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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明伟《 博览群书 》（ 2016年10月01日） 《围城》在80年代的批评史，虽然并未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目，却显示出80年代文学重评的局部气候。正如罗岗所说：“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如果仅仅依靠诸如'审美’'风格’和'文体’这类文学内部的范畴，只能变成作家作品评论的汇编，无法从'历史’的高度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文学’。”（罗岗，《文学史与阅读史：必要的和可能的——由“改革开放三十年文学”引发的一点思考》，《南方文坛》，2008年第6期）。 《围城》在80年代的重评与重印密切关联，大量的重评文章都是发表在重印以后。据李健吾回忆，《围城》在80年代之前，其实有过重印的契机。时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就游说作者好几趟”，冀劝说钱锺书应允重印，钱锺书都避而不见。李健吾认为，“没有领导关照”，“惶惶然于改造还来不及”，“谁肯冒这场无情风险呢”。（李健吾，《重读<围城>》，《文艺报》1981年第3期）在他看来，钱锺书的拒绝还是出于先前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造成的“避祸”心理。虽然钱锺书与高层领导人之间一直有着微妙的联系，并不能打消他对重印带来不堪后果的顾虑，重印因此搁浅。《围城》国内重印之前，在台湾和香港早已有几种盗印本流行，以至于钱锺书访美时，读者请求签名时所持的版本都是来自香港的“盗印”本。1980年11月，《围城》终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印数13万册，不足百日便已脱销。在整个80年代，《围城》十年间6次印刷，印数达数十万。根据一位读者对80年代往事的回忆，“当时一位朋友新开了'文革’后三联书店第一家分销店，所进该书一下卖光，导致我某次出差北京背回的全部辎重，是装得下被褥那种军用背包的满包《围城》。”（苏北：《1980年：<围城>》，《深圳商报》，2009年5月18日，第C04版）《围城》年年重印，年年脱销，有读者因为未能买到《围城》，在劳动人民文化宫书市上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摊位产生争吵，可以想见《围城》重印后的社会影响之大。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80年代初期规划的中国现代小说出版中，除却《围城》之外，次第有陈荒煤、茅盾、丁玲、姚雪垠、萧红、萧乾、沈从文、巴金和“五四”乡土作家群的作品。引人注目的是，《围城》并未进入该出版社80年代的各种“丛书”和“藏本”的序列中。（参见王海波，《人民文学出版社六十年图书总目》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与首次出版能够与老舍的《惶惑》《偷生》（即《四世同堂》的第一、第二部）及巴金的《寒夜》《第四病室》等作品编为丛书的情况不同，《围城》正是以如此孤独的姿态回到了80年代。据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江秉祥回忆，钱锺书在访外新闻中受到热烈欢迎，促使他向小说南组提出“重版”，经屠岸终审并签发。在李健吾看来，其后稍有波折，经胡乔木主动来信，出版社对于《围城》重印才统一了意见。江秉祥实际上是《围城》未署名的责任编辑，据江自述的编校过程：由其将旧本的讹误等问题抄送钱锺书审核，并没有什么大的意见，“每次都很快改定后退还”。钱锺书本人对《围城》重印的细节亦十分关注，90年代时曾因为一次未被告知的重印大为恼火，甚至要“收回版权”。 我们已经得知，《围城》重印的契机正是其海外热的兴起。需要注意的是，“《围城》热”的发生在时间上始于70年代末，在地理上则是由海外到国内。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围城》先后进入日语文学、俄语文学和英语文学界，尤其是英译本的出现受到热评，对《围城》的海外热更是推波助澜。《围城》的海外译介与如潮热评正是促成《围城》重印的重要契机。因此，198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征得钱锺书同意后，组织了重印，“以便原著在国内较易找到”。（钱锺书，《围城·重印前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1975年，日本汉学家荒井健翻译的《围城》第一章刊于日本京都出版的《飚风》杂志同年10月号。1977年，荒井健翻译的《围城》第三章刊于《飚风》杂志同年10月号。（由荒井健和中岛长文、中岛翠夫妇合译的《围城》日译本《结婚狂诗曲》于1988年出版。）1978年12月，司马长风的《中国新文学史》（下）由香港昭明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其中述及《围城》。1979年11月，《围城》由茅国权和珍妮·凯利翻译的英译本经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译本被美国图书协会评为1980—1981年卓越的学术著作。1980年4月，美国《纽约书刊评论》上发表了乔纳斯·斯本斯的文章，对《围城》作出极高的评价。同年5月，《围城》由索洛金翻译的俄文译本经苏联莫斯科文学出版社出版，由苏联著名的汉学家艾林德写作了长序，着重叙述了小说对知识分子的描写。6月，美国《民族评论》上发表弗兰西斯·兰德尔的文章，评《围城》是现代中国小说中最伟大的一部。同月，英国《泰晤士报文学增刊》在第一版要目中刊出标题：《大卫·霍克斯论一部现代的中国经典》，文章的题目是《朝着痛苦微笑》，认为钱锺书是同代作家中最有才华者，《围城》是20世纪中国最优秀的小说之一。8月，香港的《南北极》月刊第123期刊汤宴《喜见<围城>英译本问世》一文，将《围城》与《子夜》并论为“最杰出的两部中国现代小说”。（施咸荣，《“最伟大的中国现代小说”——介绍国外对《围城》的评价》，《新文学论丛》，1981年，第1期）应当厘清的是，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虽然被视为促成《围城》海外热的导火索，但是据汉学家胡志德回忆，夏志清的工作其实“回应者寥寥”。（胡志德著，李昂译，《寻找钱锺书》，《文艺争鸣》，2010年第21期） 相应地，钱锺书本人的外事活动也促进了《围城》的海外传播。1978年9月，钱锺书以中国学术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赴意大利参加欧洲汉学家第26次会议，并提交了论文《古典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后于欧洲、香港等地发表。在这次会议上，钱还会见了三位把《围城》译成法、捷、俄文的译者。1979年，钱以中国科学院代表团成员的身份访美。据夏志清对钱锺书访问哥伦比亚大学的回忆，钱以卓异的英语口才与学识倾倒一片，有人谓“生平从未听过这样漂亮的英文，只有一位哈佛教授差堪同钱相比”，而钱于座谈会“表演了两个小时”，“满堂热烈鼓掌”。（夏志清，《重会钱锺书纪实》，收于李明生编，《文化昆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在钱锺书随代表团访问斯坦福大学的新闻中，亦有类似记述。在专门为钱举办的一个半小时的座谈会上，钱“典雅而正确的英语显然让全场人震服”，与会者对其印象基本上是“措辞巧妙”和“一见难忘”，更有一位德文系教授称赞钱是“平生仅见学养深厚的知识分子”。“那天钱氏自始至终都是用流畅的高级英语，兼及法文德文，引经据典，对西方文学功力之厚，令在座洋人咋舌。”（台北《联合报》1979年6月5日、6月26日）1980年冬，钱锺书又访问了日本京都大学和早稻田大学。可以想见，钱锺书出色的英语口语、旁征博引的深厚学识与幽默机智的文人风度为他在域外塑造出一位引人入胜的学者形象，以至于《围城》重印的偶然原由之一即是一位编辑读到钱氏外访的新闻，因之召回了其有关《围城》的阅读记忆。钱锺书的社会职务也彰显了其学者身份。1981年，钱锺书被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聘为顾问，同年钱锺书被任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职责是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学术形象”，钱氏的行政工作主要是主持一系列重要的国际学术会议。1983年8月29日至31日，中美比较文学学者双边讨论会在北京举行，钱锺书致开幕词。1986年“鲁迅和中外文化”国际学术讨论会，钱锺书致开幕词。1985年，钱锺书又被聘为中国比较文学学会顾问。 在80年代，首先是一个作为学者的钱锺书重回国内文坛视野。在《围城》重印之前，首先付梓的是钱锺书一系列的重要学术著作。1978年，《<大公报>在港复刊卅周年纪念文集》（上册）刊载钱氏的《管锥编》选录五篇。《宋诗选注》也在1979年6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1979年9月，钱氏的《旧文四篇》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收论文四篇。同年8—10月，《管锥编》（共四册）由中华书局出版，考评古籍十种，蔚为大观。《管锥编》出版之后，钱氏的一系列著作陆续获得出版或重印。在钱氏的著作系统中，《管锥编》的问世改变了《谈艺录》《围城》等早期著作的读法。如范明辉有题为《<围城>疏证》一文，“疏凿钩连，以钱解钱”。（据汪少华，《<写在人生边上>疏证》， 《江西教育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 相比于学术著作，钱氏的小说、散文重印是稍稍滞后的。早在1978年，陈梦熊即建议钱氏重印《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两部旧作。1982年《上海抗战时期文学丛书》编委会成立，柯灵任主要编委。朱雯、杨幼生邀请钱锺书收入《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两部书时，钱氏本想谢绝。后来经过柯灵劝说，出于回应“字句讹脱”的“盗印本”在国外流传，钱氏终于答应合作，“零星枝节地削补”。钱锺书的犹疑态度并非无因，他认为“现代文学成为专科研究以后，好多未死的作家的将朽或已朽的作品都被发掘而败露了”，虽然有“被发掘的喜悦”，但也不能忽视“被暴露的危险”，“很可能得不偿失”。（钱锺书，《<人·兽·鬼>和<写在人生边上>重印本序》，《人·兽·鬼》，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钱氏之语幽默如素，却非玩笑。陈梦熊为了督促钱锺书重印两部书，特地设法复制了原本寄给钱锺书，但是钱氏居然早就弄丢了。至于福建人民出版社组织的丛书重印，钱锺书还是碍于多年故交柯灵的情面，不得不“硬了头皮，重看这两本书”。钱氏对这两部书重印的冷淡、迟疑，与《围城》重印时的郑重、认真形成了反差。相比之下，钱锺书对《围城》重印的重视则显得十分真挚。在钱氏的一系列序跋中，他最为珍视的作品是《围城》和《百合心》两部，由于《百合心》原稿已佚，钱氏最敝帚自珍的作品就只剩下了《围城》。截至1985年，《围城》一共重印四次，每次重印时，“前记”都有新加文字，交代了钱氏亲自校订、修改字句。第一版重印前记日期署1980年2月，于中钱锺书表示对重印感到“意外和忻幸”，“乘重印的机会，校看一遍，也顺手有节制地修正了一些字句”。在第二、三、四版重印时，钱锺书每次都有校对、修订，并根据英译者、德译者、法译者发现的讹误予以改正。另外，《围城》的日译本序和德译本序均为钱锺书80年代新就。钱锺书回忆到对荒井健翻译工作的“惊喜”和“感愧”，追念了与译者的友谊，却对小说只字不提。至于德译本前言中，钱也只是介绍译者而避开小说不谈。对于《围城》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英译本，钱锺书只看了《引言》中有关身世的部分，删改了其中“有些是不知哪里来的'神话’”。 钱锺书在80年代的学者形象与《读书》渊源极深。在《<读书>书名索引（一九七九——一九八二）》中，录入了《管锥编》《旧文四篇》《人兽鬼》《宋诗选注》《谈艺录》《围城》和《写在人生边上》几种。在1983年的《<读书>书名索引》中，列出了钱锺书的《人·兽·鬼》《谈艺录》和《围城》三种。在1984年的《<读书>书名索引》中，录入了钱锺书的《围城》。在1985年的《本月新书》栏目中推荐了钱锺书的《谈艺录》。在1985年的《<读书>书名索引》中，列出了钱锺书的《管锥编》，在1986年的《<读书>书名索引》中，列出了杨绛的《钱锺书与围城》和钱钟书的《写在人生边上》两种。在《读书》80年代刊载的文章中，提及钱锺书的即有97篇之多，几乎不遗余力地介绍钱氏及其著作，其中一些篇目即出自与钱锺书最亲密的杨绛、柯灵、郑朝宗等人之手。1979年，《读书》第1期刊登了一则广告，题为《钱锺书的<管锥篇>》，介绍道：“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钱锺书同志新著《管锥编》，已作为重点书列入中华书局的出书计划”，“此书是作者一生精力所萃的研究成果”。《管锥编》出版后，《读书》又陆续推出了马蓉、赵毅衡、张隆溪和张文江等人的相关文章。1980年第2期，刊黄宝生《钱锺书先生的<旧文四篇>》一文。1980年第8期，许明的《中国文学译丛》一文介绍：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正在出版的《中国文学译丛》的第二本正是《围城》的英译本。在1981年第11期的新书预告中，《读书》推荐了钱锺书的新著《林纾的翻译》。1982年第3期，刊鲲西《诗·画·音乐——读钱锺书<旧文四篇>》一文。其余不予赘述。另外，钱氏有关《围城》重印及诸种译本的序跋也都是由《读书》刊载的。（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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