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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下发了2017年1号函件《关于在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全面落实“十四年抗战”概念的函》。文件要求从2017年春季开始，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全面排查，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中凡有“八年抗战”字样，一律改为“十四年抗战”，并视情况修改与此相关内容，确保树立并突出十四年抗战概念。将“九一八事变”明确为抗日战争爆发的起始点，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以消除原有提法的谬误。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的开端。14年间，大半中国被日军践踏，930余座城市被占，当年日本军人实行的是“三光”政策。中国的死难者超过了3500万人，这个数字是整个二战死难者的40%。从1931年9月18日，到1945年8月15日，历时14年，5000多个炮火纷飞的日日夜夜，中华民族为了日本侵侵华战争付出了惨烈的代价。一寸河山一寸血，硝烟远去，国殇难忘！现在从“八年抗战”的提法改成“十四年抗战”的提法，不是“重新发现历史”，而是“重新书写历史”。提法改变的背后是史观的改变。伟大的中国卫国战争是世界四大反法西斯战争之一！它不是用游击战、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就能打赢的。它是用重兵集团与敌人浴血奋战才打赢的！强调九一八事变后的14年抗战历史是前后贯通的整体，是为了抛开党争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向所有为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尊严而战斗过的人致敬！ “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它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四岛倭奴之手。” “对抗战敷衍等于自杀，为国牺牲是无上光荣。” “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无半点改变。” “我死，则国生。” 这是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说过的话，真正的民族英雄，肝胆忠烈，却曾被痛骂为“华北特号汉奸”。1940年5月16日下午，率领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殊死激战一天半之后，张自忠将军右胸被打穿，坚决不退，壮烈战死于湖北省南瓜店十里长山。弥留之际，他的遗言是：“我力战而死，自问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可告无愧，良心平安！”如此凤凰涅槃，用生命为自己正名，他扬起了“忠于我华夏族（自忠）”、“责任与荣誉（尽忱）”之旗帜！张自忠将军是十四年抗战中无数英烈中的一员，云山沧沧，江水泱泱，血性卫国的先辈们值得我们永远铭记与颂扬。 但为什么“十四年抗战”的概念普及来得这么迟呢？1999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2017年春季之后中小学教材改版能够直接影响到的人群）和我们将有代沟了，因为，我们从小将“八年抗战”熟记在心，而今天的中小学生，他们学的标准说法却是“十四年抗战”。谁定义了知识，权力定义了知识。“政治正确”就是“知识正确”。正如法国思想家福柯所说的，权力制造知识，这种权力不是一种所有权，它的支配效应不在于占有，而应被视为一种策略，这种权力关系已经深入到社会深层。这种权力不是单数的，而应该是一个复数形式，因为它发生在无数的冲撞点上。权力——知识关系的运作伴随着动态的历史发展演进过程。哪有什么洁白无染、客观中立的知识？在人文科学里,所有门类的知识的发展都与权力的实施密不可分。 记得当年，我的老领导对我有一番咬牙切齿的忠告：“写历史的人都是要被杀头的。”我的理解是，“杀头”是一个以极端严重性来强调的词汇，只是说明撰写历史总是得罪人，不是得罪这个人，就是得罪那个人。因为人不可能讨好每一个人，总有人不高兴不同意不喜欢，躲得过这次，躲不过下次，早晚而已。要沧海横流、苏世独立，不被环境裹挟太难了。更艰难之处在于，我们以身殉道也未必能够靠近真理，因为这需要承担一种历史的“综合”，需要我们对于中西文化具有更加完整的知识理性，对于传统、现代乃至于后现代有更好的价值平衡，对于中国近现代的错综复杂的历史经验有更具穿透力的解释和归纳，对于最终的结构性命题有最具思想性和实践性的回应。 所以，真正想要了解历史的人，不应该只记住一些概括性的说法，那总是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由权力——知识关系的运作提炼出来的。经过时间和空间、知识和概念、行动和命运，那些远去的历史的背影，终于删繁就简被制作成了标本。敲黑板——今年高考必考“十四年抗战”！“九一八事变”明确为抗日战争爆发的起始点，所有背水一战的高三孩子们注意了！绝对能押中题！即使这个起点未必是绝对意义上的抗战起点，但这是“知识正确”的唯一起点界定！背，背，背，进到脑子里！ 其实学校教育包含两种：一种教育是坚持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知识积累，积累的过程是灌输性的，这些知识本来存在于人的生命意识以外，通过灌输把它送人人的主观世界里去，使人慢慢变得充实起来；还有一种教育，是以人为能动的活的生命体做前提，人本身具有一种人之所以为人的能力，用过去的说法，就是人性的因素。人性的因素与知识的因素不一样，人性是人的生命以内的东西，知识是人的生命以外的东西。如果我们是占有一种知识，那么，它只是停留在我们的记忆里，停留在智力结构里，并没有进入我们的心理结构、人格结构，换句话说，它不是我们的存在本身，而只是我们占有的“外物”。那么怎么理解“十四年抗战”？在个人历史（东北抗联90多岁的老兵还健在）、人类精神史、知识史之间，“十四年抗战”作为永久的可重复的研究和怀念的“时间记忆”，我认为，已被血泪模糊地保存在了艺术作品之中，铁血丹心，炯炯烛照。81年前，西安二中教书的张寒晖老师，看到东北军官兵，携老带小，布满西安的街头，那种流浪徘徊的惨景，挥笔写下的这首回肠欲断、声泪俱下的抗战名曲《我的家在东北的松花江上》，就保留了拨动人性深处一根弦的历史真实—— 松花江上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梁。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 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 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 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 什么时候， 才能欢聚在一堂？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张寒晖词曲，1936年11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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