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奥秘有时确实令人费解。
就在明朝嘉靖到万历年间这个中国专制制度达到至暗之时，却在故乡频阳大地上出现了那么多人中俊瑞！被称为“频阳四先生”的他们钟灵毓秀、孤魂高标、挚念洁行、心邃胸蕴、济世安民。
他们传承了故乡人文历史的厚重韵脉。
他们恪守了故乡民情的刚正清峻。
他们光大了故乡民风的淳厚清明。
故乡名人歌中的“太子太保孙丕扬”就是其中之一。
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七月，一位朝廷重臣，向当朝的明神宗万历皇帝朱翊钧进献了几升石头。
这种石头不是什么珍稀宝物，更不是什么灵异祥瑞，而是饥民们赖以充饥的食料。
这种石头又称观音土，饥民们在粮尽菜绝之时，无奈食之充饥，但因毫无营养，食久会肚胀而死。
竟敢进献此种东西，这不是往皇帝老儿的脸上抹黑吗？
真是胆大包天！
殷鉴不远，因直言进谏嘉靖皇帝而被打得皮开肉绽，“关五木”，陷囹圄，“当了十年官，坐了九年监”的乡贤杨爵之悲惨结局尚历历在目，你难道没有一点顾忌吗？
然而，救民于水火，他以“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的气概，拚着老命，奋然一搏，做出了这惊人的壮举。
他，就是当年三月刚刚升任户部右侍郎的富平人孙丕扬。
事情的由来是这样的。
万历十五年（1587），黄河以北大闹饥荒，孙丕扬的故乡富平和邻县蒲城、铜官到了采石作为食物的地步。孙丕扬感到哀伤，把数升石头进献给皇帝，趁机向皇帝进言：“现在全国百姓被额外征收的赋税所困，贫穷的并非只是吃石头的百姓。应该减轻赋税节省开支，罢除那些额外的收税派捐项目和不紧急的事务，减少官方收益而增加百姓收益，来保护百姓性命。”
皇帝被他的话说动了，很多赋税被减轻或废除了。
这真是救民于水火，功德无量啊！在那样的时代，那样的朝堂，以他那样的地位，能做到这一点，是很难能可贵的！
乡党们提起此事，都会感慨万端地说：“孙都堂真是替咱们老百姓说了话！”
四百多年来，这种出自内心的朴素坦直的赞誉，在故乡频阳大地上世代相传，流韵绵绵。
这真是：这碑那碑，不如老百姓的口碑啊！
孙丕扬，陕西富平人，字叔孝，号立山，明嘉靖十年（1531）生。他自嘉靖三十五年（1556）中进士，授职行人，就进入了官场，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而从42岁到83岁辞世，其人生中最重要的41年都是在万历朝渡过的。
万历皇帝朱翊钧是一个颇受诟病的人物。
他幼年即位时，虽然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但开始因有改革家张居正辅佐，总理朝政，国势几乎由此达到富强。万历十年张居正去世后，在申时行辅佐下，他也还有点作为。但后来他因循古制，饮酒作乐，深居宫中，从万历十五年（1587）起，近三十年不上朝。这就使朝政废弛，君臣隔离。
正事不理，万历皇帝却和群臣开始了两场旷日持久的争斗，直斗得天昏地暗，天怒人怨。
首先是关于上朝问题的争斗，持续了三十几年。接着万历十四年（1586）三月，内阁首辅申时行上奏，希望早立太子，以固千秋基业。缘此，万历皇帝和群臣的第二场缠斗“爭国本”又硝烟再起。这场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的大战极大地震撼了大明朝堂。争了近二十年，无数官员丢官发配，皇帝也被折腾的疲惫不堪，苦不堪言。
由于这两场争斗成了朝政的主戏，逐渐地皇帝和众臣都对国家日常事务无心照管，国家政治生活几乎陷于空转。而空转的最奇特表现就是官员配备经常空缺，据研究者称（2），最严重时，当时的中央六部，部长、副部长加起来，一共只有四个，礼部没有部长，户部只有一个副部长，工部连副部长都没有，只有几个郎中顶着。而实际上候补进士很多，想当官的人也多，但皇帝就是不批。
官员大量缺额，就造成了各部几乎无人管事。这种现象在刑部表现极为突出：由于案件无人管，造成狱中人满为患。最严重时，光刑部大牢里就关了上千名犯人，一直没有人理会。有些小偷小摸的轻犯，也得不到及时处置，一关也是好几年。
万历十九年（1591）十二月，因病回籍调养一年多的孙丕扬被任命为刑部尚书。面对这种混乱不堪的场面，他寝食难安，上任半年多，他就上书万历皇帝，提出了大刀阔斧的邢狱改革设想，得到了皇帝的批准。
改革的核心就两条：一是快速清理积案，解决狱满为患的积弊；二是规定省刑和省罚各三十二条，解决刑责过重和滥用刑罚的问题。
据《明神宗实录卷251》记载，万历二十年（1592）八月，“刑部尚书孙丕扬等言，折狱欲速，而待折之民常苦于迟繇，文移牵制故耳。”（3）
这就找到了狱满为患的根源，是官员职责不明，办事互相推诿，加之公文旅行，致使案件长期积压。体察到“罪人以速结为愿，狱魂以早出为安”（3），针对这一问题，他提出了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据《明史·孙丕扬传》记载：“拜刑部尚书，请敕天下抚按，请监使按行州县大录系囚，按察使则录会城囚，流徙以下抚按以达于朝，轻者立遣，重者仍听部，岁以为常。帝优诏褒纳”（1）。
这个办法就是请皇帝敕令全国的巡抚巡按官，让监司巡视州县，审查囚徒，按察使则审查省会的囚徒，流刑和徙刑以下的，由抚按官送达朝廷，罪轻的马上遣送，罪重的仍然听候刑部裁决，每年如此。神宗答复同意。
这个办法按现今的说法，就是“办案责任制”：把案件按大小轻重归属地分成若干种类，各类案件明确其相应的审理官员，并且明确其审理期限，以达到尽快结案的目的。
这就是所谓“参差各处究处，庶事体一而夙弊消”（3），防止了有关衙门相互推诿，案件久无决断。
由于他的刑狱改革的重点是解决案件审理过程中的推诿和迟繇问题，所以这次大刀阔斧的改革实行的结果是：“自此刑狱大减”（1）。
“孙丕扬，不转堂”
故乡人口口相传的“孙丕扬，不转堂”，其本意就是对这位乡贤出重手整顿刑狱这一骄人政绩的赞许和褒扬，既形象，又切中要点。
但是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这个口语的本义却被模糊甚至曲解了。至于戏曲《假金牌》，在这方面则走得更远，不仅歪曲了原意，连剧中的故事都是凭空虚构的。
那么“孙丕扬，不转堂”，到底从何而来呢？
这在《明史·孙丕扬传》中说得很明白：“ 丕扬以狱多滞囚，由公移牵制。议刑部、大理各置籍，凡狱上刑部，次日即详谳（yan)大理，大理审允，次日即还刑部，自是囚无淹系。”
就是因为审案中多部门插手（即所谓“转堂”），互相牵制，而且办事拖沓，才导致狱满为患的恶果，所以明确现定接手案件时，在刑部和大理寺分别建立卷宗，当日先由吏部初审，次日即转送大理寺，大理寺审过后，第二天就要转回刑部。按照这样严格的流程和期限，就大大提高了办案效率，避免了囚犯在狱中的滞留。
“孙丕扬，不转堂”说的就是这种防止滞留快速审结案件的办案流程。
针对当时普遍存在的滥施刑责的问题，他又“条上省刑省罚各三十二事”（1），具体而详细地规定了减少刑罚的项目和程度。这些规定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据《神宗实录卷264》记载，万历二十一年九月，“刑部尚书孙丕扬条陈省刑约束”（3），内分“律例原无宜省刑四条”“论理当重宜省利四条”“刑流防过省刑四条”“情偏防过省刑四条”“避天时省刑四条”“体人情省刑四条”“人可矜者省刑四条”“人可疑者省刑四条”，共计八类三十二条。接着又陈述了“省罚约束”也是八类三十二条。都得到了神宗万历皇帝的批准和褒奖。
这些规定充满着人道主义的精神。
例如：关于省刑，规定“勿用数百斤三四人立枷”“勿用脑箍竹签”“父子兄弟告者省父兄刑”“已刑上体莫刑下体”“已挞输家莫挞赢家”“勿偏听原被告加刑”“勿怒人强项加刑”“早晨宜省刑”“寒暑宜省刑”“口讷宜省刑”“诉冤枉者宜省刑”“老少者宜省刑”“病初愈者宜省刑”“残废笃疾者宜省刑”;关于省罚，规定“勿轻罪已拟而又罚”“勿重罪轻拟又加罚”“勿胁短明取罪民”“勿受贿赂故出人罪”等等。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在封建专制社会里怀着悲悯心肠的掌刑者。在他眼里，罪犯也是人，他们应该接受法律的规定的处罚，但不应该把他们不当人看，对他们滥用刑罚，或长期羁押。
他那人道主义的悲悯心肠使枯木蒿草也感受到丝丝暖意！从嘉靖三十五年（1556）25岁中进士，授行人，进入大明官场，到万历四十年（1612）81岁挂冠回乡， 56年间，孙丕扬仕途坎坷，几起几落。其中在职32年，被革职回籍赋闲或养病计24年。其中有两次辞职或被革职回籍，均处在他一生的关键时刻，而且都是他凛然正气，不肯俯就权贵所致。
隆庆五年（1571），在地方上担任行人、巡按、监察御史十五年后，40岁的孙丕扬被调入朝中，担任大理寺右寺丞，晋升为正五品。
对于一般官员，苦熬了十五年，仕途终于进入到向上发展的关键点，一定会谨言慎行，以免影响今后的升迁。但孙丕扬不管这些，他考虑的只是如何忠于职守，匡正政风。到职不久，他就弹劾了正在大权在握的内阁首辅高拱。
但是，鸡蛋怎能与石头相碰？高拱指示他的门生程文出面诬告，孙丕扬被革职回籍。直到两年后，隆庆皇帝驾崩，万历皇帝上台，高拱倒台，孙丕扬的冤屈得以洗雪，才被起复为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地。这是万历元年（1573）正月的事，这年孙丕扬42岁。
在巡抚保定的四年中，孙丕扬“以严为治，属吏皆惴惴”（1），就是说，他采用严厉的手段治理政事，下属官员都惴惴不安，不敢徇私枉法。同时，由于当时北方蒙古骑兵经常骚扰和入侵，而保定又有着拱卫首都的战略地位，所以，孙丕扬一到任，就巡视关隘，增设敌楼三百多所，修筑边墙万余丈。
由于他忠于职守、勤于政务，且做出了骄人的成绩，孙丕扬在万历四年受到朝廷嘉奖：“录功进右副都御史”（1）。
正当他在官场上进入难得的顺利发展时期时，一个更大的考验又降临到他的头上。
当时独揽朝政大权的内阁首辅张居正示意巡抚孙丕扬在大太监冯保的家乡保定为其修建牌坊。
怎么办？
要是别人，这可是一件求之不得的攀附权贵的机会。因为张居正能在万历初年专擅朝政，就是因为他和大太监冯保结盟，借助未成年的万历皇帝的母亲李太后，赶走了不可一世的前内阁首辅高拱。所以只要听从张居正的安排，讨好当时最有权势的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那今后的仕途肯定会顺风顺水。
可是，孙丕扬却断然拒绝了！
因为，他是“挺劲不挠”的孙丕扬（1）！
“挺劲不挠”，就是坚靱挺拔，刚正不屈。
他要凭借自己的努力，跻身政坛，实现自己治国安民的夙願，但绝不愿依附权贵以求得高官厚禄。
他是一个一身正气的深受儒家伦理浸润的仁人君子，怎能向一个太监低下高贵的头胪？
尽管孙丕扬是在高拱倒台、张居正掌权的情况下回到朝堂的，他的平冤和复出，张居正肯定是起了作用的，从他这一段时间比较顺利的官场经历来看，张居正对他也是很欣赏的，但是对于这种减损自己人格持守的谄媚行为，坚守在官场堂堂正正做人、“莫作怪”的孙丕扬 ，很自然地拒绝了—那怕这是张居正提议的！
得罪了两个把持朝政的权贵，后果当然是很严重的。
但孙丕扬不怕，他对此也早就做好了精神准备。
于是，他在万历四年（1576）四月，“因病乞休”，并于次年正月，获准回家“养病”，时年46岁，正当年富力强之时。
他这一“病”，就“病”了八年，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十一月才复出任应天府尹，这时他已54岁。这是因为万历十年（1582）六月张居正卒，此后不久，万历皇帝对张居正进行了清算，大太监冯保也被万历皇帝赶出了皇宫。
“挺劲不挠”的孙丕扬，其仕途坎坷，几起几落；其宦迹浮沉，断断续续，呈现出一种别样的官场轨迹。
嘉靖三十五年（1556）【15年】隆庆五年（1571），期间中进士，授行人，选御史，升大理寺古寺丞。（从25岁到40岁）
隆庆五年（1571）【2年】万历元年（1573），期间被革回籍。（从40岁到42岁）
万历元年（1573）【4年】万历五年（1577），期间起复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保定等处。（42岁到46岁）
万历五年（1577）【8年】万历十三年（1585），期间回籍 调理。（46岁到54岁）
万历十三年（1585）【5年】万历十八年（1590），期间出任应天巡抚，升大理寺卿，再升户部右侍郎，再升户部左侍郎，再升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54岁到59岁）
万历十八年（1590）【1年】万历十九年（1591），期间回藉调理。（59岁到60岁）
万历十九年（1591）【5年】万历二十四年（1596），期间任邢部尚书，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改任吏部尚书，加太子少保。（60岁到65岁）
万历二十四年（1596）【13年】万历三十七年（1609），期间回籍养病。（65岁到78岁）
万历三十七年（1609）【3年】万历四十年（1612），期间任太子少保吏部尚书。（78岁到81岁）
万历四十年（1612）挂冠回籍，两年后的万历四十二年（1614），卒，时年83岁。赠太子太保。
仔细观察孙丕扬的人生轨迹，人们似乎会觉察出一种非常矛盾的现象。
你说他热衷于做官吧？但在那些升迁的重要关口，只要他稍微世故一些，不要拂逆那些关键人物，就可以官运亨通，进入左右逢源的良好境界，他却容不得那些官场恶习，即使是面临巨大压力，也梗着故乡频阳人传统的“硬脖项”（ningpohang）而与之较量，直到被劾被贬被养病而断送了难得的升迁机会。
你说他对做官无兴趣吧？但每次朝廷征召，他都摈弃冤嫌，慨然出山，屡贬屡岀，毫不犹豫，甚至达到78岁仍“白首趋朝”（1）的地步，而且在新的岗位上会做出令人刮目相看的成绩！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后者显示他一直以儒家“拿得起，重在入世”的政治信条为圭臬，实践着中国传统文人“修齐治平”的崇高理想。
前者则集现了他以“莫作怪”为职场信条，在人格和官途发生冲突时，虽明知后果严重，但还是毫不犹豫地选择前者。
而面对被劾被贬被养病的沉重打击，他虽免不了情绪低落心怀幽怨，但最终还是会以道家“众人皆醉，惟我独醒”的超然，看得开，放得下，真个是“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
能上能下，能进能退，这是一种高妙的修养，是一种仁者的崇高境界。
古语云：“仁者寿”。
这大概是孙老先生长寿83岁的秘密。
嘉靖三十五年（1556），孙丕扬考中进士，随后即被授为行人，进入官场，后来又被提拔为御史，依次巡视京都地区、淮、扬等地。
他一入官场，既競競业业，强劲坚决，做好本职工作，又机智灵活地创新管理，化解矛盾，很有风度神釆，《明史》 上说他“矫然有风裁”。
“风裁”，既指一个人的风度、神釆，又指一个人刚正不阿的品格，“风裁峭洁”“风裁凛然”“风裁矫然”，都是对此的形象刻画。此外，风裁还可指文学作品刚劲有力的风度。
到了万历二十二年（1594）八月，63岁的孙丕扬接任吏部尚书。
吏部主管全国官员的选拔、任命、考核和升迁，是为六部之首，权力很大，因此吏部尚书又被称为“大冢宰”“太宰”。
这时已到了万历朝的中期，万历皇帝 “因循牵制，晏处深宫，纲纪废弛，君臣否隔。于是小人好权趋利者驰骛追逐，与名节之士为仇雠，门户纷然角立”（1）。就是说，由于万历皇帝后来因循古制，饮酒作乐，深居宫中，不再上朝，使得朝政废驰，君臣隔离。于是小人肆无忌殚地追逐权力和利益，他们把重视名节清廉高尚的人士视为眼中钉，并且纷纷结帮组派，以谋求更大的利益。
这样恶劣的官场生态，吏部必然成为那些追权逐利者的首要冲击目标。他们挟派别之力，极力干扰国家人事工作的正常开展，这已经成为万历朝中后期的一个顽疾。
但是，孙丕扬执掌吏部后，慑于他清廉正直的威名，“百僚无敢私干者”（1），众官员不敢用私事来干扰吏部的正常工作，那股长期肆虐的官场歪风戛然而止。
但是，当时宫里的太监却常常插手选官用官工作，他们仗恃着皇帝的恩宠，很难对付。
怎么办？
“风裁矫然”的孙冢宰思来想去，终于抛出来一个奇招“揱签法”：遇到大选、急选，都听凭应选者自己抽签，公开公平，众目睽睽之下，看谁人敢来搅和？
这无疑是一个绝招，那些宦官们只能干瞪眼，他们请托嘱意、干扰官员选拔的门路被堵了个严严实实！
由于孙丕扬“刚正不阿，不徇私情”的声威，和“发奸如神”的行政能力，彻底排除了来自朝堂和后宫的极力干扰，使吏部选人用人的工作走上了正轨。
这，成了当时混浊昏暗的大明官场中难得的一束亮光。
对此，《明史》也禁不住秉笔直书：“一时盛赞无私！”（1）
发奸如神
做为执法者，孙丕扬眼里揉不得沙子，任何作奸犯科的恶行，都很难从他的手中逃脱，不管它们有多么强势的后台。
据《明史·孙丕扬传》记载，有一次，皇宫中一个小太监在外面杀了人，就逃回宫中，以为这就没事了：谁还敢去戒备森严的天子居所里抓人呢？但是他时运不济，正好碰上孙尚书执掌刑部，此公偏不信这个邪，坚决上奏皇上，要求逮捕罪犯。最终使之得到发配边关的惩罚。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官场失意，并没有消磨孙老先生安国济民的一贯志向，正是在此次长达八年的谪居乡野期间，他为故乡文化建设写不了浓抹重彩的一笔：编修并刊印了万历甲申《富平县志》。
这是一件开创性的工作。
因为吾乡虽自秦厉共公二十一年（公元前456年）建县，已历经二千多年，却一直没有一部正式刊印的县志。虽然在明弘治到嘉靖年间（1488—1550）有人进行过县志编撰工作，但多是对《耀州志》的相关内容加以修补增删，难成独立形态，而且尚是初稿，未能正式刊印。
万历八年（1580），河北保定人刘兑任富平知县，在任五年。他廉洁自励，勤政爱民，政绩卓著。他有感于治地没有一部象样的县志，便立意在任内编撰完成。当得知当朝右副都御史孙丕扬因得罪张居正冯保而在籍养病，刘知县便以至诚之意三顾之，请其担纲编志，终得孙公“慨然”允诺。
由此，故乡历史上首部县志得以问世。
这部县志的编写过程，再一次展现了孙公的矫然风裁（风裁在此处，特指文学作品刚劲有力的风格），也展现了他的斐然文采。
这些都体现在这部县志的众多特色上。
惊人的编写速度
从万历十一年（癸未，1583）六月受邀到同年九月，其撰稿“不三月而告成”（8），到次年（甲申，1584）正月正式刊印，总共才八个月。
亲历亲为的踏勘，令人一目了然的山川描述
担纲撰志后，年已52岁的孙公不顾年事已高，白天带领自己的子弟和学生跋山涉水踏勘县域，大凡地形地貌、地理标识、田畴渠堰、古迹遗存、村镇道路等，均一一记录在案。晚上则整理记录，查阅资料，秉烛执笔。有了这些准备工作，孙公便挥动生花之妙笔，在《地形》篇里，对故乡的山川形势进行全景式的描述，使读者看来，既有整体效果，又仿佛身临其境，“记似志文，读若游记，每每催人心驰神往，眷绵万千。”（5）
独特新颖的体例
孙公以第一人称叙事，已见其在志书写作中的别出心裁。他更追随太史公的风格，在书的重要处屡屡发表中肯、深刻、独到的评论和感慨。并借鉴“太史公曰”标为“频阳人曰”，既表现了满满的故乡情结，又镕铸了对所述人、事的真知灼见。
褒贬臧否的快意
挺劲不挠的孙公，其撰志之风格一如其人，对贤者褒扬，对愚顽者贬斥，均秉笔直书，不稍遮掩。“王翦的千秋勋功⋯杨爵的孤介忠耿⋯李宗枢的担当治严，孙公则饱蘸笔墨，…，大力赞颂。”“凌云的行政无措⋯王钟的不检孟浪⋯杨士廉的盲目兴水⋯则录之于志，以儆后人。”（5）
体察民瘼的衷情
他生长于农村，知农悯农，特别是对于故乡素来的贫水之苦，更是萦绕于心，因此在撰写志稿中总是“把开渠治水作为兴富之要务，提出开发西三尺岭引水惠泽通川的建言”“一位当朝高官能惜民于此，实在难寻。”（5）
细致入微的严谨
孙公以史家的严谨，对材料的取舍反复斟酌，对疑难之处精准考据，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在计量方面达到很高的精确度。如人数统计精确到个，长度精确到分（1/100尺），而对于玉镜山前秦离宫遗址，经过亲自现场步量，也测出了其长宽的精确步数。其认真态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
凝练流畅的行文
语言，关系着一部志书的品位和品味，毫无疑问，它也决定着一部志书的品级。孙公依仗着渊博的学识和老辣的文笔，造就了一部令人耳目一新、质量上乘的县志。他行文的特点是“无论记人论事，通俗真实，不夸张，不渲染。他注重浓缩语言，不啰嗦，不冗繁，言简意赅，详略有度，文约事丰。”（5）
首次概括出富平精神
孙公在撰写县志的过程中，深感故乡民情民俗民风之可贵，为世代传承和发扬光大，他饱含深情地概括出富平精神。文曰：“富平为丰镐北地，其民有先王遗风。勋业节义，接踵前修，敦厚力本，遍满境内”又以“尚忠义而乐恬退，躬孝友而敦朴实”及“仕者居乡，不贵骄人。学者取友，恬不若己。见人不善，望望而去之”加以铨释。
县志面世，一直倾注全力统筹编写工作的知县刘兑十分高兴，他称赞此志书“裁其肮脏，出其精丽，委心素定，总述不迷。地图志见疆域之指顾；地形志见山河之错综；建制志见郡国之兴盛；祠祀志见邪正之崇黜；志官守系去思也；志乡彦崇往献也；志选举尚人才也；志田赋重民命也；志习俗端风教也；志沟渠开利源也；是志，无一不当……足以益民而传于后。”（8）
孙公对完成这一旷世壮举，也极为激动，慨曰：“能编此志，不枉此生！”（6）
由于这部县志万历十二年（1584）正月完成稿本，当年刻版印刷刊布，岁在甲申，故史称明万历甲申《富平县志》，习称《孙志》。
这部志书破史学界誉为方志奇葩。
史学界还公认它是陕西八大名志之一。
《富平县志》“刘兑叙”中说到孙公撰志时称“公慨然率门人辈治藳于锦川精舍，不三月而告成。”
锦川精舍在哪里？
有学者说就是流曲镇南街的孙宅。而在明万历《富平县志》的“志后叙”中记载：“富平县立山先生，秉钺恒阳，退而结庐频山之麓，日事诗书其中。是时，太公无恙也。入则承欢顺志，岀则明经授徒，一时学者翕然宗之，垂七年。”
读此文，笔者心中豁然开朗：锦川精舍原来就是位于我们石家梁村北的那个小时候经常听老人们说起的“孙家洞”（Sunyatong)呀！
我们村后面正对着石叠山，石叠山脚下原来有一处大庭院，附近的人称之为“孙家洞”，当地口音叫“Sunyatong”。村民们世代相传那是孙丕扬老先生避暑的地方。时隔三百多年后，那个院落一直都在，当然它的主人和用途后来肯定发生了改变。解放初，它被拆除了，其中木料砖瓦等建材拿去盖了学校。
虽然此后此处建筑不复存在，但当地人还是称那里是“Sunyatong”，后来干脆简称为“洞儿上（tong儿上）”。
这里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宝地，西边是被誉为“小华山”的金粟山，金粟山东侧是当年王大将军演武练兵的黑鹰沟，黑鹰沟东边就是石叠山，石叠山东边隔大水峪而望是宝塔雄立的万斛山。
与金粟山的秀丽和万斛山的雄阔相比美的是石叠山的险奇。其上有幽奇清爽的碧云岛（洞），因为进洞必经一段石板铺就的窄桥，当地人称之为“板桥”。
每逢夏日，石叠山下凉爽宜人，加之还有山上的碧云岛更是一个消暑佳地，孙公选此做为避暑地，确有眼力。
因此，根据民间传说和文献相印证，笔者肯定：孙公的锦川精舍就在石叠山下。
依此也可以肯定，万历甲申《富平县志》就是在此修成的。
参考资料
（1）《明史·孙丕扬传》．
（2）当年明月，《明朝那些事儿》．
（3）《明神宗实录》．
（4）彭辉，明|吏部尚书孙丕扬宦迹考，《富平人》，2018-10-25．
（5）惠志刚，从明清四部《富平县志》版本比较了解富平文化的厚重，《富平人》，2016-9-23．
（6）倚新虎，首都富平县志记，《富平人》，2019-4-22．
（7）彭辉，明·知县刘兑宦迹暨家世，《富平人》，2021-9-30．
（8）《孙志·刘兑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