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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李静训墓是一座体现了特殊葬仪的隋代贵族墓，本文从遗存堆积状态、墓志、墓主身世等方面对考古遗存进行了重新解读。首先根据考古遗存复原了葬仪的过程，认为下葬时没有举行通行的墓内祭祀礼仪，因此墓室空间形态极为特殊，呈封闭式的椁墓结构；其次，根据墓志信息和墓上建筑遗存，认为有意模拟了佛教舍利瘗埋之法，此与墓主的特殊身世和隋代的舍利瘗埋活动有关。此外，李静训的石棺形制和画像内容也较为特殊，源自于北朝的房形石椁，又是唐代殿堂式石椁的前身，呈现出北朝和唐代之间高等级葬具的过渡形态。 1957年在西安玉详门外发掘的隋大业四年（607年）李静训墓，是一座保存完好的隋代贵族少女墓，丰富而精美的随葬品彰显了这位贵族小孩（墓主李静训字“小孩”）的显赫身世。墓葬被发掘以来，研究者对出土的来自西方的金银器最为关注，就其反映的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展开了很多讨论。同样值得关注的还有其特殊的埋葬方式，以往的研究对此都有所涉及［1］，但言之未尽。此墓保存完好，遗存堆积状况明晰，为我们了解其葬仪的特殊性提供了极为理想的条件，虽然发掘已经过去了六十余年，但还有再次审读的价值。本文拟根据遗存状况对当时的葬仪情况做一个简单复原，并对墓主的身世和周、隋之际的丧葬礼仪与文化变迁作一个粗浅的解读。 一、墓葬遗存所见葬仪 李静训墓是一座带斜坡墓道的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口小底大，方向正南北。墓道长6.85米，墓室口部长6.05米，宽5.10米，深2.90米。这种结构不同于关中地区十六国、北周以来流行的土洞墓，也不同于隋代新出现的砖室墓，而是一种早已被淘汰的西汉中期以前贵族的竖穴土坑墓。在墓室中央放置一具石椁，石椁内还有一具石棺，（图一）棺盖上放置陶俑及井、灶、房屋模型，棺前放置镇墓武士和镇墓兽各一对，棺的四周摆放陶俑群、家禽家畜模型及青瓷壶。棺内除了包裹遗体的丝麻织物外，还有大量金银首饰、梳妆物、金银和玻璃器皿等［2］。 墓葬遗存是丧葬礼仪活动的结果，遗存的堆积状况正是墓室封闭前丧葬仪式的“定格”和物化，此墓发掘前未经扰乱，棺椁、陈设及随葬品的位置基本保持了下葬时的原貌，因此，我们可以根据考古报告记录的遗存状态，对当时的下葬礼仪程序作一个大致复原：（图二） a.将殿堂式的画像石棺摆放在长方形的竖穴土坑内，在棺内陈设金银、陶瓷、青铜、玻璃容器、铜镜、钱币和玉器等，九脊屋形棺盖的筒瓦上刻有“开者即死”文字，陈设好石棺后在棺盖上陈设一组陶质明器（灶、房、井、牛马俑和陶罐等）；b.用素面青石板拼装成石椁，围护石棺，形成内棺、外椁的结构，在棺、椁之间的空间进行陈设，摆放着象征来世生活的陶俑群和明器，棺的前后端各放置2件作为祭器的青瓷罐，在南端放置高大的镇墓兽和镇墓武士各一对，再以4块石板作为盖板封闭石椁，盖板上刻“开者即死”，在椁前近墓道口陈设墓志；c.用夯土填实整个墓室，夯层厚8～15厘米。 这个下葬过程是一个逐步封闭墓室的过程，与西汉中期以前贵族的竖穴木椁墓相似，属“葬毕即藏”的墓葬，即《礼记·檀弓上》所谓“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3］。这是一种以“藏”为主的埋葬方式，葬完后要填实墓穴，墓葬仅是埋葬遗体的空间，封闭性极强，不但墓室被棺椁和各类随葬品填满，而且墓穴在葬礼结束即完全封闭。考古发现的商周至西汉前期井椁式墓皆是这样的埋葬模式，但从西汉开始，这种封闭性极强的竖穴式墓逐渐被模拟宅第的横穴式墓所取代，这是因下葬时的墓内祭祀所需而出现的变化，墓内祭祀是葬仪的一个重要环节，墓主身份越尊贵，墓内祭祀礼仪的规模就越大，而李静训墓显然没有这样的祭祀空间，表明下葬时没有在墓室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这与当时的葬仪格格不入。 唐初《开元礼纂》记三品以上大臣的墓内葬仪，“入墓：施席于圹户内之西。……遂下柩于圹户内席上，北首，覆以夷衾”；“墓中置器序：……遂以下帐张于柩东，南向。米、酒、脯陈于帐东北，食盘设于下帐前，苞牲置于四隅，酰醢陈于食盘之南，籍以版，明器设于圹内之左右”；“掩圹：掌事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祝奉以入，奠于灵座，主人拜稽颡。施铭旌志石于圹门之内，置设讫，掩护，设关钥，遂复土三”［4］。这套墓内葬仪的程序是：将棺柩送入墓室，安放到位于墓室西侧的棺床上，而在墓室的东面设帷帐以安放灵座，灵座前摆放祭器与饮食，这样墓室就围绕着西侧的棺床和东侧的帷帐被分为东西两个功能区——西部的埋葬空间和东部的祭祀空间，有些地区（如太原）则将棺床横置于墓室北侧，那么就是南北分区。一切陈设妥当后，主人在掌事者的带领下到灵座前举行最后的墓内祭祀，然后主人退出，掌事者安放墓志等铭旌之物，关闭墓门，封闭墓室。这套下葬礼仪与晋贺循所记的葬仪大致相同［5］，是汉以后宅第式横穴墓内的通行葬法，虽然根据墓主身份高低有繁略之差别，但基本程序是相同的。李静训墓没有执行这样的下葬程序，因此也就没有独立而宽敞的祭祀空间，而是将棺椁置于墓室中央，占据墓内大部分空间，而不是陈设于墓室一侧。此外，棺椁装饰上的差异也显示出旧式的做法，竖穴木椁墓的多重棺椁中一般只对棺进行重点装饰，椁没有装饰，此墓的椁是由素面的石板拼装而成的，仅起围护作用，而内棺是丧礼和葬礼的视觉中心，是需要精心装饰的，因此这种内棺、外椁的做法也有旧式木椁墓的多重棺椁意味。 与李静训墓年代、身份最接近的隋代贵族墓是潼关税村墓，墓主可能是隋文帝长子、废太子、死后被追封为房陵王的杨勇，卒于仁寿四年（604年）［6］。该墓是一座由6个天井、7个过洞、4个壁龛组成的长斜坡墓道单室砖墓，全长63.80米，墓室四壁皆外弧，平面呈圆形，上承双层穹窿顶，墓室空间宽敞高大，四壁边长4.50～4.90米，顶部最高8.40米，后部陈设一具画像石棺，显然墓室被明确区分为埋葬空间和祭祀空间，这是隋代高等级墓的通行葬法。刘呆运将关中隋墓分为砖室墓、土洞墓和竖穴土坑墓三类，潼关税村墓这样的砖室墓埋葬等级最高，但数量较少，土洞墓是关中隋墓的主流，基本是关中北周墓的延续，有双室和单室之分，墓道有多个天井和过洞，墓室形状不规则。竖穴土坑墓的等级一般较低，只有李静训墓是个例外［7］。 那么，为什么李静训墓一反常态采取了这种“葬毕即藏”的封闭性极强的埋葬方式呢？当然不是为了复古消失了七八百年的竖穴式椁墓传统。按照前述开元礼的记载，葬仪的最后一个环节是丧家主人（一般是孝子）在掌事者的率领下在棺柩的东侧对灵座进行最后的献祭，这是墓室封闭前的必备葬仪。李静训去世时年幼，没有子嗣，这个仪式自然可以省略，葬毕即藏即可。除此之外，这种特殊的下葬方式必定还另有原因。 二、佛舍利瘗埋法与丧葬形式的结合 李静训葬仪的另一个特殊之处在于浓厚的佛教意味，林伟正称其为塔葬墓，是有违当时礼制的，这些有违正是皇室对早夭的李小孩的情感表达［8］。这是很有见地的看法，从上述葬仪、墓上建筑遗迹和墓主的身世看，李静训墓应是有意模仿了当时佛教舍利的瘗埋之法，反映了隋代皇室的佛教信仰背景。 李静训出身望族，周、隋之际家族显赫，曾祖是骠骑大将军李贤，父亲李敏是周宣帝皇后杨丽华的独女之夫，任左光禄大夫，外祖母杨丽华是隋文帝杨坚长女，入隋后被封乐平公主。李静训深受杨丽华宠爱，9岁时随炀帝和外祖母出巡时夭折于汾源宫（今山西宁武县）［9］，之后归葬京城，给与厚葬。她的墓志透露了此次埋葬的一些重要信息［10］：自幼为外祖母杨丽华所养，深受宫中佛教气氛侵染，“于是摄心八解，归依六度。戒珠共明珰并曜，意花与香佩俱芬”。“八解”与“六度”指佛教的修炼方式与境界，“戒珠”指戒律如珠般洁净，“意花”是佛教供养的吉花。唯一的外孙女卒于离宫后，杨丽华必是十分悲痛的，“礼送还京，赗赙有加”，埋于长安县休祥里的万善尼寺内。万善尼寺是周宣帝时所建，是长安城内一处重要的皇家尼寺，据唐韦述《两京新记》，入隋后万善尼寺成为安置周氏后宫女子的场所，“开皇二年，度周氏皇后嫔御以下千余人为尼，以处之也”［11］。将李静训安葬于万善尼寺应是杨丽华的意图，一来符合宫中佛教氛围，二来逝者年幼，安置在她常光顾的尼寺内也有难舍骨肉之意。 墓志还记载，“于坟上构造重阁，遥追宝塔，欲髣髴于花童；永藏金地，庶留连于法子”，“魂归祇阁”，也就是说在墓上建造了一座宏伟的楼阁式佛塔。考古发掘时，在墓上发现了一座长50米、宽22米的大型夯土台基，可能就是墓上佛塔的基址。这种在竖穴墓内置内棺和外椁，又在墓上立佛塔的方式可能模仿了当时的佛舍利瘗埋方式。 隋文帝笃信佛教，在位期间大力推广佛教，最大规模的佛教推广活动当属仁寿年间的三次全国性瘗埋舍利仪式，分别在仁寿元年十月十五日（601年）、二年四月八日（602年）、四年四月八日（604年），在全国110余州于同日午时将舍利石函瘗埋于佛塔基座之下，并刻石记之，仁寿年间瘗埋舍利的“塔下铭”已发现了十余例［12］。当时的舍利瘗埋方式已与北朝时期不同，不是直接将石函埋入塔基内，而是在石函周围以石墙围护，在石函内安置多重舍利容器，石函也开始模拟盝顶盖墓志形制，石函内的铜净瓶和七宝等物也有模拟随葬品之意［13］。炀帝统治时期同样大崇佛教，当时也有建塔、埋舍利的活动，瘗埋方式也同样以石椁围护，如大业四年（607年）在吴郡横山顶上所立舍利塔，据吴郡人严德盛所撰《吴郡横山顶舍利灵塔铭》：“在郡城之西山顶上，营造七层之宝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椁周护。”［14］ 与隋文帝和炀帝都关系密切的杨丽华一生笃信佛教，对舍利瘗埋方式必是十分熟悉的，她很可能亲自主导了外孙女李静训的安葬，采取佛教舍利瘗埋法与传统丧葬结合的埋葬方式。李静训去世时年仅9岁，自然谈不上什么佛教信仰，这种特殊的葬仪体现的应是杨丽华的意图。 三、石棺的形制与画像 李静训墓揭开后最引人注目的是一座面阔三间的九脊大殿式石棺，长1.92米，宽0.89米，高1.22米，竖置于素面石椁内，面朝东方，南立面朝向墓道口。虽然是被当作内棺来使用的，但采取了北朝以来的房形石椁形制，不过比房形石椁要讲究得多，较真实地模拟了木构大殿的结构。在石棺正立面刻出大门，两侧是直棂窗，门扉上刻有门钉和铺首，在门框柱和屋柱之间刻相对而立的侍女，门框、门额、门槛、直棂窗上都刻有卷草纹、莲花、宝瓶等图案，这些装饰性图案可能就是当时木构大殿上的装饰图案。此外，在石棺的南立面（即朝向墓道一侧）也刻大门一所，门侧刻男侍二人，不符合真实大殿的实际情况，这是由于大殿侧置的原因，大殿正门朝向东边，侧面朝向墓道，而墓道是棺柩入圹前设帷帐、列队哭送的地方，因此为了葬礼中的展示需要而特意刻上了一所大门及侍者。 以房形石椁为葬具兴起于5世纪中期的北魏平城时期，可能是对东汉地面祠堂的复古［15］，石椁的使用者身份较为普通，形制较为简略，仅以石板简单拼成模拟房屋的结构，有石柱、斗拱、出檐、屋顶等构件，有的只是彩绘梁柱、斗拱等结构。一般在椁门和内壁彩绘，彩绘内容与当时的墓室壁画相似，大致是以正壁的墓主宴饮图为中心，两侧配置牛车、鞍马出行场景，如太安四年（458年）解兴石堂［16］、和平元年（460年）毛祖德妻张智朗石椁［17］、皇兴三年（469年）邢合姜石椁［18］、太和元年（477年）宋绍祖墓石椁［19］、太和年间智家堡壁画墓石椁［20］等。也有不作装饰的房形石椁，如太安三年（457年）尉迟定州石椁［21］。迁洛后的北魏房形石椁仅有孝昌三年（527年）宁懋石室［22］，形制依然较为简略，开始以线刻画像为装饰，内外壁都有线刻画像，延续了平城石椁彩绘的牛车、鞍马出行等部分内容，但已不见墓主人形象，增加了孝子故事等内容。 北朝后期至隋代的房形石椁也发现了多具，如大象二年（580年）凉州萨保史君石椁［23］、开皇年间胡族后裔虞弘石椁［24］、国博藏房形石椁［25］等，这几具石椁的形制已比北魏时期的复杂得多，做出了单檐歇山顶的结构，瓦垅、瓦当、鸱尾、斗拱、叉手、大门和直棂窗等建筑构件十分逼真，一般在椁门和内壁以浮雕、线刻、施彩和贴金等方式加以装饰，画像多为粟特或波斯人的生活场景和祆教祭祀场景。石椁的主人——史君、虞弘等都是中亚移民的后裔，国博石椁的主人身份不明，但从画像中的墓主夫妇、鞍马牛车出行等内容与祆教仪式场景共存情况来看，墓主可能也是一位来华粟特人的后裔。虽然使用房形石椁是北魏平城时期复古东汉祠堂的结果，但从北朝后期开始改变了石椁的装饰方法，以浮雕和线刻等方法装饰带有异域风情的图案，墓主都有粟特或波斯文化背景，这种情况也见于北齐、北周时期的围屏石棺床和石棺，反映了胡风影响下北朝文化的变迁。 李静训石棺的形制与史君、虞弘和国博石椁较为接近，具有明显的承续关系，但内壁的装饰采用了一种新的图式，以花草树木为背景，彩绘侍女、房屋等内容，这是对当时墓室壁画图式的借鉴。关中本地自北周以来，墓室壁画与北齐出现了分野，不再以墓主像为中心来配置壁画，而以影作木构的方式描绘宅第内外的生活场景，墓主像的缺失反映了墓室空间塑造的理念不是强调生者与死者的互动，而是强调死者的来世生活。可能属隋文帝长子杨勇的潼关税村墓的壁画以墓道北端的庑殿顶楼阁图为界分为前后两段，分别象征宅第的外部与内部，前段的墓道内绘仪仗出行图，后段的墓室内绘影作木构，在两柱之间绘持物忙碌的侍女像，完全是一幅世俗的内宅生活场景。 综上，李静训石棺是在北朝后期房形石椁的基础上产生的，画像内容主要延续了关中本地的壁画传统，同时又是唐代殿堂式石椁的前身，其模拟大殿的形制和内壁的画像在初唐和盛唐时期进一步定型，成为皇室成员和官员的埋葬殊礼，这具石棺代表了北朝和唐代之间高等级葬具的过渡状态。  注释 向上滑动阅读 ［1］周繁文从墓主身世及家族的社会关系、宗教信仰，解释了葬具等的特殊性，认为这座墓是李静训这位贵族女童复杂的社会关系在其窀穸之所的一种折射。魏秋萍也从李静训与杨丽华的关系解释了葬制的特殊性。参：a.周繁文.隋代李静训墓研究—兼论唐以前房形石葬具的使用背景.华夏考古，2012，（1）.b.魏秋萍.万善尼寺中的金枝玉叶—关于隋代李静训墓的几个问题.文物世界，2014，（2）. ［2］a.唐金裕.西安西郊隋李静训墓发掘简报.考古，1959，（9）.b.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长安城郊隋唐墓.北京：文物出版社，1980：3～28. ［3］（清）孙希旦，撰.礼记集解：檀弓上：卷9.沈啸寰，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9：227. ［4］（唐）杜佑，撰.通典：凶礼六：卷139.王文锦，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88：3542～3544. ［5］《通典》载：“哭毕柩进，即圹中神位。既窆，乃下器圹中。荐棺以席，缘以绀缯。植婆于墙，左右挟棺，如在道仪。”参：（唐）杜佑，撰.通典：礼四六：卷86.北京：中华书局，1988：2346. ［6］a.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5）.b.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线刻石棺.考古与文物，2008，（3）. ［7］刘呆运.关中地区隋代墓葬形制研究.考古与文物，2012，（4）. ［8］2019年8月在北京召开的第六届古代墓葬美术研究国际学术会议上，林伟正以《何嗟夭寿：李静训墓的情感表达》为题，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待刊。 ［9］墓志称李静训卒于汾源宫，汾源宫应即汾阳宫。李静训应是大业四年随炀帝及杨丽华出巡汾阳宫的。参：［1］a. ［10］同［2］b：27. ［11］（唐）韦述，撰.两京新记：东南隅万善尼寺：卷3.丛书集成初编（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1985：15. ［12］樊波.隋仁寿舍利塔下铭及相关问题探讨//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碑林集刊（十）.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263～277. ［13］关于佛舍利瘗埋制度，徐苹芳、杨泓等先生都有详细论述。参：a.徐苹芳.中国舍利塔基考述//中国历史考古学论丛.台北：台湾允晨文化出版公司，1995：417～437.b.杨泓.中国隋唐时期佛教舍利容器.中国历史文物，2004，（4）. ［14］（清）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全隋文：卷28.许振生，审定.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331. ［15］郑岩认为北朝时还能在地面见到的东汉祠堂—如郦道元在《水经注》对一些汉代祠堂的记载—可能会对北朝人设计这种葬具产生影响。参：郑岩.青州北齐画像石与入华粟特人美术—虞弘墓等考古新发现的启示//巫鸿，主编.汉唐之间文化艺术的互动与交融.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82，83. ［16］张庆捷.北魏石堂棺床与附属壁画文字—以新发现解兴石堂为例探讨葬俗文化的变迁//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两个世界的徘徊—中古时期丧葬观念风俗与礼仪制度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234～247. ［17］持志，刘俊喜.北魏毛德祖妻张智朗石椁铭刻.中国书法，2014，（7）. ［18］张志忠.大同北魏墓葬佛教图像浅议//ShingMuller,ThomasO.Hollmann，andSonjaFilip.,EarlyMedievalNorthChina:ArchaeologicalandTextualEvidence（《从考古与文献看中古早期的中国北方》），Wiesbaden:OttoHarrassowitzGmbH&Co.KG,2019:57-80. ［19］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大同市北魏宋绍祖墓发掘简报.文物，2001，（7）. ［20］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文物，2001，（7）. ［21］a.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阳高北魏尉迟定州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12）.b.殷宪，刘俊喜.北魏尉迟定州墓石椁封门石铭文.文物，2011，（12）. ［22］a.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中原文物，1980，（2）.b.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线刻画.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1987. ［23］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北周凉州萨保史君墓发掘简报.文物，2005，（3）. ［24］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太原市晋源区文物旅游局.太原隋虞弘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5. ［25］a.葛承雍.北朝粟特人大会中祆教色彩的新图像——中国国家博物馆藏北朝石堂解析.文物，2016，（1）.b.孙博.国博石堂的年代、匠作传统和归属//巫鸿，朱青生，郑岩，主编.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四辑）.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7：135～152. （ （作者：李梅田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原文刊于《华夏考古》2021年第5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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