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人重视:只篆不刻→自篆自刻;
铜印→石印;专门的篆刻家出现
·元代早期:文人只篆不刻·
元代早期,还没有找到合于篆刻的理想材料,多是用铜,设计印章与制作印章是分工的,文人只能“篆印”,而不会“刻印”。
赵孟頫(字子昂,号松雪、水精宫道人等),是由宋至元的杰出书画家,宋人喜好印谱的风气也使他受到影响。
▲ 元 赵孟頫《鹊华秋色图》局部
他曾将前人所编的《宝章集古二编》重新编了一部《印史》,并写有一篇《印史序》。惜《印史》早佚,《印史序》因收入《松雪斋文集》而流传下来。
▲ 元 赵孟頫
自左而右:《赵孟頫印》《澄怀观道》《赵氏子昂》
他写道:“采其尤古雅者,凡摹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证之文。集为《印史》;汉魏而下,典型质朴之意,可仿佛见之。”他不但主张“古雅”和“质朴”,并且反对以“新奇相矜”和“不遗余巧”的流俗。这种审美观的提出,正是文人艺术的内涵,及至明清两代,影响很大。
▲ 元 赵孟頫
自左而右:《松雪斋》《水精宫道人》
赵孟頫只能“篆印”,而不会“篆刻”,其制作必须交给工匠雕凿。因此,他的印章仍然保留着宋人的余韵,被后人称作“元朱文”。
▲ 元 赵孟頫《赵子昂》
元代篆刻的兴起,另一个影响很大的人是吾衍。吾衍一作吾丘衍,字子行,号贞白居士。他是一个学者,知识渊博,嗜古学,通经史百家,精音律,又工篆籀书。
▲ 元 吾衍
自左而右:《布衣道士》《鲁郡吾氏》《贞白》
吾衍所著《学古编》二卷,其首卷中有“三十五举”是论述篆书和篆印的。
▲元 吾衍(《三十五举》书影)
由于当时设计印章与制作印章是分工的,吾衍也同赵孟頫一样,只能是“篆印”,受到制作的局限。但从他的印章中,可以看出,平正大方的白文,正是当时所推崇的所谓“汉印格局”。
·印章载体:从金属到石头·
印章的历史虽久,但由文人重视和提倡并亲自实践而为一门“篆刻”艺术,是在元代形成的。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条件便是印章的载体,所谓“载体”,就是刻制印章的理想材料。现代设计与制作的分工,是工业生产高度机械化的结果,但在手工业时代,制作靠手艺,而手艺的随意性太强,难于规范化,水平也有高有低,过细的分工反而是不利的。
对于古代的文人艺术,将小小的印章分成“篆印”与“刻印”,假别人之手进行制作,是难于完美的。因此,必须寻找适于刀刻的理想材料。于是,有人将目光从金属转移到了石头上。
元末明初的文人刘绩在《霏雪录》中记载说:“初无人以花药石刻印者,自山农(王冕)始也。
▲ 刘绩《霏雪录》《四库全书》二卷本书影
·元代后期:文人自篆自刻·
王冕,字元章,号煮石山农、饭牛翁、会稽外史等。主要活动于元代后期,他不仅是著名画家,也是我国最早的能自篆自刻的文人篆刻家之一。

当文人找到了适于篆刻的石料,如鱼得水,不但从工匠手中取得了篆刻的条件,更重要的是能够将“篆印”与“篆刻”统一起来,自篆自刻,成就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一门艺术。
·元末:专门的篆刻家出现·
元代末年,不但有书画家兼工篆刻,并且出现了专门从事治印的篆刻家,受到文人士大夫的赞赏。文学家、书法家杨维桢《方寸铁志》说:“吴门朱珪氏,师濮阳吴叡大小二篆,习既久,尽悟《石鼓》《峄山碑》之法。因喜为人刻印,遇茅山张外史(张雨),外史赐之名'方寸铁’。”
“方寸铁”指善于治印的刻刀,后来成了篆刻的代名词。朱珪不仅精通“汉印格局”的篆刻,并且善刻碑版乃至白描绘画,誉满江南。
▲ 元 朱珪 《玉山完璞》
小编尽力只找到一张朱珪的不清晰的印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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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这个“方寸铁”,开头写起印章来。好像我在这里谈篆刻史,其实不然,但又不能回避与印章的关系。错综复杂的文脉必须理清,才能看出事物的本质。
如果元朝的文人找不到那块适于治印的石头,“篆印”与“篆刻”不能统一,篆刻艺术是难于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