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城墙的“茶马古道”重镇（文、图、语音）

     此文讲到丽江大研古城不筑城墙的原因以及丽江大研古城城建格局和古城原住民的一些特点，把应邀为高德地图说古城的相关一段音频解说放在前面，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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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古城周围不筑城墙，民间普遍有个说法，不筑城墙的原因是木氏居于城中，一筑城就将形成一“困”字，无异于把“木”困住。

实际上，丽江古城不筑城墙是与纳西人历史上的防御之道相关，纳西人的自卫之道不是如中原城市那样靠筑墙而守，而是利用居住聚落周围的山川屏障和依山就势而建的关哨体系上，以高山大侠为自然屏障和关隘，没有要把城乡分开筑城的防卫习惯，城乡防卫体系是一体的，以险关要隘进行整体的防卫是纳西人的观念，所以没有在平坝地区筑城防卫的习惯。乾隆《丽江府志略》中记载，丽江府凭借天险的关隘哨所29处，比如著名的石门关、邱塘关和九和关等。这些天设地造的山水屏障和关隘就成立丽江的“大城墙”。

木氏土司不效法中原筑城墙的做法，也与他们那种不想坐井观天困守边隅，力图容纳百川之河，海阔天空地发展的思想和他们广纳天下俊杰，博采众家之长的开放襟怀和明智策略是一脉相承的。清朝在丽江实施“改土归流”后，曾一度在古城筑城墙，但后来很快处处坍塌，百姓也不以为然，很快这短命的城墙就了无踪影。　

 

清雍正元年（1723），清廷在丽江实行“改土归流”，流官们按照汉文化的城建观念对丽江古城进行了一些局部的改造，云贵总督高其倬奏请朝廷准建丽江府城墙。雍正三年（1725），首任丽江流官知府杨馝奉旨建城墙，以石头为墙基，夯土为墙体，墙头改瓦，城墙周长约720丈（约2.4公里），高1丈2尺，厚4尺。城墙西起今五一街兴仁上段，东至今丽江一中；南起南门桥，北至北门坡玄天阁。城墙设5道城门，都有楼，东门叫向日，南门叫迎恩，大西门叫服远，北门叫拱极。

这城墙后来几次倒塌，古城百姓对此也不以为然，很快这短命的城墙就逐渐了无踪影，丽江古城恢复了它原来那四通八达、城乡之间没有屏障的本来面貌。看来历来对外开放的丽江古城天生就讨厌中原很多古城那种困守一隅，最后导致封闭萎缩的陈腐气息。

历史上曾出现了一条贯穿青藏高原和云贵高原的漫漫长路──“茶马古道”，这条古道是联结藏、汉、纳西、彝、傈僳等众多民族的一条民族经济和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在元明清三朝乃至民国年间，丽江大研镇成为滇西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历史的进程中，也逐渐发展成滇川藏联结地带各民族贸易的重要集镇，即“茶马古道”的中转站和重镇。丽江之所以成为滇藏贸易的中转站，其重要原因是丽江是个多元文化汇聚之地，其丰富多样的文化习俗、生活方式、多种语言的通用等，都能使来自天南海北的商家适应和感到方便，再者，丽江的气候、物产也适宜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因此，很多商人到丽江就驻足不前，将此地作为他们的生意基地。于是，来自内陆的各种货物、邻近地区的土特产品等，就多由熟悉西藏的丽江商人集中运输到西藏，藏族商人将各种藏地的土特产品运到丽江后，也不再继续南下，在丽江进行交易。

长期走“茶马古道”到西藏进行纳藏贸易的纳西商家在民间被称为“藏客”。在清代，纳西人中逐渐产生了专门走“茶马古道”进行纳藏贸易的“藏客”，其中最著名的“藏客”都产生于大研古城。清末民初，走“茶马古道”当“藏客”的纳西人逐渐增多，如李鸿芬的“永兴号”、王少宣的“聚兴祥”、光义街周石奇的“恒德和”、赵紫恒的“恒和”、五一街杨子祥的“恒足祥”、李达三的“达记””、杨守其的“丽丰”、新义街李烈三的“立记”、李震三的“永顺兴”、华寄天的“福兴昌”等，都自养马帮进西藏做生意。到民国年间，“茶马古道”的纳藏贸易更为繁荣。据统计，清代和民国期间，丽江古城的“藏客”就有30多家。

“七·七”事变后，我国沿海城市相继沦陷，中断了国际贸易，依靠西南地区的滇缅公路进口，但运输进来的货物数量有限，因此，滇藏“茶马古道”上的贸易便日益繁荣起来。1940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滇缅公路被截断，所有的港口受到日寇的封锁，国际贸易通道仅剩下从滇川出发经拉萨再到印度的这条“茶马古道”。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滇藏贸易便得到空前的发展。“茶马古道”重镇丽江大研镇一时万商云集，商号林立，除云南各地商人外，来自北京、山东、四川等省的商人也来到丽江经商，形成了滇藏贸易的极盛时期，往来于丽江和拉萨之间的马帮由原来的四、五千匹增加到一万多匹，甚至发动了大批西藏牦牛帮参加运货，不分四季运转，把大量的洋纱、棉布（青、蓝、黄各色卡其）、府绸、燃料、盘纸、手表、香烟、水笔、化妆品……源源不断地流入丽江市场，大研镇的大街小巷都摆满了外货，最盛时期，有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四大国家银行以及益华、富滇银行、矿业银行、合作金库、兴文银行等；大小商户1200多家，其中拥有资金一二百万元的就有十家左右，这些大商户都曾在印度、拉萨、成都、重庆、昆明、广州、上海、北京、香港等地设过商号或常驻商务人员。因此，当时有人称丽江大研镇为“小上海”。[1]

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巨变，丽江在滇藏贸易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不仅内陆客商纷纷受滇藏印国际贩运带来的高额利润所吸引而来丽江开店经商，而且康藏数十户中小资本家和拉萨、昌都等地的中上层官商也参与了中印贸易，他们除了在噶伦堡和加尔各答设立商业机构外，又以拉萨为转发中心，先后在玉树、昌都、丽江等地设立固定或流动商号，以及转运站。

白族学者王明达、张锡禄在他们的著作《马帮文化》一书中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内陆来的商人因安全条件、语言、风俗习惯等不相适应，所以到丽江即止。同时康、藏商人也是到丽江就不再前进，其原因是对内陆相当陌生。而丽江则与两地区接壤，边界相连，气候、语言、风土人情、生活习惯等基本融会贯通，起到藏地与内陆经济交往的中介作用。纳西族在这方面有很大的贡献。在汉藏、白藏、纳藏等贸易交往中，纳西族的马帮起了极大的作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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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发春：《纳藏贸易概况》，载《丽江志苑》第二期，丽江纳西族自治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1988年。

[2]王明达、张锡禄：《马帮文化》，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2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