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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缘于《大学》在朱子哲学体系建构中的肯綮地位，从《大学》入手探究朱子学便成为理学和理学史研究的重要进路。王船山在45岁时作《四书稗疏》《四书考异》，47岁时作《读《四书大全＞说》，55—59岁作《礼记章句》，61岁作《四书训义》，66—70岁作《四书笺解》，诸书关涉《大学》的部分，形成了船山独到的《大学》诠释体系。从动态的视角考察这些不同时期的《大学》注本，揭示出船山由批评到依违，再到推衍、发越和卫道朱子的特质，成为厘清和衡定船山与朱子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方法，从而回应了学界在此问题上或宗承，或修正，或参伍的纠纷，对把握船山与理学主流学派的关系，乃至把握明清之际的学术思潮的走向不无裨益。 关键词：船山；《大学》；朱子学；理学 黄宗羲在比较朱熹与王阳明的学术差异时，曾经敏锐地指出：“至其（阳明）与朱子抵牾处，总在《大学》一书”，此言颇有见地。钱穆也曾指出：“《大学》乃宋明理学六百年理学家发论依据之中心”，《大学》成为明代中叶以后，理学家们阐述己见、寄寓关怀的聚焦点，其中不可避免地涉及朱、王思想之异同。身处明清交替之际的王船山，对待阳明心学的态度始终以批判为主，这一点学界并无太大争议，但船山对待朱子究竟持何态度，则众说纷纭，或云羽翼始终，或云参伍程朱，难有定论，这使得学界对船山思想的渊源及其性质的理解也产生了不同的看法。 王船山在45岁时作《四书稗疏》《四书考异》，47岁时作《读<四书大全>说》，55—59岁作《礼记章句》，61岁作《四书训义》，66—70岁作《四书笺解》，其中涉《大学》的部分形成了船山关于《大学》的诠释体系，也成为我们考察船山学与朱子学关系的一个重要津梁。学界虽不乏对船山《大学》注本的研究，但或以偏概全，以其47岁时所作的《读<四书大全>说》中对朱子的态度作为定论；或将船山所有的《大学》注本混而论之，没有看到船山思想的变化。因此，本文以动态分析的方法，把船山不同时期的《大学》释本进行比较考察，从而探究船山对朱子学态度的嬗变，以期进一步丰富和推进船山学乃至明清之际学术思潮的研究。 一、批评朱子：《四书稗疏》和《四书考异》《四书稗疏》和《四书考异》是王船山中年学术旨趣转向四书学的首要之作，确切撰写年份已不可详考，唯一可以确证的是在其45岁之前不久所作。《四书稗疏·大学》共计5条内容：“大学”“壹是”“菉竹”“寔能容之”和“豚”。该书对《大学》相关条目进行考证疏解，多针对朱子《大学章句》而发。《四书考异》共1卷，凡87条，不分别四书，主要是针对许慎的《说文解字》“所引古文九经字义不同者”展开，也就是主要讨论字的音义，涉及《大学》的仅有两条：“菉竹猗猗”和“赫兮愃兮”。这两本著作皆是考证训诂之作，虽篇幅不长，但显示出船山的为学旨趣在于矫正明代中晚期以来忽视文本，率意解经的治学风气，力求在扎实、可信的文本当中去寻求经典的本义，这就呼应了明清之际方兴未艾的“取证于经书”的“正经”学术思潮。从文本来看，两本著作涉及《大学》的内容共计7条，除“大学”和“壹是”两条外，其余纯粹是关于名物的考释。我们仅以“大学”和“壹是”为例，来考察王船山此时对待朱子的态度。在《四书稗疏》中，王船山开宗明义对“大学”进行解释：
郑玄主张“大学”之“大”读音为泰，程颐则认为应该读为“大”字，朱子仍之。而王船山则反对程朱的主张，回归郑玄之意。他以朱驳朱，认为朱子所讲的“大人之学”正是天子之学和成人之所学，也是“太少”之意，若读为“大”字则和“太少”之旨相悖，因此只能读“泰”音，才能有“充实光辉之义”，自然可与天子之学、成人之学相匹配。显然，船山主要是从学制、义理的角度来力证朱子之非。 而“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壹是”，朱子解释为“一切”。王船山则反对此说：
在船山看来，“壹”不能解为“一”，原因在于古文献中，“壹”和“一”具有不同的含义，“一”是相对于“两”而言的，主要是数量的意思；“壹”是“专壹”之意，主要是情感、态度，两者意义迥别，没有通假使用的先例。更为重要的是，若把“壹是”解为“一切”，就与后面的“皆”字重复，文义累赘。因此，船山主张“壹是”应该解释为“专此”。船山此解是否正确仍可再议，但他却以回溯古典的形式，开启了返本开新、言必征实的新学风。 在明清鼎革之际，治经风气逐步由“舍经自作文”向“欲反经，必自正经学始”转变，王船山在中年治四书学之始，以“训话必以古说”为宗旨，从考据学入手展开四书学研究，显示出王船山自觉融入“正经”思潮，矫正宋明儒脱略经文、虚诞不实的学风的努力，故其从训诂考据入手批评朱子学也就可以理解了。 二、依违朱子：《读<四书大全>说》在《四书稗疏》和《四书考异》之后，王船山在47岁时完成了《读<四书大全>说》，该书以明永乐帝敕编的《四书大全》为蓝本，以朱子《大学章句》《大学或问》为参照，依循朱子所划分的经传结构，打破朱子的章句体例，以随章随评的方式撰写而成。我们择取“三纲领”中的“明德”和“八条目”中的“格物”两个核心范畴，来讨论这一时期王船山对朱子学的态度。首先就“明德”来讲，作为《大学》一书的核心，朱子认为一个人要尽到“明明德”的为己责任，就既要做好致知、格物之事，也要切身做工夫，去掉身上气禀物欲之蔽。朱子说：
就朱子的“明德”是“心”还是“性”，学者依据不同的史料，曾有迥异的论断。较为稳妥的做法是统合朱子的全部论述，整体地进行分析判断。就上述材料来看，朱子显然主张“明德”是兼心、性而言的，从“性”的角度而言，“明德”是“人之所得乎天”；而从“心”的角度来言，“明德”是“虚灵不昧，以具众理而应万事者”，这就从心、性两面将“明德”加以限定。王船山在解释“明德”时说： 缘“德”上著一“明”字，所以朱子直指为心。但此所谓心，包含极大，托体最先，与“正心”心字固别。……明德唯人有之，则已专属之人。属之人，则不可复名为性。性者，天人授受之总名也。故朱子直以为心。……性自不可拘敝，尽人拘敝他，终奈他不何，有时还迸露出来。即不迸露，其理不失。既不可拘敝，则亦不可加以明之之功。 这里，王船山将朱子未发之意揭橥出来，但他并不完全接受朱子的“明德”兼心、性的主张，而是主张“明德”为“心”，不能为“性”。其缘由有二：一是“明德”是人所专有，而“性”则是天人授受之总名，若将“明德”归属于“性”，则是犯了种属错误；二是“性”是不会被遮蔽的，能被遮蔽的只有“心”，且“性”上也是不能做工夫的，故而只能明心，而不能说明性。很显然，王船山的立场已不同于朱子，而是有所择取的，也就是说此时王船山对待朱子持有的是批判性继承的学术取向。 就“明德”与“新民”的关系而言，朱子认为两者是“明德为本，新民为末”的关系，强调两者的界限和差异；而阳明则认为“明德、亲民之本为一事”，将二者视为同一个实践工夫。船山对这一问题评判说：
船山的立场非常清楚，他不仅赞同朱子释“亲民”为“新民”说，亦肯定朱子对“明德”与“新民”的区分，并将此进一步明朗化。在他看来，“明德”与“新民”在经文中分列为二，自有其原因，因为两者所指不同，故绝不能像阳明那样将两者等同，它们是“理虽一贯，而显立两纲，如日月之并行而不相悖”的关系。王船山更进一步指出：
在船山看来，“明德”与“新民”虽是两个，但绝非毫无关系，“明德”是“新民”的基础和根本，而“新民”则是“明德”的展现和落实。进而船山用“理一分殊”重新释了二者的关系： 《大学》之教，理一分殊。本理之一，则众善同原于明德，故曰：“明德为本。”因分之殊，则身自有其身事，家自有其家范，国自有其国政，天下自有其天下之经。本统乎末，而由本向末，茎条枝叶之不容夷也。 船山借用程朱的“理一分殊”来重新解读“明德”“亲民”的关系，主张“明德”与“亲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但同时两者又有“分殊”的关系，这就兼顾到了朱子的“本末”之说，同时又在朱子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推进。 在“八条目”中，朱子尤其重视“格物”，将之视为始教工夫。船山对此提出自己独到的见解：
在朱子那里，他以“格物”为首出工夫，将“格物”“致知”看作一事，“致知”不过是“格物”之后的效验，并不能作为独立的工夫。但是船山不能同意此论，在他看来，从“格物”到“知至”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仍需经过“致知”的工夫才能达到。这也就是说，在船山处，“致知”是一个独立的工夫，有其存在的独立价值和地位，不能将其视为“格物”的附属品。且其与“格物”有着不同的入手门径： 大抵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辨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辨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辨之疑。“致知在格物”，以耳目资心之用而使有所循也，非耳目全操心之权而心可废也。 在船山看来，格物以知识的学习为主，以心智的思辨为辅；而致知则相反，以心智的思辨为主，并辅之以知识的学习。两者各有其用，不可偏废，相互为因而又相互为用。船山的这一解读明显与朱子拉开了距离，不仅赋予了“致知”独立的地位，更重新界定了“格物”与“致知”的关系，显示出其“格物”与“致知”并重的思想进路。由此可知，王船山对朱子并非完全膺服，而是有其相异之处的，甚至是苛责的，我们试举几例：
诸如此类批评，在《读<四书大全>说》中比比皆是，有的切中要害，但有的也只是船山所理解的“朱子”，未必切合朱子本意。可以看出，较之《四书稗疏》和《四书考异》仅仅从名物、制度方面否定朱子，《读<四书大全>说》则从义理方面向朱子发起了责难，这可以视为前述“正经”运动的延续、扩展和深化。但必须指出的是，船山并非全面否定朱子，而是肯定和批评共存的，呈现出对朱子学的依违之态。 三、推衍朱子：《礼记章句》《礼记章句·大学·衍》（以下简称《大学衍》）是船山57岁草成，59岁定稿的解经力作。《清史稿》称该书“力辟致良知之说，以羽翼朱子”。《清史稿》此论可以说把握住了该书的基本特质，但还没有看到船山提揭朱子的一面。在这本书中，船山对于朱子学的态度可谓尊朱而不述朱。《大学衍》以朱子《礼记章句·大学》为范本，推衍朱子章句，使朱子之注释更加清晰明白，呈现出辩驳阳明，羽翼朱子的学术倾向。在《大学衍》中，船山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展现这一特质。首先在文本上，船山坚持其一贯的看法，赞同朱子对《大学》经传的划分，不同以往的是，他着重阐述了原委：
船山认为以往的《大学》文本意思不明，条理不顺，而朱子则依照《大学》的内在结构，划分经传，使《大学》文意通顺连贯，发明和提揭《大学》之功实不容掩。进而在阳明诟病的“格物”补传上，船山亦表达类似的推崇之意： 补传之旨，与夫子博文约礼之教，千古合符，精者以尽天德之深微，而浅者亦不亟判于道，圣人复起，不易朱子之言矣。 朱子将《大学》划分为经传，认为传里面唯独缺少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故而作格物补传以充之。船山赞赏朱子此举，认为其可与孔子博文约礼之教相提并论，上可以使人穷尽天德，下可以使人恪守圣人之道，此乃千古不易之论。再就文本问题上的第三个焦点“新民”或“亲民”来说，船山指出： 篇内屡言“新”，而经传从无有于民言“亲”者。孟子曰：“亲亲而仁民。”一本万殊之差，圣学异端之大别也。“治国”章以成教为旨，“平天下”章以慎德忠信为体，爱恶并行为用，非取其民而响沫之也。 “明其明德”，非必欲其如君子之明，革其旧染之污而近性矣。如实言之则曰“新”，而浅深异致，性无二理，则亦可曰“明德”。审此益知“亲”之必当作“新”。 很显然，船山对朱子改“亲民”为“新民”给予了支持，这是在前述《读<四书大全>说》中不曾涉及的。在船山看来，一是经传从来没有“亲民”之说；二是“明德”之义的内在要求。“明明德”就是克服私欲恢复性体之明，这就是“新”的意思，“新民”则是已明德之人去帮助那些未明德之人革除旧染，恢复性体。船山的这两个理由，前者是其自说自证，后者实则沿袭朱子之意。所以说，在文本问题上，船山不仅承续了朱子，更为朱子进行了羽翼论证。 在《大学衍》中，船山放弃先前《四书稗疏》和《四书考异》中对朱子“大学”“壹是”诠释的反对，转而调和，如在“大学”之“大”的读音上，船山说：“'如字’及'音泰’者，义一而已。”这与其《四书考异》的主张相较，则发生了改变，显示出这一时期船山调和的学术取向。再如对“壹是”的解释，他虽无专门的注解，但列朱子所注的“一切”于文内，不再延续《四书考异》中将“壹是”解读为“专此”的看法。这也昭示着船山对朱子态度的微妙变化。就朱子最为看重的“格物”来讲，船山首先从批判阳明入手为朱子进行辩护，他说： 自姚江王氏者出而《大学》复乱，盖其学所从入，以释氏不立文字之宗为虚妄悟入之本，故以章句八条目归重格物为非，而不知以格物为本始者经也，非独传也，尤非独朱子之意也。既不揣而以此与章句为难，乃挟郑氏旧本以为口实，顾其立说又未尝与郑氏之言合，鲁莽灭裂，首尾不恤，而百年以来，天下翕然宗之，道几而不丧，世亦恶得而不乱乎？ 在这段话中，船山详细分析了阳明误判朱子格物为非的缘由，一是阳明之学以佛氏虚妄为宗旨；二是以自己所理解的郑玄之说为据。正是这两方面的原因导致阳明难以认同朱子以格物为《大学》要旨的提法，且赖其卓绝影响，学界趋之若鹜，出现学绝道丧的情形。船山对阳明的这种批判是否合理仍可再议，但其推尊朱子之意已经跃然纸上。船山进一步推阐并强化了朱子之意： 本，茎也。本由根生，“正心”“诚意”“致知”，培其根也。“格物”者，水土之养也，根之所自滋也。舍水土之滋无生理，舍格物而本亦不立，道亦不生矣。 船山以植物根茎之喻来为朱子“格物”之说进行论证，正心、诚意等工夫是培养根的工夫，而“格物”则如水土，是用来滋养根的，若无此，则根无以生，本无以立，道亦难以生。船山此喻实际是对朱子之意的展开，继续凸显和强化“格物”在八条目乃至《大学》中的首要地位。 可以说《大学衍》是船山由质疑、批评朱子转向推崇、拔擢朱子的关键作品。他曾自述彼时的心志乃“僭承朱子之正宗为之衍”，这就明确将其推许朱子之意展露了出来，此后船山对朱子大抵也维持了这样的一种态度。梁启超曾说：“从顺治元年到康熙二十年约三四十年间，完全是前明遗老支配学界。他们所努力者，对于王学实行革命”，而“王学反动，其第一步则返于程朱。”船山对朱子态度的转变盖亦与此有关。 四、发越朱子：《四书训义》《四书训义》是王船山61岁时所作。刘人熙在为是书作序时指出：“船山《训义》发紫阳之微言大义”，此言精准地抓住此时船山诠释《大学》的旨趣和特质。从整体角度而言，船山基本是以“明德—新民”这一主线来解读和诠释《大学》的，而这明显是从朱子的“修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齐家以下，新民之事也”简化、提炼而来。而这较之《读<四书大全>说》，一是体系更加完整；二是更加依循朱子《大学章句》的内在结构。就“明德”的具体文本来讲，王船山指出： 人之所得于天者德也，而其虚而无欲，灵而通理，有恒而不昧者则明德也。但形气累之，物欲敝之，而或致失其本明。 可以看出，船山对“明德”的解释与朱子的解释虽表述有异，但实质意思则是一样的，同样是在“理气”的框架下展开，皆是强调“明德”乃人得乎天，是虚灵不昧的，这就是“本心”，而“本心”容易受气质、人欲的蒙蔽，故而本心之“明”难以显现出来。当然，较之朱熹，船山的解读更加细致入微，如他明确区分“德”与“明德”，这就比朱子的“德即所谓明德”来得更为清晰；再如他以“虚而无欲，灵而通理，有恒而不昧者”来推阐朱的“虚灵不昧”，比朱子之意更为清楚。很显然，此时的船山对“明德”的理解已无《读<四书大全>说》中的指摘朱子之意。而在“明德”与“新民”的关系上，船山解释道：
船山在《读<四书大全>说》中以“理一分殊”来界定“明德”与“新民”的关系，然而在这一时期，船山已不再坚持此说，而是在肯认朱子的基础上，明确了本末既具有时间次序的关系，也具有义理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明德”是“新民”的根本，而“新民”又是“明德”的必然落实，表示出“明德”可达“新民”，“新民”是“明德”题中之义的意思。这就与朱子在根本上达成了一致，并且提揭得更加清楚明白了。 至于“明德、新民”之后，为何要说“在止于至善”呢？船山解释说：
对比朱子的解释，船山这一诠释基本没有溢出朱子的意思，只是将朱子之意进一步推广和展开。而略有不同之处者在于：一者，他捎带着对阳明心学所主的“一念之悟，亦以为自见其心”进行批评，以此来反衬朱子学之践履笃实；二者，区分“明德”与“新民”各有至善之处，不可混而论之，这是朱子不曾语及的。 陈来曾指出：“朱熹对《大学》的重视，归根到底，还是在格物致知四个字上。”船山同样重视“格物致知”，他解读道：
船山对“格物”的解释，与朱子不同之在于对“物”的释义上，朱子将“物”解释为“事”，对象极为广泛，途径主要指向“阅读书籍、接触事物和道德实践”。船山认为“物”乃“天下之物接于吾身者”，“有象”“有形”和“有原委始终”等皆是，他与朱子释义虽不同，但在途径上却都是涵盖内外的，差别并不明显。在对“致知”的解释上，朱子将“致知”视为“格物”的目的和结果，未能赋予“致知”独立的价值和地位。而船山则继续秉持《读<四书大全>说》中的看法，认为“致知”是有实质内容和意义的，与“八条目”中的诚意、正心、修身形成因果关系，如此“致知”就不是朱子那里仅仅作为“吃饭”的一个结果“食饱”，而是具有独立于“格物”之外的地位。由上可见，此时的船山对待朱子的态度已经走向平和，虽然仍有相异之处，但应是尊朱而不尽合于朱。我们可从刘人熙“专以集注为宗，《稗疏》《读大全》诸说半不羼入，盖其慎也。若心所独契，确然质百世而无疑者，则亦不与集注苟同”的评价中略见一斑。也就是说，船山在《四书训义》中大体沿袭了《大学衍》推许朱子的意愿，但更为重要的是“心所独契”一句透露出他思想的发越性。另外我们可以看到，在《四书训义》中，船山无意于章句的考释，而专注于义理的阐发。 五、卫道朱子：《四书笺解》《四书笺解》是船山66岁至70岁间撰写而成的，该书乃船山“诟病俗塾时艺讲章，莫轨正谊，课督之暇，辄取全书随意笺释，务使阅者恍然有悟，快然自得于心，盖意在示家塾法程，非云著述也”。该书仍借助朱子《大学章句》批评那些应对科举考试的时文讲章，而不同于《四书训义》的是，《四书笺解》更注重字、词和句的考释，而不是单纯的义理阐发。在大节处，该书多与朱子相类。首先，在《大学》文本性质的界定上，船山与朱子一样，都将《大学》作为道德文本而非政治文本，他说：“《大学》一书，本以言学，凡所言者皆立教之法，为学之方”，这就与朱子的“《大学》之书，古之大学所以教人之法也”之意相同。在文本结构上，船山同样认可朱子对《大学》经传的划分，赞赏朱子的“三纲八目”的分疏，更认可朱子的格物补传之举，船山多次肯定朱子： 此章明分为二段，只依《注》为万不可易。 此章“自”字引新民，下章“用其极”引至善，是朱子所云“血脉贯通处”。有云“养之而后能教之者”，大谬。《注》意分明，愚者不知耳。 此类赞赏之语不一而足，显示出船山对朱子的态度仍然延续了《四书训义》的思想。当然船山对待朱子思想并非完全照搬照抄，而是在朱子的基础上进行了推衍，如就“三纲领”而言，船山解释道： 三纲领者，以纲喻，纲以挈纲之众目；以衣喻，领以摄衣之众条。纲者，目之纲也；领者，条之领也。“明德”，身心意知之德也。“虚灵”，知之德；“不昧”，意之德；“具众理”，心之德；“应万事”，身之德。……“民”，天下国家之人也。“新”者，齐之，治之，平之，使孝悌慈、好仁好义日进于善也。……“止于至善者”，明德则必使身心意知之无不明，新民则必使家国天下之无不新。明德非但以修已，即以齐治平而理皆得；新民非但务治人，必根本明德以化民成俗。 可见船山对“三纲”的解释，是朱子在《大学章句》当中未能展开的，尤其是他分别以“身心意知”之德来对应“虚灵”“不昧”“具众理”和“应万事”，这是发朱子之所未发，从而将朱子的思想以更加细腻的笔触提揭出来。更为重要的是，他秉承朱子以“明德一新民”统领“八条目”的思路，并延续了《四书训义》的一贯思想，继续区分“明德”与“新民”的“至善”之处，并将两者的不同予以清晰的说明。 八条目之间的先后关系是朱子、阳明争论的核心焦点，朱子主张八条目在逻辑上次序井然，不容躐等，而阳明则主张八者“其实只是一事”，船山对此回应说： 《大学》“後”“后”二字异用。“後”者，且勿急而姑待异日之意：对“前”字，则“先”字作在前解，而“后”者，始得之意，言物格知始得至，才完了致知之功；不对“前”字，不以时言，则“先”字亦是从彼处下工夫，为此工夫地之意。况云“物格而后知至”云云，乃以效之必然者言之，非云“物格而後知致”有次序，不可不知所後，且勿致知，待物已格而後求致知也。本文“欲”字则已有上一截工夫矣，但不得纯全，故须下一截工夫以成之。以是思之，“知所後”之不通明矣。 早在《大学衍》中，船山曾简略指出阳明之所以误判朱子的格物解，就在于阳明不解《大学》所言的“先后”之义，在此则是对此义的进一步展开和深化。在这段引文中，船山认为以往学者没有注意到《大学》经文中的“知所先後”与“物格而后至”中“後”“后”两字的差异，将其等同视之。实际上，“後”与“后”两字所指是不同的，“後”若相对于“前”而言，主要指涉的是时间上的前后之意，若不对“前”而言，则无时间上的前后之意。而“后”字则不具有时间上的先后之意，主要指的是“始得”之意。他以“物格而后知至”为例，认为这讲的是一种效验，而不是讲的工夫先后次序问题，也就是“格物乃是致知工夫之完成，就是说，致知工夫不是仅作致知工夫即可，还必须有格物一段工夫才是致知工夫之完成”。他进一步发挥此意： 若说在致知前，则已能诚意，何待致知？若说在致知後，则岂致知时任其意之恶而不慎，直待致知後方去慎独？……其谬在误将“先”字作“前”字解，恰似今年且致知，明年方诚意一般。……故致知、诚意俱是通梢一样工夫，格物、正心、修身无不皆然，有何前後之有，而盲人独相争不已，岂不哀哉？ 这就是说，“先后”指前一个条目是后一个条目的工夫，是从逻辑的角度而言；“前後”指的是前一个工夫必须完成之后，后一个工夫才能进行，是从时间角度而言。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船山亦意识到如此仍然不能够解决前述问题，故而通过对“欲”字的重新解读，来弥补这一理论漏洞，他说： “欲字则已有上一截工夫矣，但不得纯全，故须下一截工夫以成之”，这就是说前一条目在展开的同时，也需要后一个条目来帮助完成。船山想要表达的是“八条目各尽其事”，但这并不是说八条目之间毫无关系，而是每一条目皆有其独立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并特别强调前一条目须以后一条目来完成。船山的这一解释显然既有朱子的痕迹，更有自己的创发之处。 六、结语从王船山对《大学》的诠释历程来看，他对朱子的态度确然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过程。在早期的《大学》注本中，王船山以指摘、苛评朱子学为主，而到后期的《四书训义》《四书笺解》中，则以羽翼、发明和推阐朱子为主，亦有更多的独创之论。这种对朱子学前后期思想的变化，成因是复杂的。一是船山对晚明阳明后学空疏虚妄学风的强烈反感，他说：“有儒之驳者起焉，有志于圣人之道，而惮至善之难止……于是取《大学》之教，疾趋以附二氏之途，以其恍惚空明之见。”船山批驳阳明后学的躐等陵节、空虚玄想之病，这就无形中促使其渐趋推崇步步着实的张载关学、朱子学。二是船山本人对道学、对朱子学的认识和体悟不断加深，这应为最根本的动因。三是清初拔擢朱子学的影响。自清立国，持续推崇程朱理学，打压阳明心学，程朱理学再度高居庙堂之上，船山虽避居深林，不问政治，但不可能完全免受时代的影响，这点可从其晚年为教导士子应举撰写《四书笺解》得到直接的反映。同时也从个案的角度呼应和印证了明清之际“由王返朱”思潮的真实和确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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