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此，《民国文学课》中有细致的论述。
01
世界性的翻译与介绍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办了一本杂志叫《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在这本杂志诞生之前，中国有几本杂志非常重要。其中有一本很重要的杂志叫《甲寅》，主编是章士钊。这本杂志当时谈社会问题，谈文化问题，有相当的影响力。但陈独秀后来不满意它调子的平稳，另起炉灶，有了打造新平台的冲动。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中国进入了一个民国的时代。当时胡适在美国很兴奋，他很自豪中国是亚洲唯独一个多党的、民主共和的国家。新中国要有新的文化，中国要做的事情还很多。他自己对国内文化动态的关注度很高，给一些报纸杂志投递了诸多文章。他和陈独秀的结识就在这个时期。
《新青年》眼光很开阔，不久就把胡适这样的人拉进来，有了国际的视野。第一期阵容可观，陈独秀翻译了法国一个作家，叫马克斯·欧瑞的随笔，叫《妇人观》，讨论女性问题。中国传统文化里边，是缺乏个人的，对女性并不尊重，对儿童的教育也一片空白。陈独秀想借此文引起国人内省。
他还翻译了美国国歌，用的是文言文，很古朴：“爱吾土兮自由乡，祖宗之所埋骨，先民之所夸张。颂声作兮邦家光，群山之隈相低昂，自由之歌声抑扬。”他一共翻译了四段，用屈原式的骚赋体，说明当时他还是旧式文人的积习。以旧文法表达新思想，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新青年》所推介的文章很有世界眼光，薛琪瑛女士翻译的剧本，刘叔雅翻译的哲学、科学的文章，胡适所介绍的欧洲的短篇小说，周作人介绍的日本文化，刘半农对洋人诗歌的转述，马君武对西洋思想的推介等等，都有春风扑面的新鲜感。
胡适是《新青年》的主力作者。他有一种表达的冲动，这个人很可爱，文字单纯，显得聪明。我们看他的日记，可以想见那时候的情形。他写日记，记载了那时候各种话题（那些日记多是与他自己相关的内容，别人说他什么，当天报纸记着他的什么都剪贴，以备后人查考。鲁迅后来有一篇文章，讽刺他，说其日记是为了后人研究他而写的，不免自恋）。
胡适先生有很多想法，他和朋友们讨论文学的问题，发现中国人的表达出现了问题。那时候他受到了自己的导师杜威先生的影响，也喜欢詹姆斯，这两人都是实验主义的哲学家。
胡适一辈子主张怀疑，他说：“做学问要在没有疑处有疑，做人要在有疑处不疑。”杜威的思想很有意思，主张实验主义，反对形而上的学问。他觉得德国古典哲学形而上的演绎，易把人推向一个极端。而杜威是强调问题，解决困难，强调具体的方法。
胡适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后就成了杜威的“俘虏”了，一辈子没有离开他的影子。胡适反对空谈主义教育，喜欢研究问题。怎么研究呢？就是发现问题以后，先假设一个观念，然后开始求证。这样的一种理念，跟形而上不一样。
但陈独秀跟他正好相反，陈独秀所奉的是法国大革命以来的激进思想。先设定一个目标，为之赴汤蹈火。现代中国文坛上有两派势力很大，一个叫左派，一个叫自由主义派。现在两派一直在打架。
新左派基本上是从德国古典文学、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而来。自由主义有很多和杜威、罗素等人的思想有关。胡适是属于后者的。他思考文学现象，不是从义理入手，而是着眼于文章学的经脉。《文学改良刍议》的问世，终于拉开了现代文学的序幕。
02
胡适留学时候之所以考虑白话文的问题，与翻译有关。英语译介成汉语的时候，是文言文好呢，还是白话文更佳？西洋辞章里的概念，古语里没有，如何放置？西洋人写文章，很少用典，附会先人的词语亦稀，我们何以不如此？他与友人通信讨论白话文与新文章的写作，恰是实用精神的体现。之后，才慢慢进入精神的层面。
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问世，新文章的理念便有了标志性的表达。这一文章的出现，主要是不满于康梁。因为他们的精神有伪饰的地方，还不能算是真的文章。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讲的是文章学层面的东西，不涉及意识形态的问题，但背后有一种哲学的影子。晚清的南社、鸳鸯蝴蝶派、留学生写作，在文章学方面已经为胡适提供了许多资源。
他觉得现在主要问题是话语逻辑不属于现代人的，我们要从文言进入到白话，顺畅地表达现代人的感觉。他说古文有问题，主要是把自由感放弃了。
他谈到“八不主义”，都是文章学方面的话题。首先，须言之有物。第二，不模仿古人。第三，须讲求文法。第四，不作无病之呻吟。第五，务去滥调套语。第六，不用典。第七，不讲对仗。第八，不避俗字俗语。我细看了一下，这个分类都有问题。“须言之有物”和“不作无病之呻吟”，这是可以合并的。这些看法是针对酸腐的古文而来的，当时八股化很严重的应用文，已经把文人的思想污染了。胡适要拯救汉语的书写，有很大的野心。
“八不主义”的背后，其实是历史观念的外化。他在《历史的文学观念论》里说：“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此时代与彼时代之间，虽皆有承前启后之关系，而决不容完全抄袭；其完全抄袭者，决不成为真文学。”
这样的话，王国维也说过，都是史家的感觉。胡适觉得古文滥调不行，文章是应当有什么想法就说什么。白话从谈话开始，强调“谈话风”的重要。引进聊天语言，因为这个语言里边有生命的温度，这个语言是从你血液里流淌出来的，而不是因文造情，假的东西。所以，“八不主义”分析得还是不错，特别是第一个，言之有物，关于情感、思想要与人生真的境遇有关，文学当然是要有情感，要有思想。胡适所言，要显得比同代的许多文章家真诚。
《文学改良刍议》其实是把文学作为工具来看，后世有不少人批评他。钱锺书就讽刺他的功底还不及林纾，汪曾祺的微词就更多了。汪先生写过一篇文章专门批评《文学改良刍议》，他在耶鲁大学演讲时说，所谓“八不主义”是把文学当成工具，文言文有些问题是毫无疑问的，可是文言文的美，胡适不幸地遗漏掉了。汪先生的演讲，很有分量。
当时（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文学，正处在一个起飞转型的时期，可是作家都没有能力在自己的作品里用母语来表达丰富的生活，他们的语言太干枯了，单调得很。白话文被单纯化时，汉语内在审美的机制被抑制了，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胡适在提倡白话文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白话文自身的限度。
当胡适把文学语言作为工具的时候，就不能够发现我们汉语言里边内在的潜质，这是他的问题。这个思路延伸下来，会误入歧途，被形式主义所裹挟。语言也是内容，完全把形式和内容区别开来，可能存在盲区，就把其复杂性简单化了。
王国维比他高明的地方在于，从“境界说”来谈文学的好坏，文学的高低取决于人格与审美的境界。词语都是随着人的精神而扭动的，胡适的审美意识，被进化论的意图伦理所左右，自然不能搔到问题的痒处。
文学革命论的诞生
与胡适不同的陈独秀，走的路更为极端。他看到了胡适的文章以后大喜，遂为之广为流布。不过，他觉得还不能停留于此，不解渴，胡适的根底还是改良主义，不如叫革命为好。于是抛出《文学革命论》。
文章有一种狂士之风，那种洞世的目光在笔端闪闪发光。这样的文字今人也不易写出来，大有舍我其谁也的气象。这是对中国文学史微缩的一个判断，把它微缩到一个画面里面，有冲击力，但不免简单化。他对魏晋以来雕琢阿谀的铺张所提出的批评很有意思。特别是三大主义。
第一，就是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立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中国成立以后一段时间，很多人不敢谈国民文学，谈起国民就想起国民党。其实国民文学，我们现在有没有，也颇值得讨论。
第二个是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他认为重要的就是写实主义，真实地再现生活。写实的文学就是要直面人生。按照鲁迅先生的观点，中国文化有两个特点，一个叫瞒，一个叫骗。它的结果就是不会面对问题，人们日益陶醉着，遁迹山林，不食人间烟火。这种文章在晚清一些报纸常可见到，所谓无病呻吟正是。
第三个是要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立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把山林文学那些不痛不痒的东西转变成一个社会性的文字，在他看来殊为重要。我觉得这三大主义说得还是不错的。把文学社会化，文学承载着一种社会的责任，这是毫无疑问的，我觉得直到今天我们仍需要这样的文学。
但文学有时候就是个人的，越是个人的可能越是社会的，文学的形态是很复杂的，文学具有无限种可能。鸳鸯蝴蝶派是一种可能，南社文人的写作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胡适也是一种可能。陈独秀以自己的价值强加到别人的头上，似乎就有一点偏颇。他的独断主义口气，在后来的文化里被放大，负面的效应也不可小视。
陈独秀的文章不久便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呼应其文章的多是北京大学的教授。许多章太炎的弟子都参与其间。钱玄同、朱希祖等都为之击掌。刘半农、沈尹默、李大钊等人也加入进来。
这里，钱玄同最为热情，对旧文学大骂出口，颇为峻急，有些甚至失之偏颇。他在《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反对用典及其他》《论白话小说》等文中，不断抨击旧的文学。在《反对用典及其他》中说：
这样的话，显然过激。倒是朱希祖这样的人说得平和。他写过一篇文章，说白话文就像我们穿的普通的大褂，文言文是绫罗绸缎。朱先生是很有意思的一个人，他说做文言文字句只能含蓄，不许直说，古字造句等都非常简短，句语也有神秘的色彩，也有灯谜式的，也有像歇后语似的，矫揉造作，一副假腔，如同游戏，戴了假面具一样。他说古文是有这样的问题的，白话文就是把真的面目完全暴露出来，一览无余了。
胡适谈论此类问题，还比较含蓄，锋芒是内敛，他许多没有说出的话，倒是被刘半农言及了：
类似的观点，在青年学子那里也被普遍认可。傅斯年在《新青年》第四卷第四号著文《中国学术思想界之基本误谬》中说：
“谈话风”的出现
如何建立新文章的理路，人们进行了有趣的探索。其中胡适功莫大焉。五四以来的文学注入了新风，那是叙述主体的位移所致，有学者将此定位于“谈话风”的建立。
从《新青年》诸人那里看到美文内在的玄机，认为众人的笔触是心口如一的外现。胡适的笔意里有“一清如水”的味道，散文里的“即兴”与“赋得”的差异，都与心口是否一致有关。“谈话风”并非一般口语的流泻，而是内在修养的自然表达。用张中行的话说，好的文章均非用力可为，聊天式的表达亲切而有内力。这样的文风，现在得之者真的不多。它其实也是“心之文”的一种体现。
遥想孔老夫子当年留下的文字，也是谈话的片断。那些精彩的词句，都非正襟危坐的产物，而是心性自然的流露。儒家本来有敬的精神，那是心理神圣的存在，只言片语即可达成。但后来的儒生不是这样，把思想搞得一本正经，洒脱的存在不见了。几千年来的文人在一个套子里模仿孔子，却没有孔子周旋于尘世的自如无伪的样子。寻道而失道，思想自然也就不会表达了。
在中国这样一个载道传统很盛的国度，文章装模作样者多多，独与性灵与生命的本真无关。鲁迅《阿Q正传》开篇就是聊天，似乎漫无所至，但机智幽默，其智性岂是常人可以得之？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用的也是谈话体，本真，自然，深入浅出，阅之颇有意思。周作人则是另一个样子，其笔调散漫、平实，如淡淡的茶，背后有久久的余味。这时候你会感到文如其人，连作者的声音、表情似乎都可看到。刘绪源先生说：
这个看法，周作人在文章里也表达过，可说是“言志”观念的体现。周作人曾有感于文风的沉没与堕落，自感载道文学的悖谬。在他看来，那些夸张地言理的文字，多有问题。韩愈式的布道，装出的样子是滑稽可笑的。儒家好的文章不多，倒是那些不得志者的游戏文字说出世间的道理来。周作人谈散文传统，对明末颇有兴趣，而晚清的可心者却数目寥寥。
刘绪源注意到，周氏兄弟在文章中不太谈梁启超的文章，其间大有深意。晚清的文章最漂亮者，属梁启超无疑。周氏兄弟自然也受到一些辐射。但是，他们对梁氏“新民体”的拒绝，大概是因为基本审美理念有别。或者说，新的白话文学的魅力在于，它在根本的层面，脱离了梁启超的“道之文”的窠臼。这个看法，是启人心智的。新旧之变的真意或许是在这里。
晚清是众声喧哗的时代。自从“新民体”出现，中国文坛文风大变，但那些轰动一时的文章不过还是韩愈体的再版。一些学者注意到后来的白话文在根底上与其不同所在，说的是确切之论。
发表宏论，气势如虹，其佳处是有伟岸的力度在，但易流入浮华是自然的了。刘绪源《今文渊源》说“新民体”是五四新文学的对立面，也并非没有道理。这是白话文流变的隐秘，过去很少有人提及，它的内在性因素，真的可以深究。
“新民体”后来被五四风代替，仿佛没有多少过渡，一晃就过去了。
我猜想这原因，一是其衔接的是韩愈式的逻辑，还是道统里的血液，泛着历史的旧魂，与今人的生命感觉相去甚远。
二是五四新文学有六朝以来的溪流在，加之英法日诸国的文章的辐射，遂有知识而含性灵，本我的意识缓缓地流溢。这是更个人化的美文，士大夫者流毕竟与之颇有距离。
周氏兄弟的笔下，野史的力量和西学的力量都有，天然地混杂于生命之中。至于胡适的文章，乃明儒与近代实验主义信仰者的汇聚，系平和的文化的遗风，正与今人的好恶接近。大凡远离道统的文章，都可见出深切的隐喻。白话文的胜利，其实就是自由意志的胜利。古老的幽魂是不及现代性的潮流那么激越人的内心的，新式的表达很快被世人接受，是自然的。
今天看五四前后的白话文，像刚脱了长袍的人的漫步，随和自然多了，行走间已没了框子，松弛有度，急缓相间，歌之舞之而无禁区。
那些文人自由地谈吐，任意东西，语体散着古老的幽思和乡土的气息。日常性与神秘性都有，文章的格局大不同于过去了。
过去的白话文都是市井里的风景，而新文化运动带来西洋的流彩，也唤回了远古的美的灵思。文人介入到大众的表达里，又糅合着现代性的情怀，便有了新文学的诞生。这在中国，实在是一种表达的胜利。那个时代的人与文，是除旧布新的。
文学史的意义，在于我们多出一份参照与思考；教师的意义，是激发精神的对话，“与学生一起体验过往的精神，发现我们生命里缺失的存在”。孙郁先生的《民国文学课》正是一本有独立精神的学人讲稿。本书以其讲授中国现代文学史的讲义为底稿，梳理了民国时期的文学生态与流脉，观念的转变、文学的实践、作家的选择都被一一勾勒。作者以宽厚的史学观，聊天式的讲述，打开了民国文学的生态之门。
本书曾以《民国文学十五讲》行世，此次出版新增《方言·谣俗·野调》《诗人巴金》《战时的文字风景》三篇新论，全书做了细致的注释。
很多东西，他写文章时从来不谈 | 鲁迅
李洱：做一个比较清醒的写作者
《大师们的写作课》：是文育，更是美育
稿件初审：周 贝
稿件复审：王 薇
稿件终审：王秋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