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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1896年创建于上海。1921年定名为交通大学。1955年，中央决定交通大学内迁西安。为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防建设的需要，改变当时高等教育布局不合理的局面，支持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扎根上海近60年的老交大响应国家号召，从1956年起分批迁赴大西北。中国大学内迁，其意义怎么估计也不过分——保存学术实力，赓续文化命脉，培养急需人才，开拓内陆空间，更重要的是，表达了一种民族精神以及精忠报国的坚强信念。从昆明的西南联大旧址到西安的交大西迁博物馆，勾勒着中国大半个世纪的国之学脉。
大学应该保持对高尚的追求，教育应该同国家前途命运紧密相连，否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气神或将无所归依。近年来，西南联大由历史研究衍化为现实热点，正如学者谢泳所言，是因为当下中国的大学精神在退化，人们转而向历史寻求慰藉与回应。而当前，对60多年前交通大学举校西迁的回顾，对“西迁精神”的弘扬，亦复如是。建国初期，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中国大学顽强地生存、抗争、发展，其中蕴涵着某种让后人肃然起敬的力量。看那些西迁老照片，西迁的交大师生虽然人贫困，可人不猥琐、不油滑，甚至可以说器宇轩昂、精神抖擞，他们的自信、刚毅与聪慧，全都写在脸上——这是我阅读交大老照片的直接感受。今天的中国大学，从校园建筑到科研成果，都正朝“世界一流”飞奔，但再也找不出如此明亮、干净与自信的合影——那是一种由内而外、充溢于天地间的精神力量。
那时的西安出了明城墙，就是茫茫麦地的郊外，“天晴扬灰路，下雨水泥路”，据说西迁初期，交大教工家属区夜里还时常有野狼出没。1956年建设中的校园，学生需要穿过杂草丛深的工地去教室上课。1957年，学校的大礼堂还没有建成，学校请来工匠，用南方运来的毛竹搭建了一座临时“草棚大礼堂”。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校开大会、文艺演出、放电影，都在这个可容纳5000人的草棚大礼堂里进行。据说，在困难时期，学生吃不饱饭，但是仍然坚持挑灯学习。交大彭康校长心疼学生，亲自劝学生熄灯休息。但等校长走后，学生又打开灯，继续争分夺秒读书。食堂的大师傅们大都是从南方来的，能做得一手绝好的淮扬菜，但用本地食材很难发挥专长。为了犒劳交大师生的南方胃，条件允许下，学校会给全校师生派送用餐劵，让食堂特别加餐，但对于老交大人来说，红烧狮子头和咕噜肉在国庆节都舍不得吃，要等到每年4月8日交大校庆才舍得吃。
在中国大学日渐富有、也日渐世俗化的今日，谈论那些已经隐入历史深处、但却精神抖擞的大学往事，也算是“别有幽怀”。当年的西迁创业者如今都已退休了，白发苍苍，垂暮之年，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已长眠于自己为之奋斗过的黄土地。可是他们带来的事业发展了。正是因为这些老一辈创业者用自己的牺牲和奋斗，换来了一所从上海迁到万里之遥的西安，不但奇迹般存活扎根、而且不断发展壮大的新交大。西迁60余年以来，西安交通大学培养了42位两院院士，为国家输送了27万各类人才，其中40%以上留在了西部工作。成立于国家危难之际的中国现代大学，所承载的“实学培国本，民族得中兴”的使命，使得其命运充满了绝境中奋起，为世界之光的民族气度。这种大学精神，不仅仅是学人学脉之传承，亦是国运国魂之担当。大学是有生命的。大学的生命即是文化日新的生命。年复一年走进大学复又走出大学的，是人类生命代谢中最鲜活搏动的血液。一个伟大的文明不会彻底死亡，一个文明历经危难传给另一个文明，古典文明凤凰涅槃传给现代文明，它们联接着人类历史。教育能够传播文明，我们现在能够传承的文化遗产、精神传统，远比过去丰富，这毫无疑问证明了我们的进步。纵然百年风雨飘摇，纵然我们有抱怨，进步仍然是真实的。而其中，中国大学以其不息的搏动，实现着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新与旧之更生。利己而随俗的时代的大多数人们已经忘了秦汉武士怎样仗剑，忘了魏晋文人怎样运笔，忘了唐朝诗人怎样纵横河山，忘了在“风雨如晦”的年月仍要“鸡鸣不已”，忘了在山河破碎的时候应当视死如归，忘了“众人皆醉我独醒”，也忘了“任尔东西南北风”。但作为国之学脉的大学，还是要坚持“立德立言，临危受命，胸怀天下，无问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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