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最初的发问：子安宣邦著《孔子的学问》序

我为什么要写这本评讲《论语》的书呢？因为我知道《论语》是可读的，并且我也了解谈论这种“可读性”的欣悦之情。作为日本思想史家的我，重新发现了《论语》。

进入21世纪以来，我一直专注于对现代日本之“民族主义”“亚洲认识”和“中国问题”等主题做思想史上的整理工作。其成果目前已结集为七本著作刊行，其中几本书已有中译本，北京的三联书店也参与了出版发行。然而，作为日本思想史家的我，原本关心的领域是德川时代的儒学思想史。德川时代在日本被归入“近世”这一历史时段。从17世纪到19世纪后期，构成近世日本社会的思想主流的正是儒学思想。

于是，将以《论语》为首的经书及朱子等后世儒家的注释和论述，与伊藤仁斋、荻生徂徕等近世日本具代表性的儒家思想者的著述一并阅读，就自然成为我研究的题中之义了。不过，当时我并无从自身的关注出发积极阅读《论语》原文的需求，更谈不上考虑对人讲论《论语》了。当然，也不觉得自己有这样的能力。

从大学教职退休之后，我开设了与普通市民一同阅读、学习思想史文本的系列讲座。在读 完福泽渝吉的《文明论之概略》与日本古史《古事记》等文本之后，我们决定开始读《论语》。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由我自己来解读或解说《论语》。我想谈的是诸位先贤是如何读《论语》的。这里所说的“先贤”，包括在日本《论语》接受史上具有压倒性影响力的朱子；对朱子学说进行批判，并试图开辟回归《论语》本义之路径（古义学）的伊藤仁斋；更有将朱子与仁斋一起批判，并从古代先王的政治论及治国论的视点解读《论语》的荻生徂徕；还有汉学积累深厚的现代日本实业家涩泽荣一；以及其他现代日本具代表性的研究中国的专家。在市民讲座上，我谈的就是这些人如何读《论语》，并且认为，这就是思想史家从思想史视角阅读《论语》的方法。而就在如此这般反复阅读之际，我开始逐渐发现《论语》对自己而言也变得“可读”了。

《论语》文本中那个不断发问、不断回答的孔子的形象，在我眼前逐渐清晰。这可算是我个人发现的《论语》了。从那之后，阅读《论语》，并与人谈论《论语》就成为一件令我愉悦之事。那么，对我而言，《论语》之“可读”究竟指什么，《论语》又是如何“可读”的呢？

所谓《论语》之“可读”，是指对文中涉及的古代语词进行详尽周全的注释后达成的理解吗？抑或是指对《论语》全书的理解与内部性的解释，已经深刻到足以构筑起一个属于《论语》的统一的思想世界？我以为，《论语》之“可读”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种。其实不只是《论语》，我认为所有具有原初性的经典文本，从其经过编撰方才成立的文本历史的角度来看，基本上都不适用于上述两种阅读方法。《论语》是经过漫长的编撰时间才作为书面文本被确立的。而在其成立的那一刻，孔子及其众弟子们的语词在其发言之初具有的含义，已经消融在书面文本的完整性中，反而成为“不可读”的文本。这也就是为什么《论语》作为书面文本成型的时刻，几乎就是注释工作开始的时刻。自《论语》文本成立以来，人们始终是参照注释来阅读的。《论语》始终需要通过注释，仰赖注释，才能为后世所理解。也正因如此，朱子的《论语集注》作为阅读并理解《论语》之必读书目的地位一经确立，便使《论语》的阅读圈从中国扩大到朝鲜，乃至日本。朱子学这一具有普遍性的学问，使《论语》在东亚范围内被普遍接受。于是，《论语》也就首次成为东亚汉字文化圈读书阶层必读的第一经典。如果这一思路正确的话，那么我在市民讲座上以“《论语》是如何被阅读的”为主题展开的《论语》阅读，以对先贤们的解读为途径，则并非“旁门左道”，而应是对原初性经典文本的一种正确的解读方法。

然而，在我以先贤们的注释为基础来阅读《论语》之时，对注释文本的批判性思索必然会将我的视线引导回《论语》文本本身，此时《论语》的文本就成为可资参照的“原文本”。“原文本”不同于内部已经包含有深刻意义的那种“根源性文本”。那类“根源性文本”在解释学意义上已经被卓越的解读者们专有化了（换言之，这些文本已经被封闭了）。如果朱子学算是一种解释学体系的话，则这一“被封闭的文本”指的就是已经被朱子学的“意义所浸染了的文本”。因此，我所说的“原文本”，毋宁是指这样一种文本：在阅读朱子等卓越的解读者所做的《论语》注释时心生疑窦，感到“不是这样吧”的读者们，回过头去参照《论语》时他们眼中所呈现的《论语》原文。如此，对这些回过头来参照《论语》原文的读者而言，《论语》原文就成为能够赋予他们新的解读可能性的“敞开的文本”了。当《论语》在这种意义上被视为“原文本”时，我也认为《论语》是“可读”的了。我觉得《论语》已经为我敞开了一种新的阅读可能性。

将《论语》视为未被意义浸染的“原文本”，意味着对我而言《论语》中记载的孔子与众弟子间的问答交流，不是已经为解释者所提供的意义浸染了的问答，而是能够从中发现提问与回答之“原初性”的问答。而《论语》作为经书的“原初性”，也来自这种问答的“原初性”，也就是说孔子第一次针对“某物”发出质问并尝试着回答。比方说孔子问“学为何物”，没有人先于孔子提出“人之学为何物”这样的反省式问题。正是因为孔子，我们才初次面对针对人类社会之现象提出的“人之学为何物”之类的反省式问题。不仅是“学”，孔子还首次对“礼”“信”“政”“孝”和“君子”等现象发问。因此，说《论语》是我们可回头参照的“原文本”，正是意味着它是这样一种带有“发问之原初性”的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