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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77年到1993年，我在山西大学中文系教书。以后做了几年编辑。1998年我又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书，直到2012年退休。我的大学教师生涯共计30年，跨越了1980、1990和2000年代。 三个十年，感受明显不同。 1979年，我给山西大学中文系77级学生当了一学期班主任。77级是恢复高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基本上和我是同龄人，社会经验比较丰富，自我管理能力很强。我当班主任就是无为而治。有部分学生是66、67届高中毕业生，年龄比我大好几岁。有一个女生，是四个孩子的妈妈；一个男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他们家庭负担不轻，又要求学，又要照顾家庭。找我请假，我一概批准，和他们处得不错。1980年，我第一次登上讲台，给77级上课。我备课比较认真，尽量让授课内容和时代精神同步。课程结束时，他们对我这个工农兵学员出身的教师，报以友好的掌声。 1983年，我从四川大学进修归来，给81级学生上课。因为我思想不僵化，受到学生欢迎。学生中有一位叫赵勇，现在是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他最近写了一篇散文《邢小群老师与我的处女作》，生动地回忆了当年的情景。 1990年代初，我的教学生涯遇到过不快。当时，系主任反自由化比较积极，抽查学生的课堂笔记，从中挑教师的毛病。我对《创业史》表现的合作化，与后来的联产承包，结合起来反思，竟被视为出格言论。主任在会上点了我一下，没给任何处分。我很不高兴，于是要求到北大中文系谢冕教授门下当访问学者，进修一年，换换心境。 1998年，我调进了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开始了高教生涯的第二段。我在文化基础部，先后给经济系、法律系、社工系、少儿系讲过“大学语文”课。这种公共课是两个班一起上。百十号学生，坐满了乌泱泱一片。但往往坐不满。一来，不是专业课，学分少；二来，他们对内容不陌生，认为中学学得不少了，可以不听。 有一天，课堂上发生了状况。我点名请学生王某某回答问题：你怎么看秦观的“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以朝朝暮暮”和舒婷的“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不如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的立意？一个学生站了起来，他的回答有些懵。我猜想，他还年轻，体验不到感情生活的境遇，让他坐下。我又说到：朱光潜认为，西方有骑士传统，女人的地位高，受教育程度高，男女相识，在学问和情趣上可以彼此交流；而中国受儒家文化影响，妇女的地位低，文人的志趣多写给同僚和文字友。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中对中国夫妻形态有个比喻：“床上夫妻，床下客”。知道费孝通吗？我请学生张某某回答。刚才的学生又站了起来。我很诧异：你究竟是王某某，还是张某某？他支支吾吾地说，是王某某。张某某没有来，让我帮助喊到。我有点恼，怎么可以这样？现在有假药、假牛奶，怎么还有假人呢？忽听到一句高分贝女声：这有什么呀？有个女生对我的大惊小怪很不屑。 早有学生告诉我，他们宿舍里的同学，天天打游戏至深夜，上课少，睡觉多，考试前借别人的笔记背一背。“挂科”不少。想到父母含辛茹苦地供他们念书，不禁悲哀。 后来，学院创办了中文系。系里实行导师制，每个任课教师名下安排几个新生，答疑解惑。中文专业，大多不是学生的第一志愿。有的是第一志愿分数不够转来的。我问他们为什么选择中青院？答：爸妈让来的。 学生对专业没有兴趣，我也十分无奈。多年积累的一点学术心得，看来即将失去用武之地。 多数学生对我还算尊重。尤其是一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少数民族学生，特别淳朴，我给他们当导师，建立了深厚的感情。 女生张苇，苗族，是湘西大山里飞到北京的金凤凰。她特别想留在北京当小学老师。她个子小小的，声音沙沙的甜。她说，我喜欢小孩子，我喜欢当老师，哪怕到幼儿园也行。我就和清华附小校长窦桂梅联系，让张苇去实习。她回来说：“窦老师对我很好，辅导我设计课程，鼓励我上课试讲。才知道，当小学老师有多么不容易，从儿童心理学到新型教学法，我该学的东西太多了。”张苇在校四年，假期做家教挣钱，仅回过一次家。返京时，给我提来了一只自家腌制的火腿，足有十几斤重。我想，她从山里步行、上汽车、坐火车多么辛苦，太不惜力了。这种诚意，我得收下。我也精心为她选择了一身套裙。她如愿以偿当了北京一所小学的老师。同班同学张浩来自内蒙，多才多艺，热爱书法，喜欢写诗。大学时，他们就相恋，毕业后结婚。不久前小两口还抱着孩子来看我。 和学生彭静源、马仁凤合影 藏族学生彭静源，高考时是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文科第一名。他人品非常好。入学不久，一个同学的学生证被外校人捡到，勒索要钱。小彭挺身而出，摆出一副是来硬的还是软的架势，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侠肝义胆为同学讨回了证件。学校组织学生给西部的一所希望小学捐献书本文具，他索性将刚刚买了不久的电脑捐上，自己上网查资料、写作业、做论文时只好去学校网络信息中心，那里以小时付费。一年级时，我带他们游北京胡同，他一定要为我背包。以后，只要和老师走在一起，不接过老师手里的东西就不自在，哪怕是一只水杯。他不在乎被同学看见会说什么，好像某种贪图的想法，不会从他单纯的脑子里生出。他和一位来自西藏牧区的同学同住一室，有一次，仅仅言语冲突，被那个同学用啤酒瓶打破了头，缝合了伤口后，他对我说，老师：请不要批评他，这是我们的事。我看到了男子汉间的理解和担当。我把自己在学校的饭卡放在他那里，说：咱们一起用，我不在校内住，花不完，你用吧。他没有客气，拿了去。暑假归来，却给我背来一幅手绘堆锦唐卡，让我震惊得不知说什么是好。 在我教书生涯的末期，大学的理想离我越来越远，校园生态让我日益失望，于是想提前退休。雷颐等朋友曾鼓励我“坚守阵地”。60岁时，到点了，我马上退休。 一转眼，退休已经十年。十年来，不断听说一些大学同道的遭遇：某人不让招研究生了，某人不让上课了，某人被调到图书馆了。最近，有学生干脆用手机录下老师的讲课内容，恶意剪辑，向校方举报，校方当天就把老师除名。我只能庆幸自己生逢其时，及早平安着陆。要是今天还在课堂上，恐怕饭碗被砸也未可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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