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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今日，推送鉴泉先生小文一篇，名曰：看云。小文有大道，未可轻忽。 看 云 原载《尚友书塾季报》第一期，未列入《推十书总目》 天气渐热，要用扇子。寻着一把旧扇，托朱竹修画人物，出个画题是坐看云起时。记得明人诗云：“寄将一幅刻溪藤，江面青山画几层。笔到半崖泉落处，石边添个看云僧。”小时读此诗，不过爱他流利罢了，而今才觉得“看云”二字，大有意味。六朝诗云：“夏云多奇峰。”足见夏天的云，也是美景之一。我为境地所局，不能游览胜景，看云还是眼前权利，但我的意思，还不止此。苍苍之天，亘古不变，气象万千，多半是云的作为。杜诗云：“天上浮云如白衣，斯須变幻成苍狗。”这是比世态。我说的云就是流风的风，也就是今世所谓潮流。拿水比，拿风比，拿云比，总是一样。温凉寒暑，都是风的作为，可以说风是时间的变异。云出于山川，是湿气所成，是雨的根。各处气候不同，都是燥湿的缘故，可以说云是空间的变异。所以看云也就是观风。我用道家御变之术，冷眼看这风云变态，真是陆放翁所谓“高枕看云一事无”。一年以来，我看了些西洋书、新书，许多朋友都很诧异，我满拟是遭非毁了，谁知却反有不虞之誉。有些疏浅的便向人说，他果然天分高，如今脑筋活动，不像从前的顽固了。有些亲密的当面客气的说，你真了不得，要贯通中西了。其实这些说都是不详情的判词，我要喊冤呢。我的脑筋虽然多了几条皱纹，却不曾变了倾向。前者的话，固然很隔膜，通西有什么稀奇，通了西和贯了中，有什么不同呢。后者的话，也未免张巴了。本来现在新旧两派的人都不免要受“未通”两字的考语。我且举两个例：最近有一天，会见一位老先生，闲谈到外边办平民读书处，老先生很疑惑，他说道，这里面怕有宣传的过激主义的意思罢。又有一天，有个旧来的学生来见我，他是染了点新气的。起初听我说泰戈尔的诗和近来象征主义的文学，颇有愿乐欲闻的颜色，后来我又说宋以前的比兴诗，他就露出不懂的神气了。大凡黏着一个新字或西字，旧派听了就觉得像豺狼虎豹一般，避之一刻大吉，就是义理深沉、器量宽大的也不免；新派听了就觉得像南货一般，有种特别气味，就是很有功力自命有世界眼光的也不免。其实中西是地方，新旧是时代，都不是是非的标准。我自有我的眼光，看中这样，看西也这样，看古这样，看今也这样。随他五光十色，我的视觉并不曾惊眩，总是等量齐观，所以见怪不怪了。 不曾看通，自然忘不了新旧中西的界限。但我并不是要像严几道他们钩通中西新旧，也不是要像孙仲容、王捍郑他们以中附西，以旧合新。老实说，我是视西如中，视新如旧。基特尔主义的分治的小单位，我不过看做陆士衡。宋、明儒有可取，康德也就有可取；宋钘有可取，托尔斯尔也就有可取。我不取苏老泉的六经论，自然就不取社会标准的道德学；我不取韩非、李斯，自然就不取霍布士的约民说。 本来主义是主义，问题是问题，论是论，证是证，材料是材料，方法是方法，各不相混。我怀疑德谟克拉西，但我不妨谈政治学。我绝反对行为派的心理学，但我不妨承认实验的成绩。我极不主张物质文明，但也不反对赛因斯。我虽俭朴，家里也不免有西洋工业品呢。我不主张提倡机械化，但我却主张用机械开西北的水利。所以我不信科学方法能包办人生，我却又采用科学方法来教导学生。本来机械不过是龙骨车的高级而已，科学方法也不过是考据辨证的高级而已。就拿主义来说，我不赞成科学家非毁宗教，但我又何曾推尊耶苏比于佛、老呢？我深信新理想主义胜于实用主义，但我又何曾全废詹姆斯、杜威的说法呢？ 我是反对以进化观念概括一切而力主中国古老的循环论，自然对于新旧没有界限。梁启超不是个开新的先锋吗？他近来也弃了法治而回到了人治，弃了进化而回到了循环。如今的人推尊蔡元培，说他常常站在时代的前面，他近来也学梁启超装潢旧货了（观其在比利时讲演可见）。依我说，所谓站在时代前面，不过是会扯顺风旗罢了。张嘉森提倡新宋学，章士钊提倡重农，有些最新的人讥诮他们是开倒车，怎样能站在时代前面呢。可笑最新的人，执迷不悟的笃信现在主义。若是不合现在就不对，那么爱尔兰的新文学全背着新潮流，怎样又称赞得津津有味呢？教育思潮上的道尔顿制还新得了得，胡适倒说中国旧来的书院全是道尔顿制的精神。前几年取締私塾好不起劲，到而今讲新教育的人，倒有主张毁校废官学的了。若是道尔頓制通行，只怕臭腐的私塾，要化为神奇了，落伍的私塾，要化为在时代的前面了。这样看来，看新书不还是看旧书吗? 固然，中西新旧，本有不同，不能尽说新的都是旧所有，西的都是中所有，但只怕有的多着呢。我且举两个例子，胡适是个纯粹实验主义者，周作人是个深于西洋文学的。实验主义、西洋文学，中国何曾有过。倘若也附会为己有，就皆遭丑骂，我却也不敢乱附会。但我仔细一看，胡适的实验哲学，周作人的文学，不但在时间上是中国旧东西的变相，而且在空间上还是中国土风的结晶体。我详细说来，胡适近来专做琐碎的考证工夫，他的清代考据学者的科学，谁不知道。他是安散徽州属绩溪县人，绩溪胡氏是徽州派考据世家。这派是江慎修，江氏的祖师是朱元晦。所以章实斋说徽州考据原于朱子。胡适说他很有眼光，他的清代考据学的方法内，也从朱子说起。徽州人怎样有此风气呢？这是由于那地方人民多经商，工于心计。实验主义本是功利派的下流，与墨子的精神相同，徽州的打算盘性格，恰好与墨子功利派的打算盘方法合式，所以产出胡适的实验主义了。胡适说章实斋不脱绍兴师爷习气，这话不错。章先生严整分类和类论掌故文的精神，确是绍兴风气。但我说胡适也恰是徽州朝奉的习气，拜胡的人听了不要生气罢。周作人的文学，专主自己表现，连社会判断也反对。他是浙江绍兴会稽属县人。清朝有个浙东学术，（此名见章实斋，是指宁绍兴台府乃浙江之东都也。唐时置浙江东道，宋曰浙江东路，为旧宁绍台金衢严温处等府地。）这派发源于黄梨洲，后来传到章实斋。梨洲的偶文案序上，明明白白说出以情为主的主张，章先生论文，也以情为主，这就是周作人纯自由的祖师了。周作人论文学，全弃了科学眼光，连神话也尊重，这就是章先生说诗教的传授。他虽不明说宗章先生，却实实是浙东人传奇性质。浙东人的传奇性质，证据甚多，周作人自己也有方主义一篇，露出一些。这样看来，有什么特别南味呢。 多少老先生说，邪说可忧，这个自然。但是而今最新人的脑筋，十有九还不是陷于无政府状态中，他们己都在波浪里打滚，怎能自命为船人呢？中国人的性格，本来不走极端，所以外国的极端学说，到了中国人脑里，就互相容受，挨挨挤挤的住下了。胡适趱了大劲，吵说易卜生主义。究竟易卜生不全宁无的主义，胡适曾否实验呢？顶可怜的，倒是那些盲从的应声虫。但是这种人都是有里有面，说的一样，做的一样，简直可以说是变态心理学家所谓一二人格。 变来变去，还不是些知识阶级劳力费脑，吹一股南风，又吹一股北风；起一朵红云，又起一朵白云。《放屁诗》说得好：“盔头鬼脸随时换，真是白衣苍狗。”我们是黄鹤楼上看翻船，只要你不皮相，有什么看不出。倘若看了我这一篇说话，就说我提倡新文学，那么我就要奉劝尽可闭着眼睛，不要观世界，免生烦恼。 附：吴芳吉为画扇题诗： 海底鱼龙莫浪惊， 扶摇万里未为名。 蓬山上有真人在， 坐看天清地太平。 敬题鉴泉先生观潮图，半友生半私淑之弟吴芳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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