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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壇“百慕大” ——文坛的“二十七岁之殇” ◇茱萸 人类对死生更迭和时间流逝的咏叹从来没有间断过，不管是陶潜的“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还是李白的“浮生若梦为欢几何”，都是从他们或静穆或飘逸的面孔里抽出的哀伤的丝线，而王右军“死生亦大”的叹息，更是将个体生命在面对永恒的时间流逝时表现出的无能为力和不知所措的秘密道尽。尽管宋人张载曾说“存，吾幸事；殁，吾宁也”，卡莱尔在他的《约翰·斯塔林的一生》里也很沉着地提及死“是很奇怪的东西，可它还没有旁观者所觉得可悲的百分之一”，但这种哲人式的对死亡的静观态度，并没有冲淡人们对这种生命独特存在形态的形而上的迷恋，而悼亡和早夭这两种文人的独特情结，作为艺术作品大花圃里的奇葩，也一直散发着它让人沉溺的香味。 早夭，就是它，它似乎成为了天才的宿命、哀伤的绝唱。无数少年英才匆行于世，留下他们的光芒，然后迅速抽身，留给我们一个单薄而苍凉的背影，并惹出身后不绝的多情文人们的悼亡诗。不管是薛涛所谓潘安的“一半音词杂悼亡”，还是曹丕在其《又与吴质书》里所言“何图数年之间，零落略尽，言之伤心”之对徐（干）、陈（琳）、应（玚）、刘（桢）等人的怀念，都使不少的文学史里人物的“哀毁”形象弥漫其间。更不用说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的那句浸透着悲观的话语了，那是真正的无可奈何和对万物无常的变易的哀叹，他说，“我们全都是短命人，回忆者和被回忆者全都一样。” 人们不倦地谈论着死亡，这无法破解却又时刻吸引着大家的谜团。而有不少作家和诗人，却被它所提前召唤，他们在生命的极盛时期被牵引到死神的座前。至于真的是不是凡夫俗子如我辈者所说的“提前”，又有谁知道呢。 “据不完全统计”——我也许可以用这种比较“官方”和“正式”的说法来表达了——，这个早夭作家的名单会很长，长到足以让不少人厌倦；而个人的视野无疑又是相当有限的，这就注定了我得选择一种比较廉价却并非毫无意义的角度来谈论这个已经被谈论遍了的话题——说起此文的缘起，倒真是起初与友人对这么一个频繁曝光的年龄的谈论：二十七。但愿对这个的谈论不会被视为存心轻慢那些早逝的魂灵。事实上，我也无法心藏大恶，只是这是否正应了蒲松龄老先生在《聊斋自志》里说的，寄托如此，亦足悲矣？ 我最早知道的去世于二十七岁盛年的诗人是李贺。因读他最早，倾心于其作也最早，故看他自与别人不同。三年前，我还写过一篇现在看来近乎矫情的文章来纪念我对他的阅读。不过想必不少中国人都对他作品里反复表达的光阴短促人生有穷的思想印象深刻，至于知道他殁于二十七岁之盛年的人也多多，我于此老生常谈，无非是再一次回忆当初读李贺的情景，再一次沉入他的生命之潭，捞取一些不带偏见的诚意。 对他的初次了解倒似乎不是直接与作品接触，而是从儿时的励志读物里看到的，贺母针对儿子日日外出苦吟的行为发出的“儿呕出心肝乃已”的那声况味复杂的叹息。当然那时候是不明白这声叹息后面的种种，而这样的文言句子也是后来才真正弄懂意思的，虽然那样的书里都附录有“今译”。而于我而言，与其作品的接触也不像多数人那样始于中学课本里的那首《李凭箜篌引》——更何况据说他的诗倒是不适宜中学生读的，不是属于所谓的“健康向上”那种类型，所以中学课本里很难见得到李贺的作品，倒是这首，因了描写音乐、近乎“健康向上”而幸免于难——，我最早与他的作品邂逅，早在儿时初读唐诗时节，九十年代初。该是《马诗（其五）》吧，依稀记得那本异形开本、印刷不精细的读物里还配有工笔插图，只是因为变迁，现在回老家倒是找不到那本唐诗读物了，而现在印刷越来越花哨的出版物也少有工笔插图的，出版行业的“进步”，可见一斑。那时候的我还背过这首其实适合放到中小学课本里去的诗，也许用童声来读，更添说不出的味道：“大漠沙如雪，燕山月似钩。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 李贺的早逝，除了一般认为的那些现实际遇因素外，也许他自身的性格和看待事物的角度也有别于常人。出身皇族、才华横溢，少年以诗才名动京师，一首《高轩过》令韩愈为之击节，这些因素似乎都可以让他的生命鲜亮起来。但体弱多病、多愁善感的他竟以二十七岁终，常令我怀想和猜测他吟起“秋坟鬼唱鲍家诗”这样的句子时候的心境。 有意思的是，与他同时代稍偏后的大诗人李商隐和杜牧都与他有着些瓜葛。杜牧为《李长吉集》作过序言，而李商隐则作过一篇《李贺小传》。杜牧在序里提到世人的观点，“使贺且未死，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但我向来对此说持怀疑态度。艺术并不一定随着作者们的年齿渐加而趋向成熟，有些人或许生来就是为瞬间绽放，而无续响。 李商隐在《小传》里为李贺的死加上了传奇色彩。“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或许二十七岁的李贺，真会习惯这个差事？只是这段时间以来在一些打折书店频繁见到一本《李商隐诗全集》，后面附录了《李贺诗集》，薄薄的十来个页码，附录上李贺诗的理由，据说一是为了优惠读者，二呢是因为李商隐的作品里无疑流动着李贺的血液。若“细瘦，通眉，长指爪”的李贺地下有知他这番身后遭际，不知会作何感想？ 我是有单行本的《李贺诗集疏注》的。关于那本书，倒是自有一番唠叨。此是后话。 第二个要说的凋零于二十七岁的绝美生灵，是俄国诗人莱蒙托夫。我对他的了解和阅读都甚有限，所以这番谈论势必不得要领，难免生吞活剥他人的谈论和记述。但愿这些都算不上亵渎。 我记得我的一位高中同学似乎特别偏爱莱蒙托夫的作品，那时候我们都已经开始写诗——态度诚恳但是依然横冲直撞，没有方向地写着——，并经常交流着阅读心得。他的作品里频繁出现白桦林、北方、雪橇、伏特加等等富有俄罗斯色彩的词汇，经常流露着对俄国那块土地的向往。我不知道那时候的写作算不算无根的，尽管我知道我们都对那个遥远的国家知之甚少，反正我却从他的诗里嗅出了一丝与我的阅读和写作不同的气息，而事实上，即使到了现在这个年龄，我对俄国的大部分作品都没有什么感觉。 或许那个时候的我们的“喜欢”，大抵是在寻找精神上的引领之梯，或者直接就可以说，是为了寻找一个参照或偶像。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依然难以融入到莱蒙托夫的诗歌气息里去，或许是因为读得不多，或许也因为其他的隔阂，但是我依然对这样的诗人保持着我谨慎的敬意。他那里有我向往久之而不可得、甚至潜意识里对其有所排斥的气质——这看起来是一个矛盾的说法，但是我只能说，这对我本人的确有效——，而他一生的传奇，自然也容易引起那时候的我的好奇。 “不，我不是拜伦，我是另一个人│虽被选中，却还默默无闻，│像他一样被世界放逐，│却怀有俄罗斯的灵魂。”（莱蒙托夫《不，我不是拜伦》） 他的确“被世界放逐”的，也被沙皇当局流放到高加索两次，时间分别是1837年和他去世的一年前也即1840年。他的儿时似乎也有一段时间是在高加索度过的，家园的栖居者和流放者这两种不同身份，对于莱蒙托夫而言，高加索这个地点是否也有着多重含义？ 关于诗人的经历，相信到处都有文章在讲述了，而我只拥有对于他的可怜的一些阅读和了解。我只知道他的第一次被流放，同样是与“诗人之死”有关的。普希金——这位在中国比莱蒙托夫名气更大的诗人在决斗中重伤后去世，莱蒙托夫愤然而作《诗人之死》一诗直言普希金的死应该归罪于俄国上流社会，因此被流放到高加索。而仅仅四年之后，莱蒙托夫也被动地卷入了另一起“决斗”，在一次家庭晚会上，莱蒙托夫的玩笑激怒了老同学马丁诺夫，引起争吵，我不知道这位马丁诺夫先生是如何向诗人发出决斗的挑战的，只是接受了挑战的却不以为意的莱蒙托夫被一枪打死。他正是他自己所谓的“被选中”的天国赤子，上帝迅速地召回了年轻而才华横溢的诗人——以人间的方式。 只是俄罗斯的造物主似乎特别偏爱去操纵一场决斗？莱蒙托夫生命的指针停留在了二十七岁——这尽管者是一个很普通的比喻，而且事实上他在去世时还没有满二十七周岁，但我不介意表达我在表达上的无能为力了。现在的我跟我当年的那位高中同学已经绝少联系，更谈不上谈论当年说过的那些诗歌，但是对莱蒙托夫的早逝，他应该也同样经常提起，却打心底里不愿意如此言说。 关于李贺和莱蒙托夫的早逝，被道说得已经够多了，但愿他们得以往生清净之地，不再被尘世的喧嚣所打扰。而在隔海相望的日本国，不遥远的年月里，也有着这样一位诗人，在她的二十七岁完成了生命绝美的舞蹈。她写的是童谣。这些可以说是写给所有人——而不单单是孩子，虽然据说日本的“童诗”是特意为儿童作的——看的童谣，是一面照见美好的镜子，她通过她的诗歌，慈悲地与卑微的万物同在。这位天使的名字叫金子美铃，与李贺和莱蒙托夫相比，她无疑快要被人们忘记了，或者说，更多的人压根不知道她，更何况她的作品本身，也的确是一度被世人遗忘了的。 在当当网的图书频道里，金子美铃被译介到我国的诗集《向着明亮那方》是被归属到“童谣、儿歌”类里去了的，但就我极其有限的阅读来看，她的有些诗，里头有着太多的酸楚和凄凉。虽然它们仍然是美的，却美得惊心，不比她大部分作品的澄澈与平和。这是些怎样的句子呵—— “冷冷的，冷冷的，土里，│金鱼在想什么？│想着 在鱼贩担子里认识的，│很久，很久以前的，伙伴。”——（金子美铃《金鱼之墓》） “上面的雪│一定很冷│轻盈地依偎着冰冷的月光 ‖底部的雪│一定觉得沈重│负荷成百人的重量‖中间的雪│一定觉得孤单│它既看不见天，也看不见地” ——（金子美铃《雪》） “向着明亮那方│向着明亮那方。│哪怕只是分寸的宽敞│也要向着阳光照射的方向。‖住在都会的孩子们啊。”——（金子美铃《向着明亮那方》） 金子美铃生于1903年，卒于1930年。花样年华，里头的水分被造物主拧干，留下些微的痕迹和略有的潮湿气息，这些气息代表着生命。我对她的阅读和了解也只是前阵子才开始的，粗略地知道这位活跃于上个世纪20年代的日本童谣诗人生前留下过三本手抄童谣诗集，在日本已经全部出版过了，广为流传。但那似乎是80年代的事情了。——她的确是被遗忘了不短时间的。被译介到我国的那本《向着明亮那方》的编辑推荐词说：“她于清贫之中，却是真正的心灵贵族……”这该是一个多么独特的评价！ 我得承认我对这位女诗人的缺乏了解导致我叙述的苍白，与她有关的一切我都不甚了了，于是我只能揣测了，她的二十七岁本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年纪？“它是从寂寞的千屈菜的花里滴下的那颗露珠”（金子美铃《千屈菜》），她也应该是吧，那颗寂寞的露珠。日本的著名诗人西条八十说她的诗“似乎有一种融融温情笼罩着整个童谣”，可是我为什么却从里头读出了凄凉和寂寞？或许联想到她的早逝，反而让我从阳光般的童谣里品出了些许不协调的味道罢。 而我书架里的那本由是永骏等人翻译的《日本当代诗选》，却终究没有读下去。里面没有生于1903年的金子美铃，没有她的诗。我找不到关于她的更多资料了，只是从朱大可先生处探知，金子美玲23岁上嫁给一个生性放荡又不许她写作的店员，他的这位丈夫甚至不准她跟文友通信往来。在提出女儿归她抚养的条件下，她被迫与之离婚，但前夫后来竟强索女儿，以死抗争的她最终服安眠药自杀。故事在这里结束了，关于金子美铃的身世和人生，我终究也没有知道得更清楚。 也许大家都知道那位三十余岁便匆匆离开人世的诗人徐志摩，这大抵托福于中学课本里他那首“回风舞雪”的《再别康桥》。但或许在现在的多数人心里，他的形象近乎“纨绔子弟”，而胡适却给了他“天才之高，性情之厚，真无第二人”的评价。但说到天才之高、性情之厚，或许与他同时代、比他小十岁光景的梁遇春亦不遑多让。徐志摩堕机身亡后，梁有祭文《Kissing The Fire（吻火）》，短短数百字，却将徐志摩的灵魂看得如此透彻通明。可是在志摩身故之后不满一年，梁遇春竟也因为犯猩红热，猝然逝去，时年虚龄二十七岁。 我知道这个名字，早在上中学的时候，但惭愧的是，近期才开始对他的作品进行较为认真的阅读。这种“迟到的阅读”，与其说是在“补课”，不如说是因了一段书的缘分，才开始去体悟这个名字背后的文字。我十月份在复旦附近的博师学术书店见到了梁遇春的《春醪集》——这本《春醪集》，倒不是1930年北新书局初版的那本书的翻印或重版，而是他的两个作品《春醪集》和《泪与笑》的合集——，新世界出版社2005年1月的版本，随行逛书店的朋友建议我买下来，说完全值得一读，更因书价便宜（打了三折之后我以7元购得），便将此书“请”了回来。书的外封，除了书脊上有一小段白色外，通身全绿。除了题名、作者和出版社外，封面上还打上了“'五四’最美的散文”几个字；虽说放在这里可能是宣传语，但在我看来，梁遇春的文字的确当得上这样的赞誉。 这个名字是不应该被淡忘的，虽然我也见过不少写其人其文的篇章，但事实上他的确一直不在大众的视野内了。梁遇春，别名驭聪，又名秋心，后就读北大英文系，师从叶公超、温源宁等名师，他大学毕业后几乎没有离开过象牙塔，毕业后留校和赴上海任教过，时有“少年教授”之美誉。他的作品除了翻译的西方文学作品之外，大部分是散文，这些散文自1926年开始陆续在《语丝》、《奔流》、《骆驼草》、《现代文学》、《新月》等刊物上发表过，收录在我买的那本《春醪集》里的文章，几乎全是在这些刊物上发过后又经修订再收录其中的。 他的好友冯至称他足以媲美中国唐代的李贺，英国的济慈，德国的诺瓦利斯。而冥冥中似乎真有定数，梁遇春和李贺、济慈一样，都去世于二十七岁上下；梁与诺瓦利斯的去世时的岁数也相差不大——去对比这种惊人的却似乎意义不大的相似，倒显得刻意，却同样令人感叹不已。而冯至的诗作里，有两首是送给梁的。大抵这般的生命和才华过于灼灼，旁人感受到的光芒和痛楚，都溶在了这短短长长的诗行间： 我如今感到，死和老年人│好像没有什么密切的关联；│在冬天，我们不必区分│昼夜，昼夜是一样疏淡。│反而是那些乌发朱唇│常常潜伏着死的预感；│你象是一个灿烂的春疏│沉在夜里，宁静而黑暗。——（冯至《给亡友梁遇春》之一） 我曾意外地认识过许多人，│我时常把他们寻找。│有的是在阴凉的树林│同走过一段僻静的小道；│有的同车谈过一次心，│有的同席间问过名号……│你可是也参入了他们│生疏的队伍，让我寻找？——（冯至《给亡友梁遇春》之二） 我对有关梁遇春的一些资料和纪念文章囫囵吞枣地过了一遍，发现纪念文字既有他的朋友写的，也有不少是师长所作，体裁也包括文章和挽联等各种形式；梁当时所交，亦是一时俊彦，如废名、石民、冯至等。同辈乃至包括长辈对梁的评价都颇高。据说在梁的《泪与笑》这本集子的初版上，原是有废名的序的，可惜我拥有的这本《春醪集》里虽然收录了《泪与笑》，却将原来废名的序撤去了。后来在网上搜到《泪与笑》的相关资料，发现原版的序还不止废名这一篇。废名在序言里盛赞他的这位早逝的朋友：“我捧着他的文章，不由得起一种欢欣，我想我们新的散文在我的这位朋友手下将有一树好花开”，并为悼念梁遇春而作了一副现在几乎被引用了无数遍的挽联：“此人只好彩笔成梦，为君应是昙华招魂。”吟咏至此，凄然而已。 梁遇春传世的散文不多，基本收在了《春醪集》和《泪与笑》里，也就是说，在我这本224个页码的书里，几乎有了他除翻译之外的所有的作品。我向来是对这般文字抱着无限的喜爱之心的，它们里头有着浓郁的书卷气，字里行间流露出智慧的气息而又不失之造作和拘泥，因了与人世有一层不厚不薄的刚刚好的“隔”，又因了对人间诸般事物的“清谈”姿态，很容易让人“掉”进去。这些文字是不适合仔细读、却又值得玩味不已的。这真是一件矛盾的事情！而写这样的文字，才、情、学、思这四个方面，缺一不可，否则就难以有如此瑰丽的景色生于此世间了。猝然而来的猩红热带走了梁的物理意义上的生命，他短短的近二十七年的光阴，却熔铸了难得一见的光辉。 梁遇春的集子里，有两篇《梦中醉话》。世人皆在梦中，而所言所行无非是梦、是醉，梁遇春梦中说梦、醉里谈醉，更得其中三昧。这位自称喜欢“迟起”的才子在写出那些奇妙的文字之前，肯定是少不了“五车书”垫底的。他自问“再过几十年，当酒醒帘幕低垂，擦着惺忪睡眼时节，我的心境又会变成什么样子”（《春醪集·序》），而事实上几十年过后，写下这些文字的人已经不在了，要知道他的心境，去问谁呢？ 关于他，我再谈下去的话，就显得矫情了。就此打住吧。 童年的乡居生活之于我，已是遥远的记忆和念想，而那个时候读过的古诗和小说，却能至今不忘。国族文化，大抵根植于这些童声的诵读之中，而趋至繁茂和流长。只是小小的我们，对那些古老灵魂的喜好却是有侧重的。我跟所有的儿童一样偏心，那个时候，除李贺、李商隐之外，印象最深的当属王勃了。原因也跟前面谈到的差不多，我很小的时候就能背诵他的名篇《滕王阁序》，虽然现在不是很喜欢这篇文章，但那个时候的崇拜却是诚心实意的。他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山中》等诗歌也自不陌生，兴许只是理解不了那“山山黄叶飞”的空阔寂寥罢了。及至大一些，读了“三言”，对《醒世恒言》的最后一卷《马当神风送滕王阁》自然也没有放过。虽说那只是小说家言，语涉不经，对于里头写他 “从来才子是神仙”、“便随仙杖伴中源”式的结局，却也是极喜欢的。 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也即今山西河津人。据杨炯《王勃集序》，他生于贞观二十三年，也即公元649年，那正是一代英主李世民去世的年份；卒于公元675年，那一年唐高宗诏令武则天摄国政。当然，另有歧说认为他生于650年。王勃去世时，虚龄二十七，他的一生，几乎和高宗李治的政治生命的长度等同。王勃的祖父是隋末大儒文中子王通，父亲王福畤曾出任太常博士、雍州司功、交趾县令等职。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王勃自然深受熏陶，自小便被目为神童，弱冠之前便有人向朝廷举荐他，“对策高第，授朝散郎”。对于那些才子们的少年得志，我向来是持冷眼旁观态度的，正因其才华早露，便难免心生骄气，恃才傲物，做出些过分的举动来。如日后的在虢州参军任上杀死自己所匿藏的官奴而获罪，亦如《唐才子传》里说的他“倚才陵藉，僚吏疾之”，是因才傲物，为同僚所嫉。老子说“揣而锐之，不可长保”，恰恰是给这类天纵之才的提醒和符咒。 王勃在公元666年被当时的沛王李贤征为王府侍读，接下来的事情就广为后人所知了。据《唐才子传》中记载，在王勃到沛王府任侍读的两年之后，因戏为《檄英王鸡》一文而被高宗李治怒逐出府，理由是他使诸王闹了矛盾。接下来故事便回到我们的开头： “沛王召署府修撰。时诸王斗鸡，会勃戏为文檄英王鸡，高宗闻之，怒，斥出府。勃既废，客剑南，登山旷望，慨然思诸葛之功，赋诗见情。又尝匿死罪官奴，恐事泄，辄杀之，事觉当诛，会赦除名。父福畤坐是左迁交趾令。” （见《唐才子传·王勃》） 王勃南下前往探望当时被贬为交趾令的父亲，途经南昌，恰逢当时的都督阎公新修成滕王阁，便成全了一段文辞佳话。唐代诗人罗隐有《滕王阁》一诗云： 江神有意怜才子，倏忽威灵助去程。一席清风雷电疾，满碑佳句雪冰清。焕然丽藻传千古，赫尔英名动两京。若匪幽冥祐词客，至今佳景绝无声。 至于其间的曲折，想必大多数人都有所了解，而在《唐才子传》里记载的滕王阁佳会后王勃渡海探亲、溺水惊悸而夭的结局，在《醒世恒言》的小说家言里却成了受吴彩鸾之邀往蓬莱方丈作词文记以表篷莱之佳景，踏水而去的传奇。国人痛于才人早逝，故常常要给他们安排一个浪漫的去处，“从来才子是神仙”或许就是这种愿望的直接表达？李白的“骑鲸饮酒捉月溺水而终”以及前面提到的天帝召李贺为白玉楼作记这些辛酸故事的浪漫尾巴，寄托着国人的多少痛惜和朴素的祝愿，而我的童年，那些与父亲在一起的美好时光，在对他们的作品的诵读声中度过的春昼和秋夜，也一去不复返了。 接下来我想把英国的济慈、南朝的王融以及北宋的王令放在一起谈论，虽然他们之间除了同为诗人外没有任何其他的关系。当然，他们也都是在二十七岁上下离开人世的，济慈和王融去世的时候都还未满二十七周岁，而北宋诗人王令去世的时候则算是接近二十八了，要把他们拖入我们的谈论话题，只能算大概的年龄，但愿这也不会是某种轻慢。 对于济慈，我的了解不多，更惭愧的是，我对他的作品的阅读也极为有限。对于这样的诗人，任何随便的谈论都会显得无聊和缺乏必要。在刚意识到该去阅读一些外国诗歌的那几年，我对济慈的了解也仅限于对他身世的简略介绍、几首代表作以及那条美得令人沉静的墓志铭。他主张“美即是真，真即是美”，他的短暂而追求自由的一生和那些诗篇无疑是最好的证明。屠岸先生的翻译让《夜莺颂》如此完美而静穆： 我的心痛，困顿和麻木│毒害了感官，犹如饮过毒鸩，│又似刚把鸦片吞服，│一分钟 的时间，字句在忘川中沉没。 …… 我倾听黑夜，多少次│我几乎爱上了逸谧的死亡，│在如此多的沉思之韵中呼唤她轻柔的名，│编织成歌，我无声的呼吸；│现在她更加华丽的死去，│在午夜不带悲伤的飞升，│当你正向外倾泻灵魂│这般的迷狂！ ——（《济慈诗选》，屠岸译） 1821年2月23日，济慈于去意大利疗养的途中，因肺结核的迅速恶化而逝世。生于1795年的济慈，去世之时连二十七岁还未到。前面说到他的墓志铭，这句铭刻在墓碑上的话给予了他人世能给的最高的精神礼遇：Here lies one│whose name was written in water。这句话翻译过来便是：“长眠于此之人，他的声名书写在水上。”水上书写着的，那是不朽的声名和永久的赞赏。 前面提到的那本《济慈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的翻译者屠岸先生本身也是位诗人，他在译序里这样评价这位年轻的诗人：“如果天以借年，他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成就，是难以逆料的。但是人们公认，当他二十四岁停笔时，他对诗坛的贡献已大大超越了同一年龄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 济慈的成就和贡献是否超越了“同一年龄”的乔叟、莎士比亚和弥尔顿，这个不容我置喙，但根据我一贯的观点，“如果天以借年”这样的假设，在我来看，仅仅适合用来寄托惋惜之情，至于后面的判断，则未必正确。有的人似乎就专为那二十几年的绚烂而生的，我一再地这样强调，或许潜意识里是怕看到他们“才减江淹”似的结局。关于这个，西方的才子们或许好一点，而在我们国家的传统里，有着太多的过早衰老的文人。 书圣王右军的《兰亭集序》为后人记录了举办于遥远的永和九年的兰亭雅集之盛况，他在这篇文章里提及生死穷通，寄托了晋人宏大而繁密的忧伤。而一百多年后的南朝齐，在三月三日的曲水也上演着类似的风雅集会，主角换成了南朝齐的帝王和他的臣子们，里面有年轻的王融，他的一篇《三月三日曲水诗序》博得了“可与司马相如《封禅书》媲美”的称赞，而此序文中“有诏曰：今日嘉会，咸可赋诗”的这个句子则彻底暴露了它为应制之作的真实身份。但没有关系，三月三，有年轻的诗人们，这是一场在帝王与他的臣民们的各式礼节中突兀生长着的巨大的美的盛典。 王融生于公元468年，因事被赐死于他的二十七岁虚龄上。他是南朝宋的中书令王僧达之孙，王融少年时入竟陵王萧子良幕，极受其赏识，史载其“与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情分殊常”。然而命运这篇大文章恰也在这里为他埋下了伏笔。南齐武帝去世后，因萧子良与萧昭业帝位争夺战的失败，王融以依附萧子良的罪名被孔稚圭奏劾赐死。在这里我要插一句，这个孔稚圭，正是那篇名文《北山移文》的作者。中学时候读《古文观止》，里头便有这篇，我是极喜欢的。在那个年代，各为其主的文人们也免不了互相争斗，没有对和错，只有生，和死。年轻的诗人，死于统治阶层内部的利益争夺，他为这个王朝的主人的更迭，以及即将到来的更大的祭祀活动，献上了他自己，这份卑微而华丽的祭品。 翻看我手边的《南齐书》（岳麓书社1998年版），发现王融的传和谢眺的传一同放在《列传·第二十八》里，王融本传称其“文辞辩捷，尤善仓卒属缀，有所造作，援笔可待”，他与沈约、谢朓、周颙等一起推动过诗歌形式的发展。为后世所称的“永明体”，便是他们创建的讲究声韵格律的诗的新变体。王融有《奉和秋夜长》一诗：“秋夜长，夜长乐未央，舞袖拂花烛，歌声绕凤梁。”只是斯人已去，当是“空余歌声绕凤梁”了。 王令，北宋人，字逢源。“拗相公”王安石自命甚高，不轻易许人，但却对这位名扬于江淮的青年诗人赞誉有加，引为知己，并执有着对其的终生的怀念。王令于公元1059年，他的二十八岁上，在贫困中去世。王安石在《王逢原墓志铭》里感叹道： 始予爱其文章而得其所以言，中予爱其节行而得其所以行，卒予得其所以言，浩浩乎其将沿而不穷也，得其所以行，超超乎其将追而不至也。于是慨然叹，以为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将在于此，余将友之而不得也。 “可以任世之重而有功于天下者”这句话出自王安石嘴里，可不是一般的赞誉。在此之后，王安石还不止一次作诗怀念他这位“难得的朋友”（“余将友之而不得也”），那些句子写得多么动情啊，“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妙质不为平世得，微言唯有故人知”（《思王逢源·其二》）、“百年相望济时功，岁路何知向此穷。鹰隼奋飞凰羽短，骐驎埋没马群空” （《思王逢源·其三》）、“行藏已许终身共，生死那知半路分。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 （《思王逢源·其一》），千载以下，读来沾巾！ 王令的诗极有特色，虽然我所读不多，却也记得一些特别出彩的篇章。记得钱钟书似乎在《宋诗选注》里说他“大约是宋代里气概最阔大的诗人了”，他的代表作当属《暑旱苦热》，或许这首诗是最能说明他的“气概阔大”的： 清风无力屠得热，落日著翅飞上山。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乾。 昆仑之高有积雪，蓬莱之远常遗寒。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昆仑之高”、“蓬莱之远”固是避暑的所在，而我们的诗人王令竟欲“手提天下往”，这样的句子倒是让我想起了唐代诗人刘叉，他的《冰柱》诗气魄殊大，也难怪后来大才子苏东坡要感叹“老病自嗟诗力退,寒吟《冰柱》忆刘叉”了。“始疑玉龙下界来人世，齐向茅檐布爪牙。又疑汉高帝，西方未斩蛇”，《冰柱》中描写寒冬之句，恰可与王令写暑热之句相参看。 王令的创作时间近十年，十年内留给后世近五百首诗歌和其他不少文章，殊为难得。二十几载光阴没有将他消磨成凡俗庸碌之人，他凭借惊人的才华，得以恒久地留在一些人的记忆里。 文学史的淘汰机制相当可怕，来自那里的焦虑影响着每一名期望永恒的写作者。无数灵魂出现、发光然后消逝，这消逝的时间的早晚或许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把古人的一生形迹、半世功名安放于我们的唇舌，也仅是聊供闲谈罢了。“文坛的二十七岁之殇”，这其实是个可有可无的话题，只是话已至此，权当纪念那些早夭的、干净的灵魂。他们中有的是死于来自外部的力量如政治斗争，有的死于意外，有的死于疾病和贫困，而有的则死于自杀——这种自我弃绝的残酷方式，或许对于他/她而言，却是温暖的归途？我曾试图理性地去分析这样一个现象，但后来发现是做不到了。那么多才华横溢的诗人、作家们，用他们丰富的生命本身，提供给我们一些新鲜的名词和人类关于死亡最明灿和传奇的记忆，并铺出绝望的通途，而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默念当代诗人海子的《月光》里头的那两行诗：不要说死亡的烛光何须倾倒/生命依然生长在忧愁的河水上。 2008-03-18完稿，沪上同济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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