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楚城濮之战

简介

晋楚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长期争霸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次战争，是充分发挥主动作用、以弱胜强的范例。这一专题主要研究：（1)晋文公在以弱对强的情况下，如何运用战略，争取有理、有利的地位，获得主动和优势；（2)楚成王为争取中原霸权的战略运用；（3)晋军在城濮决战时避实击虚的作战指导的特点。

第一节 晋楚争霸中原局势的形成

周襄王十年（前632年），晋楚城濮（今山东范县西南）之战，是两国争霸中原的第一次战争。楚国在西周时，常被周人翦伐，始终局促在江汉之间。东周初期，楚国日益强盛，臣服了西南两面的群蛮、百濮、卢戎等族的部落和小国。东面的群舒和淮夷诸部，也受到楚国的约束。以后，在北面又打败了随国（今湖北随县）。楚文王时，北向黄河流域扩张，灭掉了申（今河南南阳）息（今河南息县）、邓（今河南邓县）等国，拜屈服了蔡国（今河南上蔡西南）。楚成王时，恰值齐桓公称霸中原，楚国自难向北扩张，于是转向东方的淮河流域发展，先后灭了弦（今河南潢川西南）、黄（今河南潢川西），打败了徐国（今安徽泗县北）。到齐的霸业衰落后，楚又转锋北向，在城濮之战前夕，楚国已控制了黄河流域的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中小国家。

晋国在献公时（前676年－前651年），翦除了一批和自己对立的公族，任用亲信，巩固内部，灭掉霍（今山西翼城）、耿（今山西河津），魏（今山西芮城）、虞（今山西平陆）、虢（今河南陕县）等西周封国，又战胜丽戎，打败了北狄，统一了汾河流域，把势力发展到黄河南岸和西岸，成为一个政权比较集中的大国。晋惠公时，国内又进行了一些社会改革，如“作爱田”，发展了农业生产；“作州兵”，增强了军事力量，为以后晋国的强盛准备了条件。

周襄王十六年（前636年），流亡在外十九年的晋公子重耳（即晋文公）在秦国帮助下，回国即位。文公为了缓和与人民的矛盾，巩固其统治地位，并进而与楚争霸中原，在原有基础上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

内政方面：（1)免除宿债，减轻赋税和徭役，救济贫民，以收揽人心；奖励农业，发展商业，节省开支，储备物资，以发展经济。由于这些政策的实施，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推动了生产的发展。（2)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扩充了军队，将原有的二军扩编为三军，积极训练，增强了军事力量。（3)对军民进行“义”、“信”、“礼”的教育，即教育军民忠于公室，信赖政府，服从上级，从而取得了军民对他的一定程度的信赖，加强了内部的团结。外交方面：为了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力量与楚作斗争，晋文公利用与秦及戎狄的婚姻关系，利用齐秦与楚的矛盾，采取了联齐秦、和戎狄的外交政策。由于这一政策的顺利实施，造成了有利于晋国争霸中原的局面。

早在晋文公即位那年的冬天，周襄王遭到他兄弟叔带勾结狄人的攻击，避居郑国，向秦、晋求援。赵衰向文公建议：要想取得霸权，最好是借此机会保护周襄王回洛阳。如果让秦国抢先，就难以号令天下。现在拿奉周天子正是晋国图霸的资本。文公采纳其建议，于次年春率军到达阳樊（今河南济源南），打败了狄人，杀了叔带，迎接周襄王回洛阳复位。晋文公抓到了“尊王攘夷”这块招牌，在诸侯中的威望便大大提高。这时，黄河中游是楚国的势力范围，晋国要想争夺中原霸权，就非和楚国较量不可。因此，晋楚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了。

周襄王十八年（前634年），鲁国因和莒、卫结盟，迭次遭到齐国的进攻，乃求助于楚；宋国因曾在泓之战中被楚国击败，襄公受伤而死，也不甘心对楚屈服，看到晋文公“勤王”以后，威望日高，就转而投靠晋国。楚国为了争夺中原霸权，即出兵攻打齐、宋，拜借以制止晋国向南扩张。晋国也利用这个机会，以救宋为名，出兵中原。这样，就揭开了城濮之战的序幕。

第二节 晋国的战略运用（参看附图一）

附图一

一 进攻曹、卫，以解宋围

周襄王十八年（前634年）冬，楚成王因宋国背楚从晋，就出兵攻宋，派子西率师围攻缗邑（今山东金乡）。鲁国也乘机借用楚兵攻齐，夺占了齐地谷邑（今山东东阿），并留楚国的申公叔侯戍守。次年冬，楚成王又率楚军及郑、陈、蔡、许等国军队攻宋，围困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宋成公派公孙固到晋国求救。

大夫先轸极力劝说晋文公立即出兵，他认为这是“报施救患、取威定霸”的最好机会。但当时楚比晋强，而且楚国还有许多盟国，声势浩大；宋国又不靠近晋国，远道援宋，不能不使晋文公有所顾虑。狐偃针对这一情况提出了一个进攻曹、卫以解宋围的战略。他说：“楚始得曹而新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晋文公采纳了这个建议，于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年）一月，把军队集中在晋国和卫国的边境上，借口曹共公过去曾对他无礼，要求假道卫国以攻曹国，卫成公不许。晋军秘密撤回，从南河（今河南汲县南黄河渡口）渡过黄河，突然侵入曹地（今河南滑县境），并迅速向卫国内陆进军，攻取五鹿（今河南濮阳）。卫成公想投靠楚国，国人不许，驱逐了卫成公，晋军趁此机会进入了卫都楚丘（今河南滑县），二月占领全部卫地。楚军因晋军进展迅速，卫人又已经驱逐卫成公，救卫不及，仍继续围攻宋都商丘。此时，鲁僖公也派公子买率军援卫，因见晋军势盛，就杀掉公子买以讨好晋国。同时却告诉楚成王说，公子买不能完成援卫的任务，所以把他杀了。

晋文公为了继续调动楚军，解救宋围，又南下围攻曹都陶丘（今山东定陶）。三月攻入陶丘，俘虏了曹共公。为了加深楚宋两国的矛盾，把曹共公交宋军看管。

晋国的战略是进攻曹、卫，调动楚军北上与之决战，以解宋围。晋军将作战目标选定于曹、卫，首先在兴论上可以避免未报楚惠就和楚作战的指责；其次可以避免劳师远征；再次还可以避免楚军与曹、卫军前后夹击的不利局面。晋文公这个攻其所必救、调动敌人、解救宋围的作战指导是成功的。

楚军的战略是运用其优势力量，援鲁以制齐，结曹、卫以抗晋，并进攻背盟的宋国，以争夺中原的霸权。这一战略不能不说是错误的。旣结怨于晋，又树敌于齐；长期围宋，顿兵坚城，使士卒疲惫；攻齐谷邑，造成兵力分散；救卫不及，失掉了盟国。所以在战争开始后，就陷于不利的局面。

二 贿赂齐、秦，使之参战

晋军攻占卫曹两国之后，楚军还是用全力围攻宋都商丘。因此，宋成公又派门尹般向晋告急。此时，齐昭公虽然与晋文公在卫国的敛孟（今河南濮阳东南）会盟，可是还未出兵参战；秦国虽然同晋国友好，但仍抱观望态度；鲁国虽然杀了公子买，却仍暗与楚国连系。这就使得晋文公颇费踌躇。他对卿大夫说，宋国求救，如不救援，宋国必定投降楚国而与晋国绝交；要楚国不攻宋，楚国又不肯；想与楚国一战，但齐、秦观望，不出兵相助，该怎么办中军元帅先轸认为，最好的对策是要宋国去贿赂齐、秦，利用它们去劝楚撤兵，同时扣留曹国的国君，把曹、卫的土地分一部分给宋人。楚国要保护曹、卫，必定不会听齐、秦的劝告。齐、秦既接受宋国的贿赂，又抱怨楚国不听劝告，就不能不参战。晋文公的这一对策实施之后，楚成王果然拒绝齐秦两国的调停，齐秦两国终于出兵参战，因而出现了晋、齐、秦三大强国联合攻楚的有利形势。

楚成王看到齐、秦与晋联合，形势对他不利，就令楚军从前线撤退到申（今河南南阳），以防秦军出武关袭击他的后方。他一面要戍守谷邑的申公叔侯迅速撤离齐国，一面要统帅子玉避免与晋决战。他告诫子玉说，晋侯流亡在外十九年，居然回国做国君，他历尽艰苦，又洞悉民情，是难以战胜的。他还引用《军志》上的“允当则归”、“知难而退”、“有德不可敌”来说明不可轻举妄动。但子玉骄傲自负，不察晋军情况，仍要求楚王允许他与晋军决战。他的理由是：不一定有战胜立功的把握，但愿意与晋一战，以堵塞说他坏话人的嘴。楚王允许了他的请求，但不肯给他多增加决战兵力，只派出西广、东宫和若敖之六卒去增援他。

晋文公争取齐、秦参战的策略是十分巧妙的。其最大的好处是他自己拜不出面，却利用曹、卫的土地，利用宋国的财物，加深齐、秦与楚国的矛盾，使楚国拒绝调停，使齐、秦不知不覚地为晋国“取威定霸”而参战，同时还达到了激怒子玉的预定目的。这比他自己出面要求齐、秦出兵参战要好得多了。晋文公这个策略运用的成功，使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对于战争全局是有决定意义的。楚成王未能破坏齐、秦与晋的联合，争取齐、秦的中立，轻率地拒绝调停，促成了对方的联合，陷自己于孤立，这是很失策的。但是当中原形势已转化为对楚不利时，楚成王采取“知难而退”、暂时避免决战的方针，应该说是正确的。

因为齐、秦与晋也有矛盾，联合拜不巩固，随着时间的推移，必然分化。楚国虽然失去了一些盟国，处于暂时不利的局面，只要保存实力，以后仍可待机北进，争夺霸权。根据《孙子·谋攻篇》上所说的“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的理论来看，楚王的避战方针也是符合原则的。而子玉则与此相反，当形势变得对楚不利、作战已无胜利把握的时候，仍然盲目地追求决战，这个“先战而后求胜”的方针，简直是军事冒险。尤其是为了顾全自己的面子，堵别人的嘴，而赌全军的命运，更是错误的。不过楚成王避免决战的方针虽然正确，但他在执行中却是摇摆不定。当子玉请战时，不仅不坚决命令子玉退军，反而存着侥幸取胜的心理，允其所请；旣允其所请，又不给他足够的兵力以形成决战的绝对优势。由于这一系列的错误，基本上注定了楚军失败的命运。

三 私许曹、卫复国，扣留宛春，激楚求战

子玉得到了楚成王增派的援兵之后，更加坚定了与晋军决战的决心。他为了使晋军理届辞务，陷于孤立，而后与之决战，就派宛春向晋文公提出了一个晋许曹、卫复国，楚亦解宋国之围的和解条件。

子玉提出的这一和解条件使得晋文公很尴尬。狐偃认为子玉太无礼，他只解宋国之围，却要晋国放弃曹、卫两国。这就是说子玉违犯了君臣大“礼”，应抓住这个理由，向楚军进攻。先轸不同意。他认为子玉的提议，可以使宋、曹、卫三国都复国，如果晋国不答应，把三国断送，这倒是晋国无礼，怎能作战。晋国名义上是来救宋的，如果宋国灭亡，各国诸侯定会责难晋国。楚国变成三国的恩人，而晋国却与三国结成仇怨。仇敌多了，怎能作战。因此，他提出的对策是：“私许复曹、卫以携之（使与楚绝交），执宛春以怒楚，既战而后图之。”于是晋文公扣留宛春，私下允许曹卫两国复国，两国都向楚绝交。这样一来把子玉激怒了，立即挥军向曹都陶丘前进。

子玉和晋文公双方的斗争，至此进入了剑拔弩张的阶段。子玉的复曹卫、释宋围的和解条件，是在了解晋国形势已由劣变优的情况下提出的。晋文公如果加以拒绝，不但使自己理屈辞穷，政治上陷于孤立，而且还会招致曹、卫、宋三国的怨恨。如果接受子玉的条件，则会失去曹、卫这一既得的胜利果实，达不到“取威定霸”的目的，而且会使三国感恩附楚，楚成王仍能在诸侯中坐享盛名。这些对于晋国显然是十分不利的。先轸私许曹、卫复国的对策，旣使曹、卫感恩，又不得罪宋国。扣留宛春，当时虽然在道义上站不住脚，但对子玉来说，却达到了激楚求战的目的。而私许曹、卫复国这一着，不但使子玉得不到宋国，反而丧失了固有的同盟者。这就逼使子玉不得不战，从而也就使晋文公脱出了尴尬的境地。子玉只知逞一时的意气，怒而求战，结果丧师辱国，连性命也送掉了。

四 “退避三舍”，后发制人

晋文公见楚军向曹都陶丘逼近，为了履行以前流亡在楚时对楚王的诺言，下令晋军向卫境退避三舍。可是有些将士不愿撤退，认为君避臣是耻辱，况且楚军已经疲劳，不应该退却。狐偃向大家解释，晋侯受过楚王的恩惠，会有“退避三舍”的诺言，现在如不履行诺言，把楚军当做一般敌人来抗击，那就是楚军理直而晋军理屈了。如晋军退避而楚军仍然不肯罢兵，那是楚臣来犯晋君，理屈的是楚国了。24晋军于是“退避三舍”，楚军将士都想停止不追，子玉不肯，继续追赶。

四月二日，晋军与齐、秦、宋各国的军队到达了城濮。楚军赶到后，依托险要丘陵地带，配置军队。晋军“退避三舍”，表面上是履行诺言、报答楚惠的一种道义行为，而实际上则是博取同情、提高威信、避开楚军的锋芒、松懈楚军的士气、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一种战略。通过这一战略的运用，不但使楚军理屈气衰，而且还达到了以下的目的：（1) 集中了优势兵力与敌决战；（2) 调动楚军深入于选定的战场，缩短了晋军的补给线，使楚国的军队孤军深入，疲劳沮丧，后援困难；（3) 激发了晋军的士气，争取了诸侯的同情，滋长了子玉的骄傲情绪。总之，“退避三舍”，造成了晋军的有理、有利的条件，又一次争取了主动，从而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五 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参看附图二）

附图二

晋楚两方相持于城濮后，虽然总的形势对晋军很有利，但是，晋文公仍在愼重地考虑决战是否有必胜的把握。这时，狐偃建议说：“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于是才坚定了晋文公的决心。

子玉急于求战，到达城濮之后，就派斗勃（子上）向晋文公请战说，让两国的军队较量一番，晋侯不妨临阵观战，子玉也奉陪观看。晋文公还是很有礼地派栾枝回复子玉，大意说，晋侯已知悉。只因不敢忘记楚王的恩惠，所以退避到此。然得不到大夫（指子玉）的谅解，那就请整顿部队，明天在战场相见。

四月四日，晋军在城濮以南的莘北与楚军对阵。双方决战部署如下：

晋、齐、秦、宋联军

上军在右，狐毛为主将，狐偃为佐将；

下军在左，栾枝为主将，胥臣为佐将；

中军在中央后，先轸为元帅，郤溱为佐将。

楚、陈、蔡联军

右军，陈、蔡等国军队，子上指挥；

左军，申、息军队，子西指挥；

中军，在中央，为西广、东宫、若敖之六卒，子玉指挥。

晋文公在出战之前，还检阅了一下军队，认为“少长有礼（纪律严明），其可用也”。但子玉还认为“今日必无晋矣”。

决战开始，晋下军佐将胥臣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出其不意地首先向楚右军－陈、蔡军进攻。陈、蔡军战斗力很差，斗志不坚，遭到这一突然而奇异的进攻，惊慌失措，弃阵逃跑，楚右军就这样溃败了。

晋上军主将狐毛，故意在车上坚起两面大旗，引车后退，装做退却的模样，同时，下军主将栾枝也在阵后用车拖着树枝，扬起地面尘土，假装后面的军队也在撤退，以诱楚军。子玉不知是计，下令追击。晋中军元帅先轸、佐将郤溱见楚军已被诱至，便指挥中军的公族，横击楚军，晋上军主将狐毛、佐将狐偃回军夹击楚左军，楚左军也大部被歼，一部溃退。子玉看到右左两军都已失败，急忙撤退，才得保全中军，退出战场，收容左右两军的残部，退回楚地连谷（可能在河南西华县南）。

城濮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今河南郑州西北荣泽）召集诸侯会盟，晋文公向周襄王献上楚国的俘虏和兵车，周襄王策命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晋的霸业就正式确定了。

城濮决战，晋军采用了“先打弱，后打强”的作战指导：先击破楚军薄弱的两翼，然后围攻其较强的中军。对楚军的两翼则又根据其强弱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战法：对楚军最薄弱的右军，仅以一部兵力，出奇制胜，先发制人；对于较弱的左军，就佯示退却，诱而夹击。这种灵活的作战指导，比起长勺之战又有了很大的发展。

楚军统帅子玉，在骄傲轻敌思想的支配下，急于求战，短于用智，盲目冒进，陷于被动。城濮决战时，既没有估计到陈、蔡军的脆弱，又没有察明晋军的虚实，贸然进攻，一战而败，致使晋文公夺得了中原的霸权。

评述

城濮之战，是春秋时期晋楚长期争霸战争中具有决定意义的第一次战争。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中国如晋楚城濮之战，···都是以少击众，以劣势对优势而获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80页）实力较弱的晋军竟能战胜强大的楚军，其原因是：在政治上，整顿内政、发展生产、增强军队，对战争有了足够的准备，因而大大地增强了国家的力量；又以“尊王攘夷”作号召，处处争取中原各国在政治上的支持，使晋国在争霸中原的斗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在外交上，始终坚持争取与国、孤立敌人的方针，能根据敌友情况，利用矛盾，既争取齐、秦加强了自己，又分化对方，拆散了楚国的同盟－－曹、卫，使中原形势发生了有利于晋、不利于楚的根本变化，从而在决战前夕，陷楚军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在战略运用上，晋国君臣也都能审慎从事，善于深入地分析客观形势和利害得失，并针对敌友的情况，特别是针对楚军统帅子玉的性格，采取灵活的斗争方法。如进攻曹、卫以制楚，许曹、卫复国以绝楚，扣留宛春以怒楚，退避三舍以诱楚，不但达到了激楚求战的目的，而且使自己始终处于有理、有利的地位，在主动、优势的情况下与楚决战，从而取得了战争的胜利。

在决战时，晋国君臣，又能针对楚军部署的特点，正确地采用先弱后强、灵活机动、避实击虚、出奇制胜和诱敌夹击等战法，各个击破了楚军。

楚军失败的原因：首先在外交上，旣未能设法争取齐、秦的中立，又失去了曹、卫的支持，所以当齐秦两大强国与晋联盟出兵参战之后，中原的整个形势就已起了很大的变化。在军事上，楚成王不能坚持正确的决心，他虽在形势变得于楚不利时，能够作出暂时避战的决定，但对于争取中原的霸权，仍存着侥幸的心理，所以当子玉要求与晋军决战时，他又错误地批准子玉的请求，可是又不给他以优势的决战兵力，致使楚军在决战时居于劣势。其次，子玉性情刚愎，自以为有破陈灭夔3之功，轻视晋军，急于求战，孤军冒进，以致陷于被动；决战时旣没有估计到陈、蔡军的脆弱，又没有察明晋军的虚实，旣不知己，又不知彼，安得不一败涂地。

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一文中说：“先以自己局部的优势和主动，向着敌人局部的劣势和被动，一战而胜，再及其余，各个击破，全局因而转成了优势，转成了主动。在原占优势和主动之敌则反是；由于其主观错误和内部矛盾，可以将其很好的或较好的优势和主动地位，完全丧失，化为败军之将，亡国之君。”（《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80页）这正好说明了晋胜楚败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