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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的认知心理学的文献认为，人是过度自信的，人们通常会相信自己能控制的事情比实际上更多，自己的表现比其他人更优秀，自己知道的信息都是准确的等等。但在研究继续进展的过程之中，慢慢的有了其他线索，大家开始对“过度自信”有了不一样的了解。20世纪70年代，哈佛大学心理学家 埃伦 兰格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研究。她进行了一系列随机实验，比如买彩票，抽牌和投骰子。然后询问人们，他们认为自己对这些事件的控制力有多少。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幸运数字”可以帮助彩票中奖，自己的抽牌方式，投骰子的力气大小，可以改变骰子的结果。但实际上，他们的努力对于事件的结果，几乎没有任何影响。至此，1975年，埃伦 兰格提出了“控制幻觉”理论，认为“在完全不可控或者部分不可控的情境下，个体不合理地高估了自己对环境或事件结果的控制力。”此后，这个实验结果被重复引用了许多次，且产生的结论极为一致，人们容易过高的估计自己对现实的控制力。这个实验结论真的能证明人们都“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吗？”在《左脑思考，右脑执行》中这么写道“玩儿彩票、抽牌、掷骰子之间有什么共性？每一个例子里，结果都是完全随机的。无论如何，没有人可以左右结果……在人们错误的判断自身对于事情的控制程度时，他们会不可避免的高估控制力。”也就是说，在随机的情况中，人们的控制力为零。完完全全没有任何控制力。人们除了超级理性，非常准确的认为自己控制力为零之外，就只能高估自己的控制力。而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心理学家唐 穆尔做的另一个实验也证明了这一点。他设计了四种情况，人们能改变屏幕颜色的几率分别是85%，50%，15%和0% 然后询问大家，认为自己有多大概率能改变屏幕的颜色。结果发现，被分在高等控制组和中等控制组的人们，虽然他们有85%和50%的控制能力，但他们都远远低估了自己。只有低等控制组和零控制组的人们，才符合“控制幻觉”理论，高估了自己的控制力。穆尔和他的同事还进行了其他几个版本的实验，所有实验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人们并非高估自己的控制力。实际上的情况是，人们对自己所拥有多少控制力，并不十分清晰。当控制力高时，容易低估。控制力低时，容易高估。并不存在所谓“在部分不可控的情境下，个体总是不合理地高估了自己控制力的倾向。”《左脑思考，右脑执行》认为“这个结论意义重大。几十年间，研究人员告诉我们，人们普遍存在高估控制能力的倾向。我们常被劝诫，要意识到我们能控制的其实比想象的要少。但这个结论并不公正。通过这些仅关注控制程度低或无法控制的例子，研究人员只能观察到高估控制能力的倾向，而相反的情况则完全无从考究。若这里有错，那必然是研究人员的实验方法出了问题。除了高估控制能力之外，另一个被人们津津乐道的调查是这样的。在1981年瑞典心理学家欧拉 斯文森 的调查中，发现69%的瑞典司机，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高于平均水平。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怎么可能有超过一半的人高于平均水平呢？最显而易见的解释，就是这些司机都高估了自己的驾驶水平。而其他相关的研究也显示，绝大多数的大学教师认为自己的教学水平高于平均水准。许多高三学生认为自己的交际能力非常优秀。沙罗特（在《乐观的偏见》中）写道：“绝大多数人的自我认知里，自己都是优于人类总体平均值水平。”她将此称为优越感偏差，并称这种错误广泛存在。《左脑思考，右脑执行》的作者，也进行了类似的调查。他的问卷问了一个非常不同的技能——绘画，就是素描能力如何。这次，绝大多数人不仅仅认为自己的绘画能力不强，而且他们还认为自己要比同伴们差。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心理学家 Erica Boothby 让一些彼此陌生的参与者单独聊会儿天，然后评估对对方的喜欢程度，以及预测、想象对方对自己的喜欢程度。最后发现，参与聊天的人，几乎都会低估对方对自己的喜欢程度。而另一个实验中，著名的通缉令画家被邀请来为一些姑娘画像。他为姑娘们画了两张像，画第一张时，他听姑娘们描述自己的外貌。听她们抱怨自己的各种不完美。下巴很大，脸上堆起的赘肉等等。第二张画像，是请了一些陌生人，在短暂的见面，了解了姑娘们的容貌之后，描述她们的样子。这些陌生人一点也没提到那些大下巴和赘肉。反而说她们下巴小巧，脸型漂亮。最后把这两张画像放在一起对比，人们才恍然发现，她们一直在严苛的低估自己。事实上，人们对自己的评价依然是有高估，也有低估。而且更可能取决于自己平常所接受的信息。司机们经常看到车祸这样的负面新闻，自然容易认为自己的驾驶水平更高。人们很容易看到绘画技艺高超的人，却看不到几乎毫无绘画技巧的广大群众，自然认为自己的绘画水平低于平均值。姑娘们总能看到模特、演员等美貌佳人，就会对自己的外貌评价更低。因此我们认为，对自己的评价是受到周围信息的影响，并不存在人们会毫无道理便自然而然地高估自己的倾向。人们只是不太了解自己的能力，经常高估或低估。但即使在实验结果更正之后，依然有许许多多的心理学科普书籍，在不断地强调“人们容易高估自己”这个结论。大概因为这样更吸引眼球，而“人们会不准确地评判自己，既会低估也会高估”这样的结论，太无聊，太平淡了，一点也不惊世骇俗，没法搞一个大新闻吓吓观众，或让读者产生一个“噢掌握了一个新知识”的感觉。但这个结论更加准确，也让我们能更客观地调整自己对能力的估计（一味觉得自己高估了自己的能力对实际了解自己的能力并无帮助）。既然人们可能高估自己，也可能低估自己，那为什么过度自信被那么经常提及呢？《左脑思考，右脑执行》的作者认为，过度自信已经变成了一种话术，用来解释人们的失败。他查询了许许多多提到“过度自信”的报道，发现“这些字眼经常在回顾以往的语境中，被用于解释事情出问题的原因。”当希拉里的民调一直领先时，没有人说她过度自信。但等她选举失败，批评她过度自信的论调就开始频繁出现。“至于奥巴马，他获得的评价则是非常有自信和拥有超高的自信，但从来没有“自信过度”，这当中最明显不过的理由是：他获得了最后的胜利。”“无论如何，只要结果不尽如人意，人们的常规解释便是过度自信。所有的这些例子当中，从政治到自然灾害到运动再到商业，过度自信都变成了令人满意的言论策略。对于任何成功，我们都可以将其归功于适度的自信。我们会点头称赞道：他们很自信，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如此出色。而对于任何的失败，我们都摇头叹气道，他们自信过头了，这就是他们落魄至此的原因。若不那么自负，他们也许会做得更好。”通过这种方式，人们可以非常轻巧的想，如果他们是因为过度自信而失败，那这个问题永远也轮不到我。因为我没有过度自信。但讽刺的是，那些失败的人，也并不觉得自己是过度自信。如果过度自信，只是用来解释失败的话术，那这个词也就完全失去了意义。因为你并不知道自己是否过度自信，也无法调整自己的状态，直到你成功或失败，人们才会来给你钉上适度自信或过度自信的牌子。而这种话语，也给自信蒙上了一层阴影。仿佛一不留神，自信就会变成诅咒，给人带来一系列失败和痛苦。美国普渡大学的教授杰西卡 威特发现，只要在高尔夫球洞旁边投影一圈更小的圆圈，让球洞显得更大，就能让人们更容易把球打进去。英格兰的汤普森博士，在运动员面前显示他们的最快速度，然后悄悄的调高了2%，运动员们看着这个虚拟人的速度，就能超过自己以往最快的速度。相信自己能做到，能够提高自己成功的几率。因此所有优秀的运动员都是自信的，优秀的企业家，优秀的各种成功者，通常不仅自信，而且过度自信。心理学家谢利 泰勒和乔纳森 布朗发现，积极的自信——认为自己比实际要强大——往往会为我们带来各种各样的好处。积极的自信让人们主动行事，而非被动的接受现状。这有助于我们克服逆境，度过难关。会使我们更能振作，不轻易言败。正向思考能够让人们更具创造力，能激励他们独辟蹊径，在面对竞争时不屈不挠。泰勒和布朗也发现，那些表现出有积极幻想的人往往拥有更多的朋友和更强大的人际关系。而这两点正是快乐的重要因素。他们总结道：健康的人，那些社会适应性和人际关系良好，不轻易沮丧或情绪波动的人，通常都表现出三种认知歪曲：他们的自我认知是积极而不切实际的；他们夸大自身对事物的控制能力；他们更易对未来抱有不切实际的乐观。总而言之，健康人的认知并非总是与客观事实相符的，但他拥有“令人羡慕的扭曲现实的能力。”也正是由于这些幻想的缺失，我们才会与失望和痛苦相伴。歌德曾说：“为了完全实现自己的抱负，一个人得认为自身的能力绝对在现在的自己之上。”积极的态度并不能让我们克服所有的障碍。自信所带来的好处也是有极限的，并不是无限的自信带来无限的成功。正如19世纪30年代神学家雷茵霍尔德·尼布尔的平静祷文中所写。God grant me the serenity;to accept the things I cannot change; courage to change the things I can; and wisdom to know the difference. 《左脑思考，右脑执行》中说：“能区别两者是有智慧的表现。当你无法对事情施加控制时，最好的方法是让自己保持清醒并客观独立的看待事情。认清及避免常规的偏差是明智的。但当我们可以把事情做好且可以改变结果时，正向思考便非常有用。”鉴于大部分的事情，你都不是毫无掌控力。不如选择过度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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