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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历来就被称为“天府之国”。它的东部地区背依巴山，南横长江，物产丰富。但是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下，特别是自从军阀割据统治以来，这里的人民，戴上了沉重的枷锁。 川陕边防督办刘存厚，像一头瘟牛，横行在万源、城口、宣汉和达县。他们挖空心思，想出了几十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残酷地掠夺农民。种田的，要田赋；种烟的，要烟款；甚至连讨饭的，都要出花子捐。人民饥寒交迫，流离失所，到处传诵着这样两首民谣： 这是劳动人民用血和泪写出的歌！又是从心底发出的愤怒的诅咒！ “五四”以后，革命的思潮传播到川东。一九二二年，宣汉清溪场等地，就有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之后，一部分革命知识分子，又以达县第五高级小学校为基点，提倡新文化，展开反对封建势力的斗争。 一九二六年在张鲤庭等同志的领导下，于达县中学发起组织“烂漫社”，发行《烂漫旬刊》，宣传社会科学，进行反“狮子派”(即国家主义派)的斗争。在长期的斗争中，培养与锻炼了一批青年积极分子，在达县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北京、武汉等地的一部分川籍同志，先后回到了川东。在党的指示下，分散到广大的农村，秘密组织农会，领导农民进行反对军阀抓丁派款，斗争恶霸地主。从农会中选拔又勇敢又有觉悟的青年，组织了小股游击队，白天生产，晚上集结，星星点点的火种，很快蔓延到开江、梁平和大竹县一带。 在群众斗争日益高涨的情况下，党决定在万源、宣汉、达县创造一个红色区域，拉起一支游击队。 万源，是军阀刘存厚统治下的边缘区，背后是大巴山，便于开展游击战争。同时，固军坝有个名叫李家俊的青年，他在上海的一个大学里读过书，受过大革命的影响。他的父亲手里有几条枪，只要李家俊一出面，就可以把枪拿过来。 一九二七年底，我们把李家俊从家里动员出来。这个青年人，当时受了些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披着长头发，声称要做中国的托尔斯泰。 当我们和他谈到革命手段时，他激动地挥着手说： 接着对他讲解了当前的革命形势，并特别指出，无政府主义与共产主义是背道而驰的，知识分子唯一的道路，是放弃个人的幻想和空谈，到群众中去，向着共产主义远大目标前进。 这个青年，还肯接受党的教育。经过多次说服，最后十分感慨地说：“这两年，就一心想为人民尽一番力量，可是像一个迷了路的人，不知往哪里走！现在愿意听党的话，为革命不惜抛头颅，洒热血。” 党为了培养他，决定送他到重庆学习。他剪去了长发，满腔热情地接受了党给他的任务。 这时，万源、城口、宣汉等地的党组织，积极展开工作，动员群众筹备枪支，迎接武装起义。 一九二八年春的一天夜晚，在万源城南固军坝树起了第一面红旗——一支革命的武装建立起来了。这里有来自炸井坝、白羊庙的农民赤卫队；有来自宣汉、厂溪、官渡、铁矿坝以及开江、梁平各地的农会会员。 从重庆学习归来的李家俊是这支部队的指挥员。他用洪亮的声音宣布：“川东游击军的第一支队成立了！” 农民有了自己的武装，腰杆伸直了。乡乡组织农会，庄庄燃起了革命的烈火。群众在游击军的支持下，打土豪，捉恶霸，到处破仓分粮。革命的浪潮，漫卷了川东。成都的反动报纸，曾以头号字标题登着：“李家俊打豪分田实行共产”。军阀刘存厚的内部，也受到了影响。 不久，驻在七里峡的一个连，携带意国造步枪八十余支，起义投奔游击军。接着，李光前、邓庭刚同志，又在宣汉王家场一带，组成一支部队。 刘存厚急派廖雨辰亲自带领一个师，并联合驻万县的王陵基匪军，向固军坝、白羊庙一带游击区“围剿”。每到一处，大肆烧杀，许多被残杀的尸体，漂浮在前、中河的水面上。 反动派企图以残暴的手段，把农民革命和新起的红色游击军镇压下去。但是，参加游击军的人，越来越多，红色游击军越战越强，不过半年的时间，李家俊同志率领的第一支队，就发展到了一千多人。 二 刘存厚见大兵“围剿”无效，便改变了手段，一面分兵布防，步步为营逼近我们的游击根据地，一面勾结土豪劣绅，大量地训练反动会道门“ 神兵 ”。并且大肆宣扬说，他们的 “神兵”刀枪不入。这时游击军的成员，都是农民，迷信观念较重，特别是各乡的农民自卫队，听说“神兵”一来，就有些畏惧。 我们是共产党人，是无神论者，只信仰马克思主义，不信神。敌人这套鬼把戏，哪能吓唬住我们！我们一面向部队和群众进行宣传教育，揭露“神兵”的欺骗，一面在梁山、开江地区，组织了群众性的反“神兵”武装。 反革命的“神兵”打来，我们红色游击军，一手提着鬼头刀，一手提着驳壳枪，猛冲上去。远则开枪，近则动刀，敌人的“神兵”光有刀没有枪，是打不过我们的，每次都是弃尸而逃。经过几次胜利的战斗，“神兵”刀枪不入的谎言 就彻底破产了。 一九三○年六月，李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统治了全党，要求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总起义，命令红军向中心城市总进攻。川东游击军被调去包围武汉，部队到了鄂西的竹溪，房县一带，受到敌人的包围，苦战数日，最后败于途中。 部队失败后，李家俊同志被调往重庆工作，一九三一年被反革命分子捕杀。这位忠于革命的同志，牺牲时不满二十五岁，在押赴刑场的路上，他高唱《国际歌》，至死不屈！李家俊同志慷慨就义英勇牺牲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第一支部队失败后，川东军委又在梁平的虎城尝太平尝金垇尝猫儿寨一带，领导农民起义，组成一支三千多人的川东游击纵队。这支新军成立后，军阀刘湘派了两个师进行 “围剿”，沙河场一战，我军把敌人两个师击溃。不久，又在忠县后乡，歼灭了民团数百人。就在这时，川东游击纵队又奉命远征包围武汉。 由于上次失败的教训，我们对立三错误路线有了进一步认识，因此，川东军委在黄金场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如何执行这个命令。 我在会上提出：应接受第一支队东征的教训。这支部队还没经过战争的锻炼，远征作战，是不行的。最好派人再去向省委请示，如果一定要远征，可建议去一部分人，留下一部分人，一来可以继续坚持游击战争，二来可牵制敌人兵力。但有些同志盲目地执行立三路线，说这是上级的命令，应坚决执行，不必再请示省委。在多数人坚持下，川东游击纵队又开始了东征。 一天晚上，部队从石宝寨渡过长江，开向石柱。计划经由湖北的利川、建始前往武汉。 先头部队刚到达石柱的后山，刘湘派陈兰廷带一个师从后尾赶来。我军在疲惫之际，回头应战。与敌人激战了三天三夜，最后弹尽粮绝，只得组织突围。川东游击纵队司令员李光华同志负伤被俘殉难。 立三“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又一次使川东游击军受到了惨重的损失。 三 石柱失败之后，突围出来的一部分同志，仍转回有群众基础的梁平、达县和开江交界的地区。党委总结了两次东征失败的教训，决定将现有的五百多人改编为三个支队，以梁(平)、达(县)、开(江)三县交界的百里槽为中心，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百里槽是一条百里长的绿竹林。林中有一条蜿蜒的小河。四周山峦起伏，丛林繁茂。每当敌人大兵“清剿”，我军便分成若干支小部队，潜藏在竹林内、山沟里，依靠两边山峰的掩护，跟敌人打麻雀战；遇上小股的敌人，便集中兵力，把它吃掉。 游击军的行动，使敌人无法捉摸，今晚在梁平县境破仓分粮，明晚到了开江县境，后天，说不定又转到达县境内。急得刘湘像火烧了屁股似的，说我们游击军是抓不住的“飞毛腿”，到处悬赏捉拿游击军的领导人。今天张榜，捉住某某人赏五万大洋；明天又增加到十万、二十万。当然，他们这样做只能是一种自我安慰。 年轻的游击部队对于公开的敌人，是有着高度警惕性的，但是对于暗藏的破坏分子，却放松了戒备。第一支队在分散活动的时候，一个名叫刘长毛的人，坚决要参加游击军。 我们的同志见他要求十分恳切，又是本地人，就收留了。后来，发现这人是个富农，行动鬼祟，想把他清除出去。他又苦苦哀求，说：“你们留下我吧，不让我背枪，跟着烧饭也行……” 就这样，又把他留下做了炊事员。 一天，战士们刚把饭吃下去，这个喊着肚子疼，那个叫心难受，接着许多人昏倒了。蔡奎同志发觉是吃饭中毒了，就去找刘长毛，可是，这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早已不见踪迹了。正在这时，敌人从四面包围上来。一支队受到了严重的损失，支队长蔡奎同志壮烈牺牲。 这一血的教训，使我们深深认识到：对于阶级敌人，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都不该有丝毫的麻痹! 不久，刘存厚又派他的第二师向游击区“围剿”。在宣汉的铜鼓一战，游击军将其击溃，并活捉了一个团长。 这个团长姓陈，是刘存厚的表兄弟，被俘后，刘存厚派出许多暗探，配合大部队发疯似的到处“搜剿”，奔跑了好几县。最后刘存厚软了，派人跟我军谈判，愿出五万块大洋把他表弟赎回。 当时游击军的武器，主要是靠缴获，如果有钱，在川东这个地区，也可以利用关系到敌人内部去购买枪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决定释放这个俘虏来的团长，以扩大我党我军的政治影响。 这个曾经疯狂一时的团长临被释放的时候，千恩万谢，说红色游击军对俘虏很宽待，并问有什么话嘱咐。我们警告他说：“告诉刘存厚为自己留条后路，他要是还像以前那样对待老百姓，再到游击区来烧杀掠夺，将自食其果。” 姓陈的连连回答：“是……是……敝人一定照转。” 游击军随着战斗的胜利，又在梁平、达县、万源等地展开游击战争，部队迅速扩大起来。 一九三二年红四方面军入川后，川东党又在宣汉、达县、万源各地组织了规模较大的农民起义。并于当年十月，以川东游击军为基础，成立了红军第三十三军。 王维舟同志简介：(1887~1970)，原名王天桢，四川省宣汉县清溪人。川东游击队、中国工农红军、八路军、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指挥员。是中国共产党党内唯一见过列宁的老布尔什维克。[1] 青年时代参加辛亥革命和四川的护国、护法战争。 1920年5月在上海加入朝鲜共产党，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被批准转入中共。因此，被称为“入党比建党还早的革命家”。 长期在川东组织武装斗争，后参加川陕苏区反围攻和长征，到达陕北后任中央军委四局局长，中国工农红军第33军军长。 抗战时期任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副旅长、旅长兼政委，担任保卫陕甘宁边区的任务。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第4局局长，中共四川省委书记，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西北军区副司令员，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学院（现为西南民族大学）第一任校长。 1946年4月调重庆任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1949年任解放西南的西路军副司令员，12月29日，随贺龙率部进成都。1950年2月到达重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常委、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1956年选为全国人大常委。 1970年，遭受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迫害，含恨辞世。[2] 1979年12月29日，党中央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王维舟同志追悼大会，恢复了王维舟同志的政治名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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