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张鹏 作者介绍：张鹏，男，河北省博野县人，1923年11月出生。1942年“五一”反“扫荡”时担任清苑县委执委、宣传部副部长，临时负责清苑县设在博野、蠡县抗日根据地的留守处工作。“五一”反“扫荡”后回清苑县委为代理组织部长。解放后从事铁路工作，曾任铁道部专业设计院副院长，1982年离休。 清苑抗日根据地是冀中区九地委领导下的、位于西北边沿贴近保定和京汉铁路线敌占区的一片根据地，敌我斗争异常激烈、残酷。1939年薛庄惨案，县游击大队和随军的县长与县政府的大部人员，几乎全部壮烈牺牲。敌人在张登修建大据点，又在张(登)保(定)公路沿线挖封锁沟设岗楼，把清苑抗日根据地一分为二。为了更有利于开展对敌斗争，根据冀中九地委指示，设之光县管辖公路以东地区，设清苑县管辖公路以西的120个村庄。当时敌占区、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各约占三分之一。1942年日军妄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五一”大“扫荡”之前，首先对我清苑根据地实行了“清剿”、“蚕食”占领，使清苑变成敌后之敌后，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占领的长期斗争中，清苑人民付出了惨重的牺牲。 从1941年9月18日敌人在大白城建据点就开始了对清苑的“蚕食”。因为是发生在我到清苑的第二天，又是国耻纪念日“九一八”，所以记得这个日子。敌人在大魏村安据点，把我二、三、五区的游击区变成了敌占区，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敌人在姜庄、王胡庄修岗楼，把我二区、三区、五区的根据地变为敌占区；第三步，敌人于1942年1月向我根据地腹地“蚕食”。从张登至望都的两大据点之间修起公路，挖了封锁沟，并在沿途的义和庄、耿庄、段庄、傅家营都修起岗楼。到3月底，敌人占领了唐河以北的村庄，清苑县抗日根据地只有唐河以南的10个村庄。到四五月间敌人又在罗家营、北王力、大李各庄修岗楼，最后完成了对我县抗日根据地的“蚕食”占领。这期间是我们最艰苦的阶段。 为迎接这场斗争，地委调整了县委领导班子，派赵一之接任县委书记，王谆接任县长，组织部长苏冀，宣传部长朱信，社会部长刘勃，公安局长何健，游击大队副政委李一。我在县委宣传部，主管支部小报的编辑出版。1942年4月，发生了组织部长苏冀被捕事件，县委书记赵一之立即采取措施，把大部分县区干部撤出清苑，留下坚持的有县长王谆和社会部长刘勃等少数领导，区级只有四区区委坚持在工作岗位上。至此清苑抗日根据地被敌人占领。 我们丧失了根据地，就只有在地委的帮助下，借邻县的根据地作我们的后方。1942年3月，地委批准在分区根据地设留守处，收容清苑、之光两县撤出的区村干部，县妇委会霍惠哲代表清苑参加留守处的领导，把村干部组织起来办训练班。同志们分散住在博野、肃宁、饶阳交界的一带村庄。随着清苑县区村干部撤出人员的增加，县委派县议长杜玉、武委会主任赵芳领导清苑留守处的工作。还有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周锡泽曾在五区被捕，营救出狱后，接受地委审查期间也帮助留守处工作。到4月中，我们县的县区游击队以及民兵300多人全部撤到分区驻地，随军分区的部队一起活动。县区干部的大部和村干部也有100多人撤到了分区驻地。鉴于短时间撤出的干部不能回县，县委决定我到冀中根据地慰问留守处人员，并代表县委，领导留守处的工作。我们力图保存力量，准备配合军队待机恢复清苑抗日根据地。 4月中旬的一天晚上，我和已调到分区去的原县长郭蕴，由来往于留守处和县委保持联系的手枪队长陈尚亭带队，送我们越过了封锁线，来到冀中根据地。第一站到了博野县我的家，从此我家就成了清苑县留守处的联络站，并为我们来往人员免费供应饭菜。郭蕴去地委报到，手枪队回清苑接受县委任务。我到博野县委向县委书记王进学作了汇报，他非常同情我们的处境，热情欢迎我们，同意我们留守处的条子可以借用公粮。他还建议我们自己动手搞点生产事业，比如就地熬盐，可以解决困难。 我们接受了他的建议，北王力村支部书记王荣吉的一个小组在博野凤凰堡村没有几天就出了盐。（凤凰堡在五一大扫荡前是九分区驻地，冀中区在去安平前，也曾在凤凰堡，魏江涛）。大家对王荣吉和王荣庆弟兄俩的成功非常高兴，有些组就创造条件学习熬盐。女同志们为游击队缝夏装。我们留守处的人员，按隶属系统组成若干小集体，并由原来的领导人带队。我们执行八路军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很快和当地群众打成了一片，并尽力帮助群众做些农活，和老根据地的军民共享生产战斗胜利的喜悦，也冲淡了惦念家乡被敌人占领的苦难。  熬盐 4月30日傍晚，我们参加了在东阳村由军分区部队和博野县政府召开的庆祝胜利攻击博野县城军民联欢大会。我准备第二天召集留守处领导干部会议，商定到地委汇报的内容。（五一反扫荡前，博野、蠡县的部队攻打了博野，魏江涛。） 5月1日天还没亮，我被“发现敌情”的喊叫声惊醒了，当即随军队撤到村外。军队急行军向南开拔了，我回到老百姓群里，急着找清苑的人，这群人里没找到，就到另一人群去找，还是没找到。这时，发现东边的群众向西跑，判断敌人从东面压来，我就和老百姓一起跑起“扫荡”来。又听北面枪响，我们就向南跑，一直到下午，碰到冀中民兵总指挥简明，他一个人和部队失散了。我们边走边谈，他告诉我敌人这次“扫荡”规模之大，出乎意料，已有情报，敌人调集很大兵力，时间还可能较长。当谈到清苑县情况时，他很欣赏清苑挖地道的做法，他认为这是平原民兵和敌人打游击的一种好办法。 傍晚，我们跑到滹沱河南安平县境内。群众都在村外还没能回村，但都平静下来了，简明继续向南找部队，我就连夜过河绕村向西北直奔博野。半夜赶到杜家庄，很想能歇歇脚吃点东西，但找不到村干部，也摸不清情况，只好再奔我的家乡。清晨到家，只见到父亲一人，母亲、妻子都逃到薛家庄姥姥家去了。我又走了2.5公里路，一天一夜走了75公里路，才到了姥姥家，吃过饭，足足睡了一天觉。 薛家庄是蠡县潴龙河南岸和博野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庄，河北岸敌人据点派有联络员，属于敌占区，但我们的工作基础很好，是比较安全的。我舅父薛继增是村支部书记，从此这里也就成了清苑留守处的隐蔽联络站。我白天到解村接待留守处人员，晚上回到薛家庄住宿。清苑的民兵和解村的民兵联合活动，干部就随村干部跑“扫荡”，有的妇女干部不能跑，就转到薛家庄我姥姥家由妻子照顾。其中住的时间最长的是副大队长王振让的妻子小李，她还帮助照顾别的同志。舅父生活比较困难，我父亲从解村送粮食来接济。 一天天过去了，敌人还没有撤走的迹象，我没办法和地委取得联系，只能通过博野县委的渠道了解局势。正准备派人回清苑向县委请示，县委书记赵一之来到了解村，在这种情况下会见，使我喜出望外。晚上我们同住在薛家庄，筹划下一步工作。 我们研究了当前形势，认为敌人对冀中的“五一”大“扫荡”，是日军“蚕食”根据地的扩大行动。我们冀中军区和主力部队已胜利突围，敌人开始修岗楼、建据点，企图占领整个冀中根据地。我们留守处的杜玉在反“扫荡”中壮烈牺牲；周锡泽又遭被捕下落不明；赵芳失掉联络，县区游击队也失去联络，留守处的人员都散在各村的群众中，大部分村干部已自动回到清苑家乡去了。我们认为清苑县的形势不久会稳定下来。为此我们决定：结束留守处的工作，都回清苑各自安排隐蔽地点，待机展开工作。 赵一之努力和地委取得联系，同时还要照顾最后撤出的县委机关和各区干部。因为“五一”“扫荡”，30多名干部分为两组，一组由县委秘书王勇健负责在安国县活动，一组由五区区委书记王金海负责在定县活动。我立即着手进行留守处的结束工作，我们一起在薛家庄和郑各庄之间活动。郑各庄是安国县和博野县交界处的村庄，是赵一之的家。 留守处保存了清苑县一大批干部，在“五一”大“扫荡”中，被敌人打散。当时知道除杜玉牺牲和周锡泽被捕外，还有三区区委组委李济民以及部分村干部坚持斗争。我在所能见到的干部中传达了县委的决定，他们给我留下了回县的隐蔽地点及联系方法。 民兵的步枪不能带回，我们决定大部分交给解村民兵代为保管，把多余的沉到水井里藏起来。另有20来枝大枪，我亲自在薛家庄收起来，夜间和清苑北王力村的两位民兵埋在我舅父家的白菜窖里，没有叫任何人知道。到了第二年，博野县五区区委书记肖砚田，为了恢复区游击队需要枪支，特派人到清苑找我求援。县委决定，为了感谢博野县委和人民对清苑的帮助，把交给解村民兵的枪支以及藏在薛家庄的枪支，全部送给他们。 到5月下旬，清苑留守处的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我和赵一之，还有通信员李济永3人住在郑各庄赵一之家，晚上睡在房顶上，如遇意外情况，女儿墙还可作防身阵地。 一天清晨，安国之敌突然包围了村子，赵伯伯告诉我们不要动，等敌人走后再下来。我们做好战斗准备，严阵以待，清楚地听到日军的呼喊声，还不断有几声枪响。这时邻院有伪军抓鸡，突然一只母鸡飞起落在我们旁边的房上。伪军在找什么东西要上房，鸡见到我们晃动就向北飞跑下去，一场要打响的战斗就这样过去了。到了中午，敌人在村里搭灶吃饭，赵伯伯告诉我们，敌人还要在村边修岗楼，你们快快出村。没来得及吃饭，躲过敌人岗哨，跳入交通沟，又一次脱险了。晚上，我们回到薛家庄。  鬼子进村抓鸡 第二天早晨，听说博野敌人包围了解村。不一会儿，敌人向薛家庄方向追赶群众，我们躲在菜窖里，到中午才出来，远远看到一些人还在河堤上收游击队和群众的尸体，下午听说敌人在解村修岗楼，至此我们意识到冀中根据地也要变了，不可能在这里找到上级机关了，必须马上回到自己的岗位上重新组织战斗，于是我向亲人们告别，我们没有什么甜言蜜语，也没有眼泪，只是互嘱经受更加艰苦的考验。晚饭后，我们3个人走上清苑的征途，向敌后的敌后挺进，钻进了敌人的腹中。 5月底的一天晚上，我们踏进了敌人“确保”占领的清苑县境，我们的行动向全县人民宣告：清苑县委还在，我们将开创对改斗争的新局面。我们规定要按“地下”工作规则来活动，3个人分两路安排落脚点。赵一之带通信员到北王力村霍惠哲家中投宿，我到东王力想找支部书记魏云卿家，但不知其住址，不敢贸然进村。我只得在村外的一个麦场上待到天明，以亲戚名义打问一位最早出村的长者，正好是魏云卿的堂叔。我顺利到了魏家，像久别的亲人，受到款待，并迅速依靠党支部展开了工作。后来我们真成了亲戚，云卿的大儿子，认我为义父，这里就成了我回清苑的第一个堡垒户。他家土炕的角上挖了一个洞，成了我的避难所，就是借这个洞躲过了敌人的多次搜查。 村子里白天敌人来来往往，晚上就是我们活动的天地。我们所有经留守处返回清苑的干部都顺利而安全地找到自己的堡垒户，迅速地展开了工作。清苑人民的抗日热情不但没有因敌人占领而降低，反而增加了对敌斗争的新方法。 东王力是清苑老根据地的一个小村，在反“蚕食”斗争中成功地控制了伪政权。日军盘踞在据点里，且每天得到联络员的“平安报告”，但这改变不了人民的抗日心愿。虽然有不少怕事的人，但他们也绝不反对抗日。原来抗日组织大多被摧垮，村干部不少自首了，不少村按敌人要求建立保甲制，在敌人恐吓下成了“确保”的敌占区。 我们党组织密切地注视着每个村民的变化，曾发现有一个青年背着组织和敌人联系、估计是敌人在村里设立的暗哨，我们计划教育他一下。一天夜里，我们把他堵在家里，向他们全家晓以大义，并提出如果不能得到村里的保证，就把他们的儿子抓走。他们请出村干部作保，那个青年还说，如果知道抗日政府还在，绝不敢和敌人来往。此后全村再也没有发现随意和敌人来往的人。我帮助村干部做工作，面见了所有原来的村干部，除治安员一人不愿继续工作外，全都愿意继续工作，很多的主动要求分配任务。我们又发展了几个堡垒户，迎接从安国、定县相继回到清苑的同志们，迅速恢复了县委的领导工作，东王力村就成了清苑县恢复工作的基地。  冉庄地道战遗址 经过通信员的努力，和地委取得了联系，在地委领导下，我们清苑县委于6月中旬召开了敌人占领后的第一次会议。中心是讨论在敌人占领下建立隐蔽根据地的有关问题，并议定了县委的分工。赵一之负责全面工作，重点重组手枪队；王谆负贵重建县政府的工作；社会部长刘勃包三、五区；宣传部长朱信包二、四区；我是代理组织部长，包一区工作；王勇健统管县委机关的日常工作；群众团体的工作暂停。此后，随着青纱帐起来，我们的工作得到迅速恢复。何健率公安局的干部回到县里，刘政率游击队回到清苑，这就更加快了我们隐蔽根据地的建设。 当时我们接到上级传达的国际形势提出：“今年打败希特勒，明年打败小日本。”这个乐观口号肯定了形势的发展方向，大大鼓舞了我们艰苦奋斗的热情。我们动员所有隐蔽的干部出来工作，就连部队和外县回家隐蔽的干部我们也动员他们出来工作。很快县政府、公安局、游击队以及各区的干部逐步充实起来。一区区委书记王金海、组织委员卞雅杰、宣传委员田化祥、公安员秦继修、妇委霍瑞芬、秘书冯东泽、区长马耀光，这是配齐的第一个区的班子，以后又逐步配备了各区的班子：二区书记张云祥、区长霍国恩，三区书记王兴旺，四区书记是惟一坚持工作的区委张森林，五区书记商进才、区长张辉。 在建设隐蔽根据地的工作中，清除奸细、惩治叛徒是首先要做的。当时危害我们最大的是良寨自首叛变分子霍六金，他向敌人交出了本村党员名单，带敌人对党员逐个加害，县委决定立即处决，清除这个祸害。我和王谆、王金海组成领导小组，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于6月底抓到叛徒霍六金，经过审讯，就地枪决。这是在敌人占领后，第一次用我们的枪声和县政府布告向敌人宣告；抗日政府健在。从此在清苑大地上正式展开了敌我双方又一轮新的较量。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