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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中旬，成熟了一茬的水稻已经收割完毕，新一季的小麦即将播种。苏州吴江区震泽镇三扇村的“90后”年轻人徐静，带记者去看她的田地。
田地离村委会不远，灿黄的农田里还残留着水稻秸秆，几位工人正操作农业机器翻土、施肥。秋日的风吹过田埂，平添几分农事的喜悦。
三年前，徐静和同村的另一位青年汤丽炳合伙承包了百余亩土地，正式成为一名新农人。而这几年，在中国许多地方，都有像徐静一样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回归农村，从事水稻等粮食作物的种植、经营。
“90后”为什么回乡种地？年轻人从事农业有优势吗？未来无人种地的担忧是不是多余的？从这些打上了“新农人”标签的年轻人身上，记者试图探究答案。
为什么决定种地
对于种地这件事，宁波鄞州区“90后”青年汪琰斌曾经有过格外狼狈的时刻。那是2013年，他站在一片狼藉的水田中，边哭边给农业指导老师打电话说，不想干了。
那一年，他大学刚毕业，在宁波姜山镇陈介桥村承包了900多亩土地种植水稻。由于缺乏经验，再加上不巧遇上“菲特”台风，田里的水稻死了大半，一年辛苦付诸东流。
不是没想过抽身而退，但汪琰斌最终还是坚持了下来。如今，他已经是不折不扣的种粮大户，承包了2700余亩土地。他的水稻农场无论是粮食产量还是机械化程度都很高，还时不时探索些农业新玩法出来。
记者问他：为什么选择种地？
汪琰斌出生在宁波市区，父母一辈早已离开农村在城市安家。但在他的记忆里，童年仍然与泥土、稻花和仍在村中生活的爷爷奶奶息息相关。“土地总是让人觉得亲切、安心。”汪琰斌说。
于是读书时，汪琰斌选择了与农业相关的园艺技术专业，也去过不少农场实习。毕业后，他想试着创业，最终决定种水稻。
种水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汪琰斌曾经实习的农场都是种植蔬菜、瓜果等经济类作物，但他自觉这类作物风险性比较大，投入期也长。水稻这样的粮食类作物投入成本相对少，还有专门的扶持政策，可以卖给国家粮仓，不用非常担心销路。“因为不愁销路，粮食类作物种植竞争就小，种粮大户是很愿意把技术分享给我的，对新手农民来说，是一个相对低门槛的选择。”汪琰斌解释道。
比起汪琰斌的主动选择，徐静和汤丽炳种水稻的故事倒算是个意外。大学毕业以后，他们通过招考进了三扇村村委会。徐静负责农副业工作，汤丽炳协助管理农业生产，两人是同事。2018年初，三扇村里的110亩田要转让，没人愿意耕种，徐静想了想，自己承包了下来，拉上汤丽炳一起办了一个农场。“我本身也是做农副业的工作，自己种地学到的东西更接地气些。”徐静说。而且种水稻的前期投入不算多，大头是土地租金，农业机械自己配备一部分，剩下的可以找村里其他种粮大户租用。
手足无措是最初两人的常态。田到底该怎么种？没人知道。徐静和汤丽炳只能每天凌晨4点多就起来，跟着种粮大户一点一点地学。汪琰斌那边也没好到哪里，虽然他是学农业的，但课本和实际操作还是存在很大差距，“农业的特点就在于它的强地域性，常规种植的一些品种在不同区块种植面临的问题可能完全不一样，老师傅可以凭经验去调整细节，但对我来说一开始是很难的。”汪琰斌说。
汪琰斌开始积极参加农业农村局组织的种植技术培训，一年有四五次。徐静和汤丽炳也去镇里、区里参与关于小麦、水稻种植的技术培训班。2019年初，徐静又参加了吴江区生产型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班。
之前承包过这块土地的种植户也很热心，有一次他回三扇村办事，还特地过来看看。那时候稻田里长了很多杂草，汤丽炳想了很多办法都除不掉，“那个农户一看就说，你们的除草剂不行，不能用单一的除草剂，要把好几种拼在一起用。”汤丽炳照他说的去做，杂草果然不再生长。
这些年轻人更快地进入了角色。 
汪琰斌的水稻烘干中心。受访者 供图
年轻人怎么种地
徐静的爷爷是三扇村老一辈的农民，勤勤恳恳地和土地打了大半辈子交道。这几年，他又开始为孙女的土地操上了心。“我承包土地之前问过他的意见，想请他帮我指导指导，他说可以的，你试试好了，我心里才托了个底。”徐静说。
但是，代际差异很快就显露出来。老人家的焦虑显而易见，他每天都要去徐静的田里头看，然后着急地催促她：要施肥了，你快找人来，你的田再不施肥不行了！
没几天田里长了不少杂草，爷爷又念叨：草太多了，你赶紧找人来，再不拔草不行了！
徐静告诉记者，相比爷爷，她的心态相对会佛系、乐观一些。之前有一次，其中一块田里的水稻不对劲，她请专家过来看，专家断言这水稻根烂掉了，没有救了，水上还莫名浮着一层油，劝她放弃这块田。徐静让工人把水排干净重新灌一遍，照常种，令她惊喜的是，这些水稻居然活过来了。
除了胆子大、心态好，新农人对新事物的接纳度也很高。
这几年，徐静和汪琰斌的农场都开始用上了无人机喷洒农药，优势是效率很高，几个小时就可以喷完百余亩地。但有些种植户认为无人机喷药水水量不够，严重病虫害防治效果不好，还可能喷洒不均匀。徐静试着用了一次无人机，觉得水稻长势并没有受到什么不良影响，于是就一年一年沿用下去。 除了使用无人机，徐静的农场还辟出一部分田地进行鸭稻共养，简而言之就是把鸭子养在水稻田中，水稻收割以后，鸭子也一并卖掉。鸭稻共养的效益虽然明显，但风险也很大。一方面，养了鸭子的水稻田不能再使用农药，水稻可能得病。另一方面，养鸭子本身对种水稻的农民来说也是个新事物，一旦养不好，鸭子的存活率低，到时候可能“鸭稻两空”。
徐静是震泽镇最先申请鸭稻共养的农户之一，村里的另一位年长农户也想和她一起尝试一下，还委托徐静帮忙准备申报材料。两家用200亩水稻田养了4000只鸭子，最终水稻和鸭子都销售一空。
汪琰斌的农场则探索了水稻与龙虾的立体种养。三年里，从小面积试养再到50亩规模养殖，小龙虾销路很不错，效益也非常可观。除此以外，汪琰斌还用上了浙江大学开发的一款掌上农场App，可以在上面看到农场机械所处位置、水稻生长过程、用药覆盖面等信息，方便智能化管理。“很多新技术、新探索其实都是这样由年轻人向年长些的农人去引导的。”汪琰斌说。 
汪琰斌通过水稻龙虾立体养殖出的小龙虾。受访者 供图
种地的未来
未来是属于年轻人的，这毋庸置疑。
但如今从总量上看，在农村种地的“90后”“00后”仍然是少数。徐静、汤丽炳、汪琰斌们的选择更像是个案，很难去证明某种趋势的发生。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唐忠认为，农业和任何一个行业一样，对年轻人来说都是充满机会的。中国的农业处于一个正在替代和变化的阶段，有的人觉得好像大学毕业就不应该来从事农业生产，这其实是一种刻板印象。
“年轻人可以根据他拥有的资源、他自己的爱好和他的能力来选择从事农业，因为农业是可以赚钱的。但农业并非一个可以短时间内赚很多钱的领域，如果想要认真做，要做好长期的规划。”唐忠中肯地给出了建议。
作为“90后”新农人的一员，汪琰斌也坦言，在他看来，如果是更高学历、高层次的人才也可以选择去农业生产的其他环节，比如研究农业科技，把种子、化肥以及其他技术向前推进，提高整体的农业产业质量，不一定非要直接来承包田地、经营农场。
那未来中国会不会真的没人种地了？这样担忧的声音近几年总是出现。
汤丽炳在田里。受访者 供图
“这其实是一种农业结构转换焦虑症。”唐忠向记者解释。在欧洲、日本都曾经出现过这种现象，当农业劳动力的人口占比从25%降到10%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焦虑：担心未来无人种地。
从现象上来看，这种焦虑似乎很能说得通：农村劳动力比过去少了，其中年长的劳动力占比更大，农村的妇女和儿童更多了。
但在唐忠看来，一个问题被忽视了，那就是在当下的技术体系中，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究竟够不够？很多人对照的仍然是自己对农村的记忆和过去的技术体系，而现代农业的机械化程度让很多事情变得简单。
“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体现在机器替代劳动，把人和牲畜从农业生产中解脱出来。过去我们认为只有青壮年劳动力才能从事的农业，如今对人的体力要求没有那么强了。农业生产的效率非常高，在平原地区使用机器收割小麦，一个村的小麦三天就能收完。”唐忠说。在山区，由于机械化的不便，部分土地的确可能会遇到无人耕种的情况，但唐忠认为，未来这样的区域也很可能会退耕。平原地区的农业通过不断提高农业生产技术、效率和产量，可以满足粮食供应的需求。
“现在种地其实不需要特别多的人，可以扩大生产。”汪琰斌也认同这个观点，种粮大户的增多、大型农场的发展可以解决一定的问题。另外，数字化、无人化等农业新科技也在不断研究和推广中。 
汪琰斌在维修拖拉机。受访者 供图
虽然从目前来看，距离真正的无人化农场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由于每一块土地的土壤情况和病虫害情况有所差异，对传感器识别能力的要求很高，信息采集成本大大增加。投入和产出的不匹配，让很多农场经营者无法放开手脚。
但胆大、热衷于探索的新农人们还是努力在接纳这一切，从2019年开始，汪琰斌每一年都会投入一部分资金和土地，对接这些新项目。“我们会和一些专家合作，把相关数据模型的反馈给到他们，如果数字化、无人化在未来可行，我们也希望能够展现我们的诉求。”他说。
每年水稻、小麦种植和收获的季节，都会有一群中小学生来到汪琰斌的农场。这是他这几年想出来的新点子，联合宁波鄞州区种植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农场，为孩子们打造农业研学项目。
年少的孩子们站在田埂上，好奇地看着风吹弯金灿灿的稻花。汪琰斌笑着看着孩子们的背影。 
小学生在汪琰斌的水稻农场体验水稻收割。受访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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