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承洲认为田、王故事作者为冯梦龙的主要证据有三点：
其一是明人许自昌《樗斋漫录》的记载：李卓吾“愤世疾时，亦好此书（即《水浒传》），章为之批，句为之点……李有门人携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游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缪，附以余所示《杂志》《遗事》，精书妙刻，费凡不赀，开卷琅然，心目沁爽，即此刻也”[11]。许自昌明确记载了冯梦龙参与了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的整理出版工作。关于此点，杨大忠认为《樗斋漫录》说冯梦龙曾“校对”“删削”过李卓吾评点的《水浒传》，但没有明确说到他增补田、王故事，所以《樗斋漫录》的记载最多只能说明冯梦龙具有增补田、王故事的可能性而不能作为定论。
其二，《水浒全传》中田、王故事部分，常将一些地名与上古，尤其是春秋时期的事件联系起来，与增补者冯梦龙有关。为考科举，冯梦龙专治《春秋》，著有《麟经指月》《春秋衡库》等多种经学著作，对上古尤其是春秋时期的历史、地理非常熟悉，当他增补小说，遇到与春秋有关的地名时，便信笔将它们联系起来。关于此点，杨大忠认为此条证据有很大的偶然性，《水浒全传》中田、王故事常常引用上古地名不假，冯梦龙精通春秋之学也确为事实，但谁能否定在冯梦龙之外，其他精通上古文献的人也具有增补田、王故事的可能性？其三，冯梦龙增补的四十回本《新平妖传》中主人公王则的出身经历与《水浒全传》中王庆的出身经历基本相同，这两段文字是同一个人在不同时期根据同一故事原型创作的，王则的故事为冯梦龙所补，王庆的故事也就出自冯梦龙之手。关于此点，林嵩认为很有可能是冯梦龙在增补《新平妖传》的过程中，借鉴了《水浒全传》田、王故事部分的某些文字。杨大忠则认为王庆的主要经历是糅合百回繁本《水浒传》人物故事形成的，文字上也常常大段引用、抄袭百回繁本《水浒传》原文，所以《新平妖传》中王则的事迹，充其量只是王庆故事取材的一部分，并不能证明田、王故事出自冯梦龙之手。傅承洲关于冯梦龙为田、王故事作者的主要论据均遭到反驳，其中前两点杨大忠反驳有一定的道理，而第三点为杨大忠所着力论证并反驳之处，却存在一定的问题。此问题在于杨大忠并未理解傅承洲所举王庆与王则出身经历相同之处的意义所在，同时将繁本《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性质改变了。繁本《水浒全传》中田、王故事的性质并非原创，而是改编，即在简本《水浒传》田、王故事的基础上进行的加工与改编。此点从简本与繁本田、王故事之中将领的名姓绝大部分相同即可看出，傅承洲之文同样提到此点，“将简本《水浒》中的征田虎、王庆的故事进行加工、改写，补进繁本《水浒》，最早见于明袁无涯刊本《李卓吾忠义水浒全传》”。杨大忠认为繁本王庆的主要经历是糅合百回繁本《水浒传》人物故事形成的，其实这个说法并不准确，糅合百回繁本《水浒传》人物故事的是简本，繁本不过是对简本田、王故事进行加工与改造而已。像杨大忠所详细列举的繁本三个例子之中，例一发配王庆之事、例二王庆杀死张世开的情节，简本田、王故事中均存在。其余杨大忠所言故事情节的类似性：王庆充军途中帮助龚端、龚正兄弟痛打黄达；王庆与庞元结怨，庞元通过张世开百般报复、陷害王庆；王庆陕州杀人，连累龚氏兄弟，后来王庆造反称王，龚氏兄弟闻王庆召军，也来入伙；王庆事发后投奔房山寨，被寨主廖立所拒，后杀廖立，成为新寨主；王庆在定山堡赌博与段氏兄弟发生争执等事，与繁本《水浒传》部分情节类似，也并非是繁本田、王故事蹈袭百回《水浒传》故事内容，而是简本田、王故事之中即有此内容，繁本田、王故事只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加工与改编。至于说杨大忠所举例三的情节，简本田、王故事未有而繁本田、王故事存在，一者可能是简本田、王故事的祖本有此情节，今存本被删节；二者可能是繁本田、王故事在改编之时确实有借鉴百回《水浒传》内容。所以，杨大忠据此反驳傅承洲的论点并不能成立。
△《水浒全传》王庆渡江被捉故事插图
（上海人民出版社）
傅承洲所举王庆与王则出身经历相同的例子，意义在于此处的情节来自于繁本田、王故事增补者之手，而非简本田、王故事。因为繁本田、王故事中王庆的出身经历与简本不同，简本中王庆的出身是禁军教头，于国家有大功劳，而繁本则被改编成了浮浪子弟，此处情节的修改必然是繁本田、王故事的增补者所为，且修改之后王庆的家世、出身、性格均与《新平妖传》中王则一般。由此，傅承洲认为如此相同的两段文字当是同一人在不同时期根据同一故事原型创作的。当然，这仅仅是其中一种可能性，另一种可能性便如林嵩所言，《水浒全传》中的田、王故事与《新平妖传》之间存在借鉴的关系。林嵩在傅承洲所举王庆与王则出身经历相同之例外，另外列举了三例繁本田、王故事不同于简本田、王故事，但与《新平妖传》情节文字类似或雷同之处，并且认为二者之间或有直接的因袭关系，或是出自更早的文字材料。其中第一种可能性更大。除此之外，林嵩还发现了冯梦龙增补《新平妖传》的手法与《水浒全传》改造田、王故事的方法有很多共通之处。包括：其一，二者都在改编的过程中明确了作品的主题与立场；其二，人物塑造方面，开始注意到了性格与形象的一致性问题；其三，整理、增补旧本的过程中，《水浒全传》与《新平妖传》采取了一些近似的手法，如通过梦兆和谶语来勾连重要的关目，在人物设置方面注意删繁就简等；其四，《水浒全传》与《新平妖传》相对旧作均从主题、文字、人物、情节等各方面做了全面的润色与提升。林嵩发现了《水浒全传》与《新平妖传》在改造、增补旧本方面有着如此之多的共通之处，虽然他依旧不认为二本的增补、改造者是同一个人——冯梦龙，而仅仅觉得二本之间存在一定的因袭关系，是一本在增补、改造之时借鉴了另一本，但林嵩所增举之例以及发现二书在深层次方面的共通之处，无疑使得冯梦龙为田、王故事增补者的可能性更近了一步，因为材料的因袭比较简单，而深层次处理、改造旧本的理念，不同的两个人要想达到契合的程度却是很难。那么，事实情况是否如傅承洲所言，《水浒全传》与《新平妖传》的增补者均为冯梦龙？通过增补的正文内容，现今已是很难判断，因为无法确知增补、改造的内容是出自原创还是借鉴。既然如此，下面将通过无法借鉴的内容来探考《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作者，此内容便是批语。《新平妖传》中存在批语，均为眉批，此批语毫无疑问是冯梦龙所评。现今所存早期的两种《新平妖传》，无论题署的是“天许斋批点”，还是“墨憨斋批点”，实即均为冯梦龙所为。[12]《水浒全传》田、王故事中存在两种批语形式，一种为眉批，一种为夹批，此点与其他部分的批语形式保持一致。由于田、王故事乃是插增所成，需要与百回故事的其他内容保持一致，而百回故事其他内容存有批语，所以田、王故事在创作之时，便应是正文与批语同时创作，也当是同一人所为。况且田、王故事批语甚少，若再找一个人进行批点，实无必要。选取《新平妖传》的批语与《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批语进行比对，比对后发现二者批语之间存在不少相似之处。首先，批语的数量相似。《水浒全传》田、王故事十九回每回平均有7.7条批语，而《新平妖传》四十回每回平均有6.7条批语。除了批语的数量接近之外，从批语数也可见批点者并不热衷于批点，所以批语数量比较少。此批语数量仅与《水浒全传》征辽国与方腊故事的批语比较，就有不小的差距。辽国与方腊故事十六回，每回平均有12.1条批语，比田、王故事每回要多出4条批语，而若与《水浒全传》其他部分比较，这种差距则会更大，《水浒全传》前七十回每回平均有30.7条批语，比田、王故事每回要多出23条批语。所以《新平妖传》与《水浒全传》田、王故事批语除了数量接近之外，数量少也是其特点之一。其次，批语所关注的点类似。主要表现为对小说中艺术手法以及世情的关注。如：1.新平妖传：转折处节节相生，妙绝。（10.9a）
2.新平妖传：三盗法凡三转，此又第四转。（11.2a）3.新平妖传：关目照应处，点水不漏。（18.3b）5.新平妖传：以文字获罪，盛世决无此事。（2.5a）6.新平妖传：凡受魅者，自己先有个魅根。（3.3a）5.水浒全传：势败奴欺主，活者尚然，何况死者。（98.2a）6.水浒全传：热肠固是美德，然明哲保身，虽至亲亦须看事做起。（104.5b）
其中《新平妖传》前3例是对艺术手法关注之例，后3例是对世情的感慨之例。《水浒全传》6例同样如是，前3例关乎小说中的艺术手法，后3例是对世情的体悟所发出的感慨之言。二本的关注点类似。
1.新平妖传：关目照应处，点水不漏。（18.3b）照应前语。（22.5a）照应处滴水不漏。（40.12a）
水浒全传：绝好照应。（91.6a）照应。（92.8b）2.新平妖传：一路形容如画。（8.7b）描写热心冷面如画如锦。（8.15b）水浒全传：如画。（92.10a）如画。（101.9a）3.新平妖传：点缀得好。（2.5a）点缀好。（11.12a）点缀。（32.8a）4.新平妖传：一路描写逼真，不让《水浒》。（3.5a）二路模写逼真。（21.2b）5.新平妖传：语多透骨。（2.11a）说得透彻。（10.22a）说得透骨。（33.2a）水浒全传：透彻。（97.7b）
例1中的“照应”、例2中的“如画”、例3中的“点缀”、例4中的“逼真”、例5中的“透彻”，这些词汇在《新平妖传》以及《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批语中均有出现，可见二者的用词存在不少类似之处。
以上所言三点可作为《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增补者与《新平妖传》的改编者为同一人的旁证，但不能当作作者为同一人的确证。因为即便如上述所言，二书的批语存在诸多的相似之处，也有可能是批点者的批点习惯与批点喜好正好相同。但无论如何，上述例证至少可以说明二书批点者的批点风格以及批点内容有诸多相似之处。接下来的两例则可确证二书的批点者为同一人。因为无论批评风格、习惯或是喜好再相似的两个人，也不可能对不同的小说内容发出近似或几近相同的言论，如果出现，那么只有一个可能性，那就是二者为同一人。
1.新平妖传：倘贼军作起妖法，虎豹突至，放出三百狮衣马，军士筛锣随后。狮为百兽之尊，筛锣以象其声，虎豹见之必退矣。自己引大军随后而进，再教段雷、茹刚各引三百弓弩手，预先埋伏左右，只等贼兵出城，抄出背后乱箭射之。（34.10b）
批语：刘彦威尽有智略，但其对付妖人，如庸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未免相左致败。（34.10b）水浒全传：宋江正与吴用计议攻打荆南郡之策，忽报陈安抚处奉枢密院札文，转行文来说：“西京贼寇纵横，摽掠东京属县。着宋江等先荡平西京，然后攻剿王庆巢穴。”（106.10a）批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国家败坏，都为这个病痛。（106.10a）2.新平妖传：自葬过之后，妈妈刘氏一连怀八遍胎。只第一胎是个女，其余七胎都是男。那王则是第五胎生的。（31.9a）
批语：祸福相倚如漆暗，使一帆风者，谁肯转念。（31.9a）
水浒全传：王砉出尖，把那家告纸谎状。官司累年，家产荡尽。那家敌王砉不过，离了东京，远方居住。后来王庆造反，三族皆夷。独此家在远方，官府查出是王砉被害，独得保全。（101.6a）
批语：祸福伏倚如漆暗，使一帆风的，谁肯转念。（101.6a）例一中对于两处完全不同的小说内容，二书的批语却出奇的近似，均是用“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此句俗谚来批点，只不过一个是针对战事而言，一个是针对国事而论。例一中两条批语相似的内容是比较通俗的谚语，而例二中二书的批语内容则颇为冷僻，这么冷僻的批语内容，二批却仅仅只有两个字的不同，此足以证明两处批语出自同一人之手，而此人正是冯梦龙。另外需要指出的是，例二中冷僻的批语“祸福伏倚如漆暗”，在冯梦龙所编的《警世通言》第十五卷引首诗中也有类似的出现，“祸福前程如漆暗，但平方寸答天公”[13]。
由以上批语的相似情况，加之傅承洲所述的论据，以及林嵩所提及的二书深层次处理、改造旧本理念的类似，已经足以说明《新平妖传》的改编者与《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增补者为同一人——冯梦龙。
关于《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创作时间一般认为是在万历三十八年（1610）至万历四十二年之间。傅承洲在给冯梦龙著作编年之时便持此论，“《忠义水浒全传》征田虎、王庆二十回万历三十八庚戌（公元1610年）至万历四十二年甲寅（公元1614年）间增补”[14]。上限万历三十八年（1610）得自于王利器的考证，《水浒全传》田、王故事中不少地方景物描写来自于《方舆胜略》，《方舆胜略》有万历三十八年朱谋玮的序言以及万历己酉年（1609）焦竑的题跋。[15]下限万历四十二年的依据来自于袁中道《游居杮录》卷九中所载“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16]，《游居杮录》是一部日记，而此则日记的时间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七、八月之间。一般认为此处所载《水浒》即《水浒全传》，而北京大学所藏《水浒全传》是袁无涯原刊初印本。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据笠井直美研究，北京大学所藏袁无涯本田、王故事部分20回避讳“由”“检”“校”字，[17]笔者亦曾赴北大亲验此书，确有避讳无疑。由此可见，北大藏袁无涯本压根就不是袁无涯刊刻的原刊初印本，其刊刻时间至少在崇祯年间。当然，即便北大所藏袁无涯本的刊刻时间为崇祯年间，也无法抹除《水浒全传》刊刻于万历年间的可能性，因为北大所藏袁无涯本可能是翻刻本，其初刻本有可能刊刻于万历年间。虽然如此，但笔者在《袁无涯刊本〈水浒传〉原本问题及刊刻年代考辨》一文中根据《水浒传》版本演变的情况发现，现今所存百回大涤余人序本的祖本才是袁无涯所刊刻的原刊本。袁无涯刊刻了百回本《水浒传》，之后容与堂本《水浒传》问世，销量非常的好，远远胜过袁无涯原刊本。再然后便有书坊改造了袁无涯刊刻的百回本《水浒传》，增加了原本没有的回末总评，以及改造、插增了田、王二传，以繁本全传本作为号召进行发售，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18]所以《水浒全传》田、王故事创作时间的下限万历四十二年（1614）并不可靠。徐朔方认同了傅承洲所言冯梦龙增补《水浒全传》田、王故事20回的结论，但却将冯梦龙增补之事放置于《冯梦龙年谱》万历四十八年（1620）之下，[19]此据不知为何。关于田、王故事的创作时间，《水浒全传》中有两条批语值得注意，其中一条为第3回的回末总评。回末总评虽然不能断定为冯梦龙所批，但是鉴于此类批语同样为《水浒全传》所添加，其增补时间应该与田、王故事的创作时间相类。此条批语为“陈眉公有云：'天上无雷霆，则人间无侠客。’郑屠以虚钱实契而强占金翠莲为妾，此是势豪长技，若无提辖老拳，几咎天网之疏”（3.16a）。陈眉公即陈继儒，晚明时期著名的文人，此诗见之于陈继儒《题西楼记》以及《侠林叙》当中。陈继儒批评《西楼记》的刊刻时间大致在万历晚期，现存批评本虽不存陈继儒《题西楼记》，但应该为脱漏所致，原本当有此序言。[20]《侠林叙》的写作时间则颇晚，据文末所叙“余少好任侠，老觉身心如死灰”[21]，可见此序是陈继儒晚年所作。陈继儒高寿，活了八十余岁，自觉老了那至少是六十岁之后，时间至少在万历晚期。由此条批语虽然能得出一个时间点，但是未脱却万历晚期。值得注意的是，此条批语也为《水浒全传》的回末总评为冯梦龙所增补提供了一个旁证。因为《西楼记》为袁于令所作，冯梦龙与袁于令交好，据褚人获《坚瓠续集》所载，袁于令《西楼记》中《错梦》一出即为冯梦龙所补。[22]除此之外，冯梦龙还改订了袁于令的《西楼记》，题作《墨憨斋重订西楼楚江情传奇》，作为《墨憨斋传奇定本十种》之一。所以冯梦龙必然对陈继儒《题西楼记》相当的熟悉，在批点之时引用其中文句也是相当正常之事。
另一条值得注意的批语是《水浒全传》田、王故事中第95回的批语，此批语为“己巳、甲戌之役，绅巾迎虏。李逵等目不识丁，骂贼不屈，强似识字的多多”（95.6ab）。此条批语一直以来均未受到研究者关注，但其却是解开田、王故事创作时间以及百二十回本刊刻时间的关键。
“己巳”“甲戌”为纪年，整个明代有五个己巳年，分别为洪武二十二年（1389）、正统十四年（1449）、正德四年（1509）、隆庆三年（1569）、崇祯二年（1629）；整个明代历有五个甲戌年，分别为洪武二十七年（1394）、景泰五年（1454）、正德九年（1514）、万历二年（1574）、崇祯七年（1634）。考虑到己巳、甲戌的称呼而不加年号，不可能是两个不同年号的时间，那么只有可能是洪武、正德、崇祯年间的己巳与甲戌年。同样，此种不加年号的纪年法，很可能是批语所记之年正是作者当前所处之年代，所以将年号略去不提，那么洪武、正德二朝便被排除，此二朝不可能是批语作者所处之年代。冯梦龙在《新平妖传》中曾记叙一则批语，“万历丁酉年，闻京师有内臣闝院咬妓遍体俱伤而死，以千金贿其家免讼，可见此辈淫心一发，更倍常人”（15.2a），因此批语为泰昌元年（1620）所增补，与所提及年代不同，故而在记录年代之时加上了年号“万历”。再查阅历史当中洪武、正德、崇祯三朝中己巳、甲戌二年对北方外族的战争，只有崇祯一朝符合。崇祯己巳年，即崇祯二年（1629），此年发生了一件明朝历史上的大事件，皇太极于此年十月发动了第一次南略，历时七个月，明朝人称之为“己巳虏变”，清人则称之为“己巳之役”。“怀宗崇祯二年（己巳，一六二九）冬十月，建州兵大举入大安口，参将周镇死之”[23]。崇祯甲戌年，即崇祯七年，此年七月至闰八月，皇太极发动了第二次南略，历时三个月，此战主要在长城各入口展开战役，史称为“入口之战”。“（清兵）甲戌七月七日辛卯，入大同、张家口。初八日壬辰，入保安、怀来。初九日癸巳，京师戒严”[24]。
批语中提到的这两次战争，缙绅迎虏之事同样于史有征。己巳之役中有不少官员投降，如参将张万春迎接并投降后金，“又分入马兰峪，参将张万春迎降”[25]。将领李丰、金有光、李思等投降，“明副将标下官李丰率兵薙发出降。又招降潘家口守备金有光，遣其中军范民良、蒋进乔赍书来降”“罗文峪守备李思礼降”[26]。卢龙知县张养初、户部郎中陈此心、兵备道白养粹、行人崔及弟、户部主事白养元等人投降，“户部郎中陈此心、兵备道白养粹、革职副将孟乔芳等皆降”[27]“阿敏、硕托将城内归降汉官巡抚白养粹，知府张养初，太仆卿陈玉庭，行人崔及弟，主事白养元，知县白珩，掌印官陈清华、王业宏、陈元美，参将罗墀，都司高攀桂等，悉戮之”[28]。甲戌之役中同样有官员投降，崞县知县黎壮图投降，“建虏陷灵丘县，入崞代，崞县知县黎壮图辫发降之”[29]。
由上述可以确知第95回此条批语所写之内容谈及崇祯二年与崇祯七年清军两次南略事件，所以也可知《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创作时间至少在崇祯七年八月之后，至于其下限则可能是崇祯八年五月。因为此年五月至七月皇太极又发动了第三次南略，[30]“八年（乙亥，一六三五）五月，建州兵入河套，收插汉全部”[31]。而此次南略却并未在批语中体现出来，很可能是因为冯梦龙在批点之时，还未发生第三次南略事件。由此可知，《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创作时间为崇祯七年八月至崇祯八年五月之间，此时间也大致是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的刊刻时间。同时，百二十回本的刊刻时间与上文所言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田、王故事避崇祯帝朱由检讳相呼应，也再次证明了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不可能是袁无涯的原刊本。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傅承洲在考证田、王故事为冯梦龙所作之时提供了一个证据，即田、王故事部分常将一些地名与上古，尤其是春秋时期的事件联系起来。其实此种做法在冯梦龙增补《新平妖传》中并未出现，主要是由于冯梦龙关于春秋的著作基本在增补《新平妖传》之后，《麟经指月》撰于泰昌元年（1620），《春秋衡库》撰于天启五年（1625），最关键的《新列国志》成书于崇祯元年（1628）至崇祯三年之间。[32]此时去冯梦龙增补《水浒全传》田、王故事时间未远，所以冯梦龙在增补之时才常提及春秋时期事件。
傅承洲在证明了《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由冯梦龙增补之后，继而发表了另一篇文章《〈忠义水浒全传〉修订者考略》，通过此文论证《水浒全传》的修订工作也是由冯梦龙所完成。[33]其中的修订工作包括对一些章回文字作出了改写，如改写最多的第90回与第111回，即增补田、王故事20回的前后两回。百二十回本将第90回一大半篇幅后移至第110回征讨王庆之后，然后第90回补写了燕青见许贯忠一节。再如因增补了田、王故事，所以提及宋江等人功绩之时，相关内容也作出了修改。傅氏认为这些修改，显然是增补者所为，《水浒全传》的增补者与修订者为同一人。
关于此点，笔者表示同意，因为此类修订中第90回与第111回的改写应该即在增补工作范畴之内，冯梦龙在增补之时，首先要面对的就是田、王故事怎样与前后的故事进行衔接，而征讨王庆之后某些与功绩相关内容的修改，也算是增补田、王故事的善后工作。
除此之外，傅氏还认为《水浒全传》除了增补田、王故事二十回外，修改最多的就是诗词，改定者将容与堂本每回开篇的诗词全部删除，又在回中关键情节处，增补一些诗词。傅氏所言诗词的修订是否为冯梦龙所为，此点暂且不谈，光就傅氏的论述而言，存在一些问题，如傅氏直接拿容与堂本与百二十回本直接进行比对，中间遗漏了两个版本的演变环节，此问题乃是由于对《水浒传》版本不熟悉所致。以下先将《水浒传》版本问题简述一二。
从容与堂本到百二十回本，中间还要经历三大寇本与大涤余人序本。容与堂本是三大寇本的底本，将容与堂本每回开篇引首诗删去的并非百二十回本，而是三大寇本。三大寇本是大涤余人序本的底本，大涤余人序本在三大寇本的基础上做了不少的工作，包括增补、改易诗词，增补、删削、改易正文等。大涤余人序本是百二十回本的底本，上文所言百二十回本增补田、王故事以及对一些相关文字的改写即是在大涤余人序本的基础之上。所以，即便冯梦龙对大涤余人序本的诗词作出修订，其时间也与增补百二十回本不同，增补田、王故事以及修订百二十回本相关内容的时间在崇祯七年八月至崇祯八年五月之间，而修订大涤余人序本的时间则在万历三十六年（1608）至万历三十八年之间。[34]知悉了大致的《水浒传》版本演变之后，那么则可以讨论冯梦龙是否可能是大涤余人序本的修订者了。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大涤余人序本的底本为三大寇本，而相对于三大寇本而言，大涤余人序本的确做了诸多的修订工作。由于现今所存大涤余人序本诸种均为清代后刊本，但是保存在百二十回本中的《发凡》却证明了，相对于三大寇本而言，大涤余人序本在插图、诗词、订文音字等方面作出了修订。而至于正文方面的修订，虽然《发凡》中未明言，但是从其对三大寇本第72回屏风上的大寇名姓“去王、田而加辽国”表示不满，然后加以改动，可知大涤余人序本相对于三大寇本正文的改动，也当是修订者所为。其次，许自昌《樗斋漫录》提到“李有门人携至吴中，吴士人袁无涯、冯游龙等，酷嗜李氏之学，奉为蓍蔡，见而爱之，相与校对再三，删削讹缪”[35]。从此条材料可知，就许自昌所知悉的情况，参与大涤余人序本修订工作的有袁无涯、冯梦龙等人，虽然此中并未讲明修订的全部人员，但是以叙述而言，修订工作以袁无涯、冯梦龙二人为主是可以肯定的。现今文献材料中未有袁无涯关于小说或其他通俗文艺造诣的记载，而袁无涯刊刻的书籍当中，除了《水浒传》一种通俗文学之外，其余的均是袁宏道的文集，可见袁无涯刊刻《水浒传》一书乃是因为其书中有李贽的评点，而并非因为此书是《水浒传》。于此可知，袁无涯对通俗文学并无特别的喜好，所以大涤余人序本的修订工作应该主要由冯梦龙这位通俗文艺的大家所完成。至于冯梦龙对大涤余人序本做了哪些修订工作，具体可参详笔者的论文。[36]此处仅以诗词韵文部分为例，探讨一下大涤余人序本的修订工作。据笔者统计，容与堂本100回（不含引首）共有诗词韵文841首，三大寇本100回（不含引首）共有诗词韵文452首，容与堂本比三大寇本多出389首诗词韵文，除去100首引首诗外，容与堂本比三大寇本还要多出289首诗词韵文。389首诗词韵文是总体上容与堂本比三大寇本多出的数量，具体而言，容与堂本比三大寇本多出的诗词韵文有395首，三大寇本比容与堂本多出的诗词韵文有6首。可以说，相对于容与堂本而言，三大寇本在诗词韵文方面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删节，删节了100回全部的引首诗，还删除了295首其他地方的诗词，全部删节的诗词韵文占了容与堂本全部诗词韵文的将近一半，而全书增添的诗词韵文仅仅只有6首。除此之外，三大寇本对于容与堂本的诗词韵文还有以下处理。其一，诗词韵文的改易，即在相同的位置，三大寇本对容与堂本的诗词进行修改。这种修改既有诗词韵文文字的删节，也有诗词韵文部分文字的改易，还有诗词韵文的全文改易。其二，诗词韵文的移置，即容与堂本某处的诗词韵文，三大寇本将其移置到其他的位置。一般是容与堂本引首诗的移置，比较少见的是容与堂本其他诗词韵文的移置。其三，诗词韵文的改易移置，即容与堂本某处的诗词韵文，三大寇本将其进行了改易，或删节、或修改部分文字，然后移置到其他的位置。一般是容与堂本的引首诗，比较少见的是容与堂本其他诗词韵文的改易移置。以上是三大寇本相对于容与堂本而言，在诗词韵文部分所做的修订工作。大涤余人序本（不含引首）共有诗词韵文563首，光从数量上来看，大涤余人序本比三大寇本要多出111首诗词韵文，具体而言，大涤余人序本比三大寇本多出的诗词韵文共计有113首，而比三大寇本少的诗词韵文共计有2首。可以说，相对于三大寇本而言，大涤余人序本几乎没有删节诗词韵文，都是在增补，此点与三大寇本正好相反。而大涤余人序本增补诗词韵文的方法也有三种，其一，根据容与堂本复为增订诗词韵文，此种有28首；其二，根据容与堂本改易诗词韵文，即容与堂本在某处存在诗词韵文，三大寇本删去，大涤余人序本在同处增订诗词韵文，但韵文已有改易，此种共有29首；其三，自行增添诗词韵文，此种即容与堂本以及三大寇本在此处均无诗词韵文，大涤余人序本自行增添。这些增补诗词韵文的行为，也与百二十回本《发凡》中所叙相同，“第有得此以形容人态，顿挫文情者，又未可尽除。兹复为增定：或撺原本而进所有，或逆古意而去所无”。除了增补诗词韵文之外，大涤余人序本相对于三大寇本而言，还改易了诗词。此又有三种方法：其一为部分文字的删节；其二为部分文字的改易；其三为全文的改易。通过大涤余人序本增入的诗词以及改易的诗词，可以很明显的看出其中文人化倾向，尤其是将大涤余人序本全文改易的诗词，与三大寇本诗词相较，改易的诗词则显得更加的文雅。以下举两例以观之：
1.容与堂本：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24.7b）
三大寇本：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24.7a）大涤序本：眼波飘瞥任风吹，柳絮沾泥若有私。粉态轻狂迷世界，巫山云雨未为奇。（24.7b）2.容与堂本：苦口良言谏劝多，金莲怀恨起风波。自家惶愧难存坐，气杀英雄小二哥。（24.14a）三大寇本：苦口良言谏劝多，金莲怀恨起风波。自家惶愧难在坐，气杀英雄小二哥。（24.14a）大涤序本：良言逆听即为仇，笑眼登时有泪流。只是两行淫祸水，不因悲苦不因羞。（24.14b）
这些诗词韵文的增补与改易也比较符合冯梦龙的文人身份。以上便是大涤余人序本在三大寇本基础上对诗词韵文部分所作出的修订，从中也可以看出，花费了不少的心思与心血。正如傅承洲所言，如此繁复的工作，需要在短时间内完成，没有冯梦龙这种对通俗文学熟稔的程度以及才华则很难做到。[37]
△《容与堂本水浒传》第24回诗词韵文“尽道丰年瑞，丰年瑞若何。长安有贫者，宜瑞不宜多。”
1、《水浒全传》田、王故事为冯梦龙所增补。
2、《水浒全传》田、王故事的创作时间为崇祯七年（1634）八月至崇祯八年（1635）五月之间，此时间也大致为百二十回本《水浒全传》的刊刻时间。
4、袁无涯刊本《水浒传》的修订工作应该主要由冯梦龙所完成。
[1] 傅承洲《冯梦龙与〈忠义水浒全传〉》，《明清小说研究》1992年第3、4期，页75-88。[2] 傅承洲《〈忠义水浒全传〉修订者考略》，《文献》2011年第4期，页196-199。[3] 傅承洲《明代文人与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页25-36。[4] 傅承洲《冯梦龙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页73-88。[6] 徐朔方《冯梦龙年谱》，《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浙江古籍出版社，1993年，页755-756。[7] 徐朔方《冯梦龙年谱》，《冯梦龙全集》，凤凰出版社，2007年，页30-31。[8] 马步升、巨虹《冯梦龙》，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页61-64。[9] 林嵩《〈水浒传〉田虎王庆故事与〈平妖传〉关系考论》，《明清小说研究》2014年第2期，页76-85。[10] 杨大忠《袁无涯本〈水浒〉增补的田虎、王庆故事不可能出自冯梦龙之手》，《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15年第2期，页40-44。[11]【明】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续修四库全书》（一一三三·子部·杂家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103。[12] 按：天许斋与冯梦龙的关系可参详傅承洲《天许斋小考》，载《文献》2008年第4期。[13]【明】冯梦龙《警世通言》卷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521。[15] 王利器《耐雪堂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页251-252。[16]【明】袁中道《游居杮录》，《续修四库全书》（一三七六·集部·别集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页338。[17]【日】笠井直美《北京大学图书馆藏〈忠义水浒全传〉》，《名古屋大学中国语学文学论集》，2009年，页1-21。[18] 邓雷《袁无涯刊本〈水浒传〉原本问题及刊刻年代考辨——兼及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真伪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页104-115。[19] 徐朔方《冯梦龙年谱》，《晚明曲家年谱》（第一卷），页755。[20] 李复波《〈西楼记〉版本补录》，《戏曲研究》第22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7年，页228-229。[21]【明】陈继儒《晚香堂小品》，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页185。[22]【清】褚人获《坚瓠集》续集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页850。[23]【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中华书局，1977年，页1487。[24]【清】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中华书局，1984年，页164。[25]【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页1487。[26]【清】蒋良骥《东华录》卷二，中华书局，1980年，页24-25。[29]【明】谈迁《国榷》卷九三，中华书局，1958年，页5655。[30] 按：关于清兵南略的问题可参详沈一民《入关前清（后金）南略次数考——兼论〈清实录〉之失载》，载《满语研究》2007年第1期。[3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六，页1495。[32] 傅承洲《冯梦龙文学研究》，页47-49。[33] 傅承洲《〈忠义水浒全传〉修订者考略》，页196-199。[34] 按：关于诸版本的演变问题可参详笔者论文《袁无涯刊本〈水浒传〉原本问题及刊刻年代考辨——兼及李卓吾评本〈水浒传〉真伪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载2017年第3期；《无穷会本〈水浒传〉研究——以批语、插图、回目为中心》，载《东方论坛》2015年第5期以及谈蓓芳《也谈无穷会藏本〈水浒传〉——兼及〈水浒传〉版本中的其他问题》，载《中国文学研究》（辑刊）2000第1期等。[35]【明】许自昌《樗斋漫录》卷六，《续修四库全书》（一一三三·子部·杂家类），页103。[36] 按：详见笔者论文《大涤余人序本系统〈水浒传〉研究》。[37] 傅承洲《〈忠义水浒全传〉修订者考略》，页196-199。原刊《中国典籍与文化》2021年第4期，经作者授权刊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