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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德说过：“读一本好书，就是和高尚的人谈话。”近几日里，我读到了一本《季羡林口述史》，对歌德的这句话有了更加深刻的感触。季羡林是我国一位著作等身、学贯中西的伟大学者，2009年7月11日以近百岁高龄离世而去，给我国的大国学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季羡林口述史》是在他离世前夕，通过七十四次口述而成的一本绝笔之作，时间是从2008年10月13日始，到2009年6月16日终。全部由季羡林老人亲口叙述，由山东大学教授蔡德贵先生整理而成。可以这么说，这位世纪老人作古已经十二年，但是，他的哲学思想、艺术观点、人生态度、时代精神，等等，透过这本书中的睿智之语，都鲜明而清楚地表达出来。所以，这几天来，我爱不释手地翻阅着这本书，听闻着季羡林先生的谆谆教诲，体验着衍圣公孔德在一幅对联中对他的评价语：文章到处精神老，学问深时意气平。
“假话全不说，真话不全说”是季老的口头禅，是根植于先生思想深处为人处世的人生态度和基本原则，也是贯穿在这本口述史中的一条叙述线索。“假话全不说”非常难能可贵，特别是在曾经那个思想意识形态和行为都十分狂热的年代里，是非颠倒，美丑不分，他依然保持着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最为高洁而可贵的品质，保持着一颗清醒的头脑。所以，季羡林先生在谈及他的人品时，这样概括说：我这一生，是两清，清白、清楚。反观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一生能够做到这“两清”的人，还真是不容易多；而季羡林先生，却做到了。在季老身上，集中的体现出中国知识分子传统美德——两袖清风，一身正气。
季老虽然说，真话不全说，但是，这部洋洋洒洒四十余万字的自传式口述史，全都是真事、真情、真意的表露，尤其是对古今中外的历史人物，和他同时代的各类著名人物，无论是高官厚禄，还是平民百姓，凡是进入季老视野的，走入这本口述史中的人物和事件，是非曲直，都有着他是非分明的观点和态度。关于历史人物，季老首推孔子。他说：“世界越来越小，问题越来越多，怎么能够让世界和平相处，只有中国文化能够救世界。”而“中国文化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孔子。”所以他说“要弘扬中国文化，必不能缺少孔子。”他把《论语》比喻为中国的《圣经》；他对孔子学院建在世界各地大加推崇，多次提出建设性建议。中国举办奥运会，他提出孔子，而奥运会开幕式，正是对中华文化的一次极大推介和弘扬。季老站在历史发展的前沿，从文化的高度评价孔子思想，肯定中国文化对拯救世界的积极作用。其次，他对宋代的朱熹也推崇备至。他认为“朱熹恐怕不但是中国儒学史上，孔子以后第一人。”他还说，朱子（指朱熹）这个人在中国思想史上是一个大人物，在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方面（朱熹）是孔子之后没有能比得了他的。因为中国思想界，朱子的注释（指《四书集注》）统治（影响中国古代科举取士）的时间最长，达一千年之久啊！这个评价让朱熹超过了被尊称为“亚圣”的孟子。相比较而言，在季老看来，孟子只是文章写得好，只是孔子之后离他最近的思想家，将孔子的“仁”发展为“仁政”而已，他在学术上并没有多少发展。他还高度称赞宋代名臣张载。称赞张载是“有创造性的思想家。”特别推崇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天人合一思想。他还评价郑康成，评价王守仁，评价新儒学……对历史人物，特别是影响中国文化几千年的旷世思想伟人，能够做出一分为二的分析评价，显示了季老严谨的科学态度和治学精神。
即便是对他同时代的人，也是有褒有贬。比如，他很敬佩梁漱溟和彭德怀，把他们尊称为中国当代的侠和士；他也很敬佩沈从文先生，用他的话说，就是“很崇拜”、“很尊敬”、“非常尊重”，其真诚之心溢于言表。相比之下，也有一些在我们看来学术造诣很深的大家之人，比如郭沫若先生，他认为为人很好，只是跟风……；著有《中国哲学简史》的冯友兰教授，说是他当年要做什么帝王师……；还有茅盾先生、丁玲女士，等等这些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占有一席之地的作家、诗人，季先生却有着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不人云亦云，显示着他敢说真话、天地无私的胸怀。
季羡林先生是国学大师。什么是国学？他这样说：“国学啊，就是中国文化。”他自豪地称赞“中国文化是对世界有广泛的影响。我们这个民族也是了不起的民族。”在他看来，中国文化的核心是“和”，因而他认为当下我们提出“和谐”这个概念是“很了不起的。”因为“现在全世界都在那里你争我斗，可惟独我们提出和谐。”季老尽管是在病榻之上发表这些言论，也尽管眼睛不能够看清楚东西，但是，这些都丝毫不能影响到他思想的高度和深度。从《季羡林口述史》可以知道，季羡林先生终其一生，涉足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汲取、提炼、继承、传播、弘扬，不仅让国人自己知道了国学，也让世界了解了中国文化。他通晓英文、德文、印度文、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学习过法语、俄语、斯拉夫语、阿拉伯语，特别是在印度古代语言、印度古典文学、印度佛教史以及中印文化关系等方面都有着精深的研究，长期致力于梵文的研究和翻译，译有印度史诗巨著《罗摩衍那》；对儒学，对蒙古学、满学、伊斯兰学，他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注，有着自己独特的思考。正是站立于世界文化这样一个博大的舞台之上，季羡林先生才能游刃有余地揉和古今中外于一体，准确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对中国文化的内涵作出科学的评述。人生一世，只有拥有广博，起点高远，才能做到放之四海而皆准。
“爱国、孝亲、尊师、重友”是季羡林先生经常题字给朋友的八个词。这八个字，四种行动，季羡林先生叫它“人生四要”。可以看出，这四个词所凝固的深意在季先生心中的位置。爱国，是季先生一生的追求。青年时期，从山东济南高中毕业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清华大学，毕业后留学德国十年。孜孜以求，广泛吸纳，奠定了他广博的知识基础。游学归来，即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千里跋涉到南京请愿，将头颅枕到铁轨之上，英雄气节铮铮可显。先生终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著述丰硕，影响举世瞩目，奠定了国学大师的地位。他对我国满文的研究劣势于日本、对曾经汉字的字母化倾向、汉字简化后所消失的文化背景乃至对文学界、艺术界热捧诺贝尔奖，等等，表示了他独有的关注情怀和真切思考。
季老将“孝亲”排在第二位。他认为，“五四”新文化以来，我国的传统孝道被批驳殆尽，致使国人孝道大减。所以，他提倡要大讲孝道，这是儒家思想的核心理念之一。不仅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在给父母的祖坟上坟时，特意行三跪九叩的跪拜礼，用他的话说是“大张旗鼓”的宣传孝道。季老对母亲的怀念让好多人感动的流泪；他对叔父和婶母也是极尽孝心，特别对老祖的感情最深。曾经有一段时间里，季先生总有每天步行走上10里的路，往返一趟买回来老祖爱吃的一种熟鱼，“她喜欢吃鱼，我不喜欢，那个鱼我更不喜欢，她喜欢，我就买”；“后来这个老祖和我老伴有病住北大校医院，那时候我早晨8点，一定到北大图书馆善本部，11点到校医院，看我老伴和老祖。”在这本口述史里，每每提到这些至亲的时候，季先生就难以忘怀的诉述起无尽的往事。往事如烟，已经伴随着先生的离去而尘封起来，但先生那种对长者的尊敬和孝顺，却会长久的留在世人的记忆中。
有句话叫做“名师出高徒”，这句话用在季羡林先生身上，非常恰当。像季老这样的大学者，其一生历经的老师无数，大师也众多，他们在其人生的成长道路上铺垫基础、指引前行。季老曾经想写一本《中外恩师谱》来纪念他们，这其中让季老尤为敬佩的老师，国内有这样四位：首推陈寅恪，其次有汤用彤、胡适，最后加一个董秋芳；国外有西克、哈隆、瓦尔德施密特和布劳恩。这些，都是堪称大师一级的人物，在季先生早期的求学生涯里，这些大师级人物对他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陈寅恪先生，是季老清华大学时期的导师，他教授梵语课程，引领季先生走上了终生探索、研究梵语的道路，并成了这一领域的集大成者。汤用彤先生，和季老同期的北大教授，开讲魏晋玄学；而此时作为北大教授的季羡林，亲临汤先生的课堂听完了全部魏晋玄学课程，并且做了详尽的笔记。季老作为北大教授独家听课，不仅成为当时北大校园的美谈，也显示了对汤教授学术水平的一种尊敬。
胡适，作为北京大学校长，他的课季老没有听过，但其学术著作对季先生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对其政治上的幼稚病，季老也有微言大义。即便是恩师，季先生的评价也是一分为二，不过誉，不诋毁。还有一位董秋芳先生，虽然是季老在济南高中时期的老师，但因为严谨的行文格式的要求，对季老一生从事文化研究和写作著述影响很深。季老作为交换研究生到了德国留学，一待就是十年。十年期间，有几位大师级教授给予他终生的影响，而他也以拳拳之心报答他的恩师们，许多细节成为季老尊师的典范行为。第一名就是西克教授。在学业上，西克教授几乎是“强迫”着年轻的季羡林先生学习了难懂的吐火罗文，为季老的终身成就奠定了基础，让季老成为全世界仅能读懂吐火罗文的几个学者之一。在生活中，他俩的感情非常深，往往在寒冷的冬天里，下了课后，二十几岁的季羡林搀扶着八十岁高龄的西克教授慢慢回家，形同祖孙。“我们就像祖孙一样。”季老在回忆中这么动情地说。在德国供给最困难的岁月里，季老还节省了几个月的伙食，用了一点奶油、面粉、白糖做了一个蛋糕，送给西克教授，让西克夫妇激动得老泪纵横。追忆往事，季老也是动情动容。第二名是瓦尔德施密特教授。后来，瓦尔德施密特被征去从军后，季羡林先生为感谢瓦尔德施密特的谆谆教诲，就将陪同师母看节目当成了他的义务，“天天，不是天天，一个礼拜有几次，总起来一个冬天十几次，我陪她看节目，然后看完节目之后，把师母送回家，就是我的任务。”
第三位是哈隆教授。哈隆是一位汉学家，对待初到德国的季羡林厚爱有加。季老一到德国的哥廷根，就给他搞了一个中文讲师的名义，一个月给他350马克，一下子让他“成为了阔人。”解决了他的生活顾虑。后来，哈隆教授调到英国剑桥大学，要让季老跟他去剑桥，季老终因“母老、家贫、子幼”而不了了之，成为一件憾事。还有一位布莱恩教授，教授季羡林斯拉夫语。和上面三位年长的教授相比，布莱恩教授更拿季羡林当朋友对待；季羡林也是每周至少一次到布莱恩的家中去消磨上一个晚上。后来，到了1980年，季老访问德国的时候，还专程拜访了布莱恩教授。读到这些细节之处，我们不能不为季老尊师的典范行为而感动。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尊师的民族，尊师重教，是一个国家繁荣昌盛、民族兴旺发达的标志之一。
季老不仅对待恩师是如此的尊敬，即便对待朋友，甚至对待后生，也是令人钦佩不已。季老在特别困难的岁月——政治困难，还给一位落难的杨炳晨教师亲送鲤鱼；一位研究生要看善本，因不够资格借到善本阅读的时候，也是季老亲自陪同他到北大图书馆善本部，替他借到了善本，不仅如此，他还陪同这位研究生一看就是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这种不避讳嫌疑，交往朋友；这种礼贤下士，扶掖后生的做法，让我们看到了季老尊师重友的一面人格来。今天，我国社会发展到新时代，我们正处于政治、经济、教育和文化的转型期。我们如何适应天人合一，构筑和谐社会，不能不提季羡林先生提出的三个关系，即用科学精神解决天人关系，用人文精神解决人际关系，用宗教精神解决身心关系。这三个关系，是季羡林先生对自己人生哲学的概况，也是放之四海的真理。
一部《季羡林口述史》内容广博，思想精深，非千言之阐述所能尽数。要想增强对社会的阅历，透析一个世纪里中外知识分子群体的形象，特别是要深入把握季羡林这位世纪老人的思想脉搏，就请来阅读《季羡林口述史》，还有他身后留给我们更加众多的著述。感谢季羡林先生，在临终前仍然提供给我们这样一份十分博大的精神食粮，也感谢蔡德贵先生整理这一本《季羡林口述史》，让我们读到了这份“精神大餐”！万发金，中学高级教师、语文特级教师、全国模范教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内蒙古草原英才、阿拉善英才；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国家三级健康管理师。发表教学专著《一路走来》、《行走在生命课堂》，论文发表或获奖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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