〔美〕金介甫.沈从文传[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0. [2] 沈从文.沈从文文集（1-12卷）[M].广州：花城出版社，1982. [3] 姚丹.西南联大历史情境中的文学活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4] 苏雪林.论沈从文[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5] 王小平.走向新的起点：沈从文的四十年代[J].吉首大学学报，2005. [6] 新文学[M].第一卷第一期. ① 凌宇，张森.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文学创作[J].中国文学研究，2006. ② 张新颖.精神迷失的踪迹和文学理解的庄严——从《黑魇》看昆明时期的沈从文创作[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2005. ③ 田红，彭大庆.内在紧张的情境分析——试论沈从文昆明时期的哲思散文[J].长江大学学报，2005. ④ 吴正锋.生命的探寻——论昆明时期的沈从文与尼采[J].理论与创作，2004. ⑤ 蒙树宏.云南抗战时期文学史[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 ⑥ 王珞.沈从文评说八十年[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4.   原载《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 作者简介：张永杰（1971-），男，现为红河学院教授，校党委委员、副校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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