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襦服深衣：桃花源里的平民社会与服饰 ——兼论砖画像中所见汉魏平民服饰  作者：纳春英，历史学博士，青岛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原文刊于《东方论坛》2021年第6期 摘要 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记载桃源中所见避世的人们“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令后人费解，为何桃源民秦时入此“绝境”，六百多年后，衣着还能和晋当时代的人（外人）一样？之所以产生困惑，主要因为学界普遍对秦汉至魏晋期间平民的服饰状况不了解，从秦至晋，平民襦服深衣，无论颜色、材质还是款式，几无变化。桃源民及其服饰分析既有助于《桃花源记》的文学与历史解读，也是研究汉魏平民社会与平民生活的重要视角。 一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作为古代文学作品中的杰作之一，一直是汉文化圈流传的名篇。 陶渊明的《桃花源》不仅受到东亚读者的追捧，同样在其他语种中也有不少读者，在外译以飨读者时，如何正确理解关键词汇和文意，一直困扰着中日文学界和史学界，学者们孜孜以求，但又很难达成一致意见，譬如第一段文字中：“男女衣着，悉如外人”一句，通常将之翻译为：“男女的穿戴跟桃源外面的人完全一样”。但第二段源民又自述：“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绝境，不复出焉，遂与外人间隔。问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什么一群既不知有汉，更不知魏晋更迭，离世隐居的秦人，所穿衣服会和桃源外当世晋人的服饰一样呢？对于这个问题，不仅日本人困惑，连中国学者也一样困惑[1]，为《陶渊明文集》做校笺的龚斌就认为： 龚氏的所思所虑代表中日学者的普遍认识，从秦到晋，衣着发生显著变化是通识。问题既不出在衣着上，只能出在“外人”的身份上[3]，于是试图解惑的中日学者们普遍将目光落在“外人”的身份问题上，希望借此解决源内源外服装相同问题，陈寅恪先生认为桃源在北方的弘农或者上洛，桃源民就是避乱的汉族，所避之暴秦为苻坚之秦[4]，这样的话，源民避乱与武陵渔人入源最多相距不到四十年，源内源外衣冠一致就显得不那么突兀，二十年后，唐长孺先生对此观点做了反驳，唐先生认为桃花源在古荆州一带，渔人是武陵蛮，源民也有可能是蛮族[5]，源内源外皆为蛮人，服饰相同可想而知。关于两位先生对桃花源诸问题考证的功力和学问，张伟然老师有非常精彩的评述[6]，在此不再赘述。总体上，两位先生的研究规制了后人认识此问题的思路。 陈、唐先生的观点，在中日都有拥趸，也都有后继者提出不同意见。为理顺《桃花源记》行文中的“逻辑冲突”，众人讨论了桃花源的地理位置、故事成因、“外人”的身份等等，貌似釜底抽薪，实则有失偏颇。首先，龚氏对于“外人”的解释代表了学界的主流观点，“桃源中人衣著，不可能与五百年后的晋人衣著之'新制’悉同”，是建立在“服饰早经数变”的共识之上，但这个共识的基础又是建立在历代正史的记载之上，不过被忽略的另一个共识是正史“舆服志”九成九的内容与平民无关，不仅如此，龚氏行文中还特意强调了“尤其是晋代士大夫，更喜奇装异服”，恰恰说明大家一直以来立论的基础是正史所载的贵族和官员的服饰，而桃花源里源外生活的都是平民，平民与官员、贵族生活的社会层面并不相同，生活内容差异之大，今人无法想象，只是因为资料较少，再加之文化断层，造成今人只知贵族不知平民[7]。用贵族、官员的服饰变化证明平民的服饰问题，立论的根基不牢。其次，陈先生认为源民来自于苻坚的秦，与源民和渔人服装上是否存在差异并不是必然因果关系，所谓“服装相同”的结论也是读者在陈先生论证结论上的推衍。再次，唐先生所谓“蛮人”说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因为源里源外都是蛮人，所以服装相同，不仅没有考虑时间因素，而且证据与结论之间因果松散。凡此种种，不仅不能解惑，反而激发起更多人更大的好奇，于是网络上各种“桃花源恐怖真相”的所谓揭秘文频出，成为一股浊流，影响恶劣。[8] 讨论服饰问题还要从服饰出发，要想解此困惑，就要对秦汉至魏晋的平民服饰作一了解，知道秦汉至魏晋平民穿什么，此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但以往受研究材料所限，专家们很少关注平民服饰的研究，仅有的一些小册子式的研究也是浅尝辄止[9]，不能解决读者阅读古典文献时碰到的问题。 二 要解决桃花源里的服饰问题，首先要清楚生活在桃花源里的究竟是什么人？才能明白桃源民穿什么，其次要弄明白渔人在晋太元年间又穿什么？ 《桃花源记》是为桃花源诗所作的记，换句话说，《桃花源诗》[10]是主体，记是诗的说明，所以考察记，也要参校桃花源诗的内容，诗文第一句就告诉读者：“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说明陶渊明在写作时，时间设定很清晰，源民就是避始皇暴政的秦人[11]。而且这些秦人生活在秦末，即公元前247-238年之间，并且更靠近前238年，不管怎样，从秦末（前238年）算起，到渔人晋太元年间(376-396年)入桃花源，其间也有六百多年，更何况，这六百年里，白云苍狗其间北族多次寇边，甚或入主中原，服饰吸收胡俗，多所变异，在龚斌等人看来，服饰六百年间时尚没有变化几无可能，桃花源人既自称秦人，所服秦服一定与晋人衣着不同。但史实果真如此吗？ 以桃花源里首先设宴欢迎渔人的桃源民为代表，此人先祖率领乡邻到此，栽桑养蚕、耕地种田、建房养塘、酿酒织布，经过六百多年的经营，至此时，才可以设酒、杀鸡、做饭款待外客，但言谈举止之间，并没有使仆唤婢的行为，可见其身份并不特殊，至多因人格和先世的关系，在乡邻间保有一定的号召力而矣，这一点从负责接待唯一一位源外访客，并向外客解疑答惑，以及村人咸来问讯等信息可见。尊者尚且如此，证明整个桃花源里生活的都是与渔人相同社会层次的耕樵渔猎、自给自足的平民，这一点非常重要。 此文中多次提到“外人”：“悉如外人。……遂与外人间隔。……不足为外人道也”等等，将这几处互相印证，文字相对简单明了，从后面两个“外人”的使用来看，“悉如外人”中的外人，就是桃源以外的人，虽然对于桃源民而言，也许是一切桃源以外的人，但因为渔人的出现，在对话双方中，这个外人就是渔人所代表的当世晋人，并不存在产生理解歧义的地方，即便《桃花源记》有纪实性质，但陶渊明在行文中没有明确提到“蛮人”的概念，就不能用晋太元年武陵有蛮人存在，一定引申出“武陵蛮”“射鹿蛮”等概念，更不可能由引申再派生出“外族人”或某种特定的“他们那种人”等等概念。 综上所述，避世的是赢政执政末期的秦人，入桃园的是晋渔人，确凿无疑。 根据五代人马缟记载，三皇至战国末年，普通平民主要穿着： 庶人是法律意义上的平民，有劳役义务，但没有官职、爵位。短褐较容易理解，“襦服深衣”如何理解？《说文解字》中释意“襦，短衣也。”段玉裁进一步解释 段氏的注解对理解马缟记载的帮助极大。据元人俞琰考证：“编枲粗短衣，不黄不皂，贱者之服。”[14]意即地位低下的平民百姓，用雄麻、粗毛纺织出的，颜色不黄不黑的麻布或者毛布，古人著文言简意赅，俞氏行文中并没有说明“短衣”短到什么程度，段氏补充“自膝以上”，问题来了，用今人的眼光来看，上衣及膝怎么看都不短！按周礼规定贵族通用的上衣下裳制中的上衣仅仅及臀，要用革带将下裳固定，再用大带将上衣与下裳相交处装饰美化起来，如此看来，平民的上衣长度与贵族的上衣长度相比，完全可以称得上——长衣，而不是短衣，那么古人为什么将这么“长”的上衣称短衣呢？ 首先，秦汉贵族的上衣长度与西周贵族相比往往要长达脚踝处，拖地长衣在贵族妇女身上也常见，据周锡宝考证：“后汉明帝始复制冕旒衣裳。后汉始以袍为朝服，袍即为深衣制”[15]，周氏所说深衣袍，就是汉贵族的长上衣[16]，这种形象从长沙马王堆、山东东平后屯汉墓壁画中的贵族形象上可以看到。平民上衣与贵族上衣相比，明显较短，这是平民上衣被称“短褐”“短衣”的来由。其次，平民上衣虽长，但目的是为了省略下裳，周秦汉的贵族不论上衣长短，都要在上衣之下加围裳，平民则在上衣之下直接穿裤，裤子在古代被看作是亵服，本来应该隐藏在下裳之内，平民省略下裳的做法，使亵服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虽便于行走，便于劳作，但这种亵服外露的俭省也正是平民身服被称“贱服”的主要原因。再次，平民上衣的长度，及膝是长度的极限，一般在掩臀与及膝之间，这样穿出来的感觉与贵族不惜工本的宽袍大袖，裳裾垂地的视觉效果迥异。再加之，材质粗糙，颜色黯淡，亵服外露，使“短衣”“短褐”成为寒酸的代名词。最后，读书人为了将这种拉长上衣，省略下裳的做法合礼化，故特意附会于上下连属的深衣制，这就是“襦服深衣”的由来。 综合马缟和俞琰的记载来看，从三皇五帝到东周末年[17]平民百姓的服装在款式、材质和颜色方面有以下共性：（一）衣，长度掩臀及膝，省咯下裳，直接穿裤；（二）粗麻、毛材质；（三）毛麻本色。马缟的记载说明先秦社会下层的平民服饰有此共性，虽然马氏没有区别男女，但显然这种共性里包括男女，没有性别差异。 战国以后，与秦几乎同期的新疆鄯善苏贝希墓地，出土过大量毛质平民衣着。1996年出土一件毛布上衣（见图表1-1），通长96厘米、通袖长165厘米、袖口宽28厘米、胸围128厘米、下摆通长188厘米。其中通袖长165厘米，证明此服的主人身高大约在167厘米左右，因为通袖长加上两手的长度，正好是古人所说的“一庹”或“一寻”，而98厘米的衣长，也证明这件衣服应该在衣服主人的膝盖以上，再次证明这是件平民的身服。另外，这件毛服虽然小立领剪裁非常巧妙，但毛布织物平纹没有装饰，只有因经疏纬密，呈现出的横向凸起畦纹，很朴素[18]。1998年在且末县扎滚鲁克墓出土的一件黑棕色毛布裤（见图表1-2），长36厘米、宽62厘米，裤口宽31厘米，这条裤子高腰，不分前后片，近代民间俗称“免裆裤”（意即剪裁时不留裆的裤子），免裆裤因不分前后片，剪裁省料，制作简单；没有现代西式剪裁的门襟、立档、锁扣一类的细节，既降低成本，又便于制作，穿着还宽松舒适，方便劳作，唯一的缺点在于，因不分前后片，为穿脱方便，就要加大腰部的尺寸，便不会很合体，尤其腰部比较臃肿，有碍美观[19]，但出土的这条裤子的裆部有蝴蝶状修补或者耐磨处理的痕迹，裤口有4厘米的红色饰边处理。如果将这件毛布衣和这条毛布裤合成一体，仍然符合马缟所说“襦服深衣”的平民穿着状态。 毛布衣和毛布裤的存在说明，一方面，此墓主与汉地关系密切，另一方面，即便远在西域，在战国到秦时，平民的服饰材质、颜色、款式与马缟所载并无二致，材料仍然以相对易得的毛、麻为主，颜色也以麻、毛本色居多（因年代久远，出土时呈现深褐色）。 相同款式——襦服深衣（上衣长，下身裤装）的装束在秦兵马俑的俑人中也有体现。俑阵中的兵将多呈上文所言长上衣，无裳，下身裤装的打扮（见图表1-3）。但兵马俑的服饰与前文提到的毛布衣和毛布裤还有细节上的差异。有变化的是交领的堆叠设计和衫襦袖口上的叠层设计，这是前代所没有细节，包括宫女的女装也存在叠领和叠袖的设计。但这并不能说，秦代平民的身服在领口、袖口存在局部时尚化，因为按照刘九生老师研究的结果，俑人为始皇帝的近臣侍卫，应该称“郎官俑”[20]而不是“兵马俑”，因不是普通的士兵，其身份特殊不能代表平民，因为平民不可能花费多余资金在领、袖上做装饰性设计。即便如此，仍然能看到兵马俑“襦服深衣”的穿着方式，这证明从马缟所记先秦到秦，襦服深衣的平民装束不仅在劳动者身上没有变化，就是需要出体力，身形需要灵活变化的士兵中也没有变化。  汉代至晋代平民的衣着，在大量存世和出土的画像砖以及墓道壁画中也有体现。 山东东平，2007年城市开发建设施工过程中发现汉代墓葬群，经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的勘探发掘，共清理发掘出十八座汉代墓葬，其中有三座为彩色壁画墓（M1、M12、M13）。壁画内容最丰富的是一号墓（M1），年代约为新莽到东汉早期，人物共有四十八位之多，主要集中在墓室的天顶、门楣和四壁。内容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梁寡高行图，第二部分路遇[21]、宴饮、舞蹈，第三部分走狗斗鸡等场面，墓中随葬品虽已被盗掘，即便如此，鉴于东平汉墓壁画保存的完整性、彩绘高超的艺术水平等，文物考古专家仍认为，这是迄今发现研究汉代民间生活最有价值的文物之一。其中四十八位人物的服饰款式、色彩清晰可辨，按款式可以分为贵族与平民两大类。贵族类人数较多，人物普遍身材修长。上衣交领、阔袖、内衬白色中单，无论男女，衣长及踝，明显能看出长衣内有白色或深色围裳，他们的穿着与马王堆汉墓中的贵族相同；平民类人数较少，除女舞者外，大多出现在墓室四壁的下部，和墓门的门楣上。从画面的设置来看，这些人主要是墓主人的仆从和驯鸡、驯狗师等等，因为大多数男性手中持有条状物，也有考古学者认为他们是手中持剑的武士或院丁，这种观点值得商榷，结合整个画面的表现内容与形式来看，这些人身材健硕，做平民装扮，手中的条状物较窄，没有剑锋，也没有护手的吞口，在条状物的顶端还有戏猫杆一样的装饰，显然不是宝剑，也不是其他兵器，就是竹竿或者藤条做的驯狗、驯鸡杆。交领、阔袖，衣长及膝，衣下无裳，直接加裤或者光腿，光腿时小腿腓长肌清晰可辨，这些人应该就是斗鸡、走狗的主人，跟墓主的关系不详，斗鸡走狗显然是墓主人的爱好，或者是墓主的职业也未可知，从典型的襦服深衣的形象来看，他们属于平民劳动者的身份准确无疑。值得注意的是墓门中柱顶门楣上的一对人物，其中一绿衣女子（见图一左），昂首面对一下跪拱手男子，绿衣女子襦服深衣，裤为白色，姿态激烈，脖胫下有红色斑块，下跪男子贵族穿着，气质卑微，与墓室左壁上的蓝衣女子（见图一右），在人物构成、画面构图、故事气氛等方面均相同，有学者认为蓝衣女子反映的是《列女传》中“梁寡高行”的故事，但左壁上的蓝衣女子长衣拖地贵族打扮，人物比例较大，较正式，与下跪男子正在交接物品，相形之下绿衣女子虽与斗狗、斗鸡师排列在一起，但姿态激烈，表现更有张力，像是“梁寡高行”故事的高潮部分，另外从“梁寡高行”的记载来看，绿衣女子更符合故事原型，因为梁寡面对梁王使者拒婚时，曾说过“今忘死而趋生，是不信也。见贵而忘贱，是不贞也。弃义而从利，无以为人。”[22]其中的“见贵忘贱”应该不是谦辞，因为“梁寡高行”故事中，不仅此处提到贵贱之别，还有两处提到贵人求娶的事情，对于一个不足230字的短故事而言，梁寡的平民身份不言自明。东平汉墓的平民衣着，说明两汉平民仍然以襦服深衣为主，与马缟所载相比，并没有变化。 除此之外，甘肃张掖高台县骆驼城遗址出土有大量魏晋画像砖，也可以证明魏晋平民的衣着。骆驼城位于河西走廊中部，西汉在这里建表氏县，因地处河西走廊中部的咽喉要地，东汉时这里已经阡陌纵横，汉末更是成为地方各级割据势力的必争之地，西汉表氏县原城址在地震中被毁，前凉张氏为安置西晋灭亡来投的难民又恢复了表氏县故址，东晋咸康元年（公元335年），前凉在此置建康郡。后凉吕光龙飞二年（公元397年）[23]，段业在此建北凉（自称凉州牧、建康公）。武周时在此置建康军，天宝年后骆驼城被废。因为有此复杂的建城经历，故骆驼城遗址有大量汉、魏晋、北凉与唐文物出土，围绕城址南、西、北三面发现大量汉、魏晋、唐时期的墓葬遗址。在城南有两千多魏晋墓圹，出土大量魏晋画像砖，上有农夫、猎人、牵驼人、屠夫等，这些画像砖中的人物，也是魏晋平民穿着的明证。 从画像砖表现的内容来看，由于战乱，此时生活在骆驼城的平民生活更加的辛苦，仍然襦服深衣，只是衣长更短，仅仅掩臀而矣，与东平汉墓反映出的平民身服比较起来，有明显的整体缩减痕迹（见图表1-7、8、9）。与骆驼城同期的嘉峪关新城魏晋墓群遗址，也出土了很多反映平民生活的画像砖，有农夫，屠夫、厨师（见图表1-10、11）等身份，相形之下，嘉峪关新城晋墓画像砖中的平民服装与东平汉墓中的平民服装高度一致，交领、阔袖、衣长及膝，在衣裾、袖口都有缘边，如果仅就服饰而言，不借助于其他文物，很难区分这两处的时代分期。 另外，段氏自称凉州牧的时候，也正是武陵渔人进入桃花源的时刻。此时生活在河西走廊的汉族，大多也是逃亡的原来祖居中原或东部的汉族，他们身服的款式、材料的不变，不仅对本文的论述富有意义，对于认识中古中国的国家整体性也有一定帮助。 稍晚的辽宁朝阳县袁台子东晋墓，墓室壁画中的牛耕图、庭院图中的农夫和庭院中立的劳动者们（见图表1-12、13），与骆驼城的平民一样，衣长较短，无裳，因袁台子所在地纬度较高，所以，并没有衣下不穿裤的情形，平民的生活内容以农耕、驱车为主，与骆驼城民以打猎、牵骆驼、屠羊为主的生活方式也不同。 这些襦服深衣的平民，生活在从西到东的辽阔区域里，有农夫、有农妇、还有社会下层的屠夫、车夫，或者社会阶层更为复杂的仆从、女佣等等，不管地位如何，只要没有官爵，不在服制、服令规定的范围内，服饰都有共同的特点：交领、阔袖长衣，衣长在掩臀至及膝间。腰系窄带。领口、袖口和衣裾都有深色缘边。足服履。而这些特点直到隋代才渐起变化，即便如此，唐李商隐在《杂纂》中仍然说：“仆子着鞋袜衣服宽长失仆子体”[24]，仆从的本分就体现在着装短小精干便于行事上，如果着装宽肥长大便失了仆从的本分，平民百姓也同样，因为劳动者的身份，即便他们中的上层，经济条件允许置办价格昂贵的服装，但劳动者的身份，制约他们必须襦服深衣，做短衣打扮。直到唐代，短、麻、褐都仍是社会劳动者服装的本分，可见马缟所言襦服深衣是隋唐以前平民的基础款。 在此基础上，按季节不同，夏季或天热时，长衣下也可以不加裤（有一点类似今天女性夏天穿连衣裙的情形）。冬天或天寒时，可以在袄衣之下再加绵裤。 图表1.汉魏晋画像砖中的平民襦服深衣形象    从上表不难看出，从秦到东晋，平民百姓在劳动时的穿着总体上没有变化，现在能找到的明显的变化，主要集中在服装的季节差异、局部与细节个性化差异上，前者比如上衣的长短厚薄、裤子的有无等等；后者则更倾向于装饰与细节，比如衣裾左右的雁尾，领、袖缘边的颜色、裤子颜色的深浅等等，这些差异恐怕就是在桃花源中，因季节和个体不同也难免，所以并不影响陶渊明将秦晋视为一体的结论，另外，无论这个秦是一统六国的秦，还是苻坚的秦，从秦至晋，平民襦服深衣，无论颜色、材质还是款式，没有变化！不管今人看来这种情况有多么的不可思议，历史真相就是如此，不能用贵族的求新求异时尚变化来看待平民的生活。 另外，陶渊明所言“悉如外人”中还有另外一层隐含的意思，这些桃源民，既不是化外之民，也不是天外飞仙，就是与大家一样普通平凡的人。只有这样，桃花源才具有令普通人向往并追求的动力。 三 再次回到桃花源，秦末逃入桃花源的源民，在秦到晋太元将近六百多年的时间里，保留初入此地时的“襦服深衣”装束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因为今天的时尚之所以发生变化，有技术推动的作用，但更大原因则是经济利益驱动，巴黎、米兰、东京的设计师之所以不厌其烦的每个季节都要推出新品，每一季都有当季的流行色、流行款式、流行面料问世，一方面是层出不穷的新的纺织印染技术急切融入社会生活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行业盈利的需要，为了应付竞争、鼓励消费，不得不人为制造需求。在物质资料相对匮乏的古代，一切纺织原料都来自于自然，一般情况而言，在相同的种植、纺织缝纫技术之下，服装材料的产量和品种、品质都不会有很大变化，另外，桑麻种植业可以是国家的经济支柱产业，服装面料也可以成为货币等值物，但服装并不是小农经济下，古人的盈利手段，面料在制成服装后，反而会失了流通价值，所以不能用今天的思维去框定古人的行为。 《桃花源诗》中的“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一句，也证明桃花源里的秦人生活现状，虽有余粮酿酒制酱，但也仅仅是衣食周全而矣，并无心，也无力自创一种新制度，更遑论自制桃源服，据此也间接证明“往来种作，男女衣着，悉如外人”的事实。 六百年间平民的服饰款式、材质、颜色没有变化，原因何在？依笔者看来，平民，尤其是平民男子服饰上秦晋一体的形成，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首先从秦建国至唐的八百多年里，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秦晋间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并不大，尤其是铁器作为农具广泛使用之后，在使用农家肥的情况下，单位亩产的产量几乎没有变化[25]，农民的收获量没有变化，就决定了整个社会的物质基质没有变化，这其中包括耕田面积、桑、麻的种植，以及丝、麻的产量等，制作服装的材料变化不大，就不会促使纺织技术更迭。其次，纺织技术没有突破性变化，尤其布幅没有变化。这一点直接影响了秦晋间服装款式的变化。布幅的变化一般和纺织技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尤其是和织机的变化有关系。再次，人类社会虽然为服装赋予了很多文化意义，但归根结底，服装最基本的服务对象是人体，人体的生理特性决定了服装最基本的长相，裁缝（服装设计师）的发挥空间并不大，这也就是秦晋之间六百年里平民身服没有变化的根本原因。 桃花源就是桃花源，《桃花源》不仅是陶渊明的代表作，同时也是中国古典文学长河中的杰作，桃花源是每个劳动者可以凭借劳动，就能自由、幸福生活的祥和宁静的理想之地和文化符号。 参考文献 [1][日]门胁广文，李寅生：《略论<桃花源记>之“外人”的诸家解释》，《九江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1期。此文详细介绍了日本学者对于陶渊明所言“外人”的多种学术主张，因与本文关系不大，在此不再赘述。 [2]龚斌：《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05页。“衣著与五百年前无异”一句为理解方便，建议使用问号。 [3]袁慧：《关于<桃花源记>翻译和解读的几个问题》，《文教资料》2021年第11期；孙拥军. 《“男女衣着 悉如外人”之我见》，《山东教育》2019年第32期；王君岭；《从<桃花源记>中的外人说起》，《散文百家》2019年第8期。 [4]陈寅恪：《桃花源记旁证》，《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188-200页。陈先生认为《桃花源记》是寓意之文，也有纪实之处，桃花源实在弘农或上洛，而不是武陵，桃花源民所避暴秦为苻坚的秦，而不是嬴政的秦。陈先生的观点受到唐长孺先生《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的反驳，唐先生认为桃源就在南方，桃源民是蛮族、武陵渔人也是蛮人，陈、唐两位学者都想从根本上理顺《桃花源记》行文中的“逻辑”冲突。比如如果避苻坚秦乱，源民入源与武陵渔人入源最多相距不到40年，源内源外衣冠一致就很好理解，唐先生虽不同意陈先生的观点，但源内源外皆为蛮人，服饰相同也不是问题。 [5]唐长孺：《读“桃花源记旁证”质疑》，《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续编》，北京：三联书店，1959年，第185-198页。 [6]张伟然：《学问中的证与悟》，载《学问的敬意与温情》，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192-204页。 [7]关于这种只知贵族，不知平民的历史研究现状，梁启超称之为：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史。可见二十四史本就是只讲王侯将相，不讲平民百姓的二十四家史。 [8]颇具代表性的是一些被网络加V的所谓“优质历史领域创作者”竟然认为《桃花源记》写的是集体大屠杀或“死人国”，认为：“五柳先生写出这样的一篇文章，创造出这样一个世外桃源，是不是意味着那个时候只有死亡才能真正解脱，真正的避开一切呢？”这种对传统文化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曲解误引，流恶深远。猫球：《如何以<桃花源记>写一篇黑暗小说?》，《齐鲁周刊》2019年(Z2)。 [9]高春明：《中国古代的平民服装》，北京：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1997年。 [10]《桃花源诗》全文如下： 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黄绮之商山，伊人亦云逝。往迹浸复湮，来径遂芜废。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桑竹垂馀荫，菽稷随时艺；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荒路暧交通，鸡犬互鸣吠。俎豆犹古法，衣裳无新制。童孺纵行歌，班白欢游诣。草荣识节和，木衰知风厉。虽无纪历志，四时自成岁。怡然有余乐于何劳智慧？奇踪隐五百，一朝敞神界。淳薄既异源，旋复还幽蔽。借问游方士，焉测尘嚣外。愿言蹑清风，高举寻吾契。 [11]关于此秦人究竟是一统六国的秦，还是苻坚所建的秦？在《桃花源记》后附《桃花源诗》中介绍的很清楚：“嬴氏乱天纪，贤者避其世”，可见陶渊明讲的就是六合一统的秦。如果仅仅是假托，所言确是苻坚建立的秦，也不影响下文讨论的问题。 [12]马缟：《中华古今注》，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09页。 [13]许慎著，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94页。 [14]俞琰：《席上腐谈》卷之上，王云武：《丛书集成》，民国二十五至二十八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影排本，第4页。 [15]周锡宝：《中国古代服饰史》，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4年，第76页。 [16]之所以用“长上衣”而不用深衣，是因为汉代贵族的长上衣与周礼规定中的“深衣”有明显的差异，只能说汉代的外袍属于深衣类，但不能将它理所应当的视为“深衣”，这个问题需专门说明，在此不赘述。另外，周礼规定中西周贵族的上衣长度与秦汉贵族的上衣袍有明显的长度变化，侧面证明贵族的服饰在王朝间变化明显。 [17]只是马缟所记的“周末”理解起来有歧义，究竟是西周末？还是东周末？不过从下文提到的秦始皇来看，马缟行文习惯将“周末”与秦始皇时代衔接，可见马缟的“周末”应该是指秦建国以前，包括春秋战国在内的东周末年（这是马缟的分期特点）。 [18]此处举例所选用的毛布衣和毛布裤，与此后出土的瑞兽纹文句锦缘毛布裤相比，无论毛料本身的精细程度，还是装饰的精美程度，都证明它们的平民属性。 [19]免裆裤和现代流行的“哈伦裤”显著的区别就在腰部，哈伦裤因为使用现代有弹性面料，腰部可以处理的相对合体而不臃肿，而免裆裤因为材质多为麻、棉等粗硬面料，为穿脱方便，裤子腰部很少合体。 [20]关于兵马俑的俑人身份，除了现通行秦始皇陪葬兵马俑之外，还有刘九生老师认为属于秦始皇独有的近臣侍卫郎官，刘氏引证详实，值得关注。刘九生：《秦始皇帝陵近臣侍卫郎官俑与中国古代文明——“兵马俑”证谬》，《唐都学刊》2009年第2期。 [21]有学者认为壁画的内容犹如连环画，表示的是“梁高行”少寡，毁面育子的贞顺大义。 [22]刘向著，张涛译：《列女传译注》，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99页。 [23]此年也是段业神玺元年，晋安帝司马德宗隆安元年。 [24]陶宗仪：《说郛》卷五，李商隐：《义山杂篡》，北京：中国书店，1986年，第27页。 [25]参见汪篯：《汪篯隋唐史论稿》，《隋唐史杂记之一、二、三、四》，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第28-56页。汪先生在论及隋代的人口数、隋唐的实际耕地面积时，胡戟先生据此有过亩产量的估算，胡戟：《唐代粮食亩产量——唐代农业经济述论之一》，《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0年第3期。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隋唐平民服饰研究”（FZ17034）的阶段性成果。 责任编辑/董德英 排版/宋超恒 阅读或下载全文，敬请登录东方论坛官方网站： http://dfl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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