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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书法篆、隶、草、行、楷五种书体当中，草书无疑是公认的最具魅力的书体。书法历史上，有“草圣”称号，而没有“篆圣”“隶圣”“行圣”“楷圣”等称号。可见，草书偏得人们之喜爱。 -----草书起源与发展历程----- 草书是有严格法理的一种稳定规范的书体，而人们日常随手“潦草快写”的字，不能称为草书，但“潦草快写”的确是草书产生的源头之一。 每种书体，都有“潦草快写”的现象，人们在实际书写过程中，总会有迅速完成的需求，篆书之前的古文、甲骨文也不例外。 到了春秋后期，礼崩乐坏，人们已经渐渐失去西周初期的谦谦君子气质，写字已经不愿像钟鼎器上的铭文那样一丝不苟。为了写得快，把篆书婉转伸展的笔画直接拉直了，这就形成了最早隶书的雏形。秦隶在此基础进一步发展，始皇徒隶程邈确立了隶书的诞生，被尊为“隶书之祖”。到汉隶时，社会稳定，为了追求美观，往往在横画末尾来个“雁尾”。“隶是篆之捷也”，可以看出，隶书最初也是为了快写而产生的。 战国时代至秦统一，战乱频仍，此时人们根本无暇顾及礼仪，只求快速传达讯息，只要看得懂，能写多快就写多快。在隶书雏形的基础上，产生连笔，此时的“连笔”是指一个字内部笔画之间的连笔，有时为了更快，甚至把笔画繁多的进行删减，这就产生了早期草书的雏形。 东汉赵壹《非草书》也是这样描述的：“盖秦之初，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并作，军书交驰，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旨。但贵删难省烦，损复为单，务取易为易知。” 汉朝建立，虽然没有了战争，似乎人们写字不必着急慌忙地草写了。但是，由于“文景之治”的国策，整个社会奉行黄老之学，社会风气开始变得懒散，写简省甚至夹带连笔的草书比一笔一笔写已经成为国家正式书体的隶书要容易多了。所以，草书继续以一股草莽气往前奔腾发展。 西汉末，汉元帝的善书大臣史游开始创立草书规则，这就是“解散隶法，粗书之”。此后，草书就有了明确的规则，也就是有了“法”，不再是随便潦草快写，而是每个草字都有比较固定的写法，不遵守这个“法”就是乱写。这样一来，其实书写的速度反而下降了，因为不能随手乱写，要按“草法”写；但是，有规范了，也就有了确定的审美逻辑了，草书开始了艺术觉醒之路。自此，“草书”正式诞生。史游被后世尊为“草书之祖”。 为了宣扬刚创立的“草法”，史游用他创立的草法写了社会教育课本《急就章》。全篇笔势飞动，字形优美，一时引起朝野轰动。史游的《急就章》原本没能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最贴近原作的版本是三国吴人皇象的临本。 到了东汉，经过汉章帝时的杜度及其弟子崔瑗的推波助澜，草书发展至此已经完毕，达到成熟的顶峰。 东汉末年，官宦子弟张芝不出仕做官，天天在家写草书。在充分继承史游、杜度草法的基础上，对当时已经完毕的草书进行了再改进：摒弃了“雁尾”；进一步简省笔画；加强了连笔，使得连笔从一个字之间的笔画扩散到字与字之间的笔画。 这样革命的结果是什么？首先是形态由原来继承隶书而来的方扁形变成长竖形，姿态更加妍美。那么书写速度究竟有没有提高呢？这里颇有争议，而且一直争议到今天。这里先放一放，下一节再讨论速度争议问题。 无疑，张芝对草书又进行了一次再创造。为了区别，人们把由史游创立、杜度发展的草书称为“章草”，因为当时朝廷的正书是隶书，但由于东汉很多皇帝都喜欢草书，于是允许甚至命令如杜度、崔瑗等草书写得好的大臣用草书写奏章，能够写奏章的草书就给它命名为“章草”。而张芝再创造而形成的草书就叫“今草”，这个“今”是指当时人的“今天”，不是现当代的“今天”。 正如杜度、崔瑗对章草的推动一样，东晋王羲之父子对今草的推动也是居功至伟。 到了唐代，又一位张家官宦子弟张旭横空出世。张旭与张芝相似度很高：本家姓，同为官宦子弟，张旭只做了太子府“长史”，属于既小又闲的职务，跟没有官职差不多；同因为对草书的再创造而被尊为“草圣”，一个是今草圣，一个是狂草圣。 张旭凭借深厚的真书功底和癫狂的艺术特质对今草进行了再创造：字与字之间连绵不断，字势千变万化，墨色浓枯鲜明，全篇气势磅礴，酣畅淋漓，令人叹为观止。 狂草是草书历史上第三种草书体，预计也是草书最后一种变体了。草书发展至此，革新创造的历史就结束了，往后只有继承，不太可能再有新创造。 后世怀素、黄庭坚、祝允明、徐渭、王铎、傅山等人，在狂草的道路上也一直努力展现个性，但基本上都在张旭定义的狂草框架之内，没有形成明显的再创造，造诣也只能望张旭项背。 -----草书，究竟应该快写还是慢写？----- 从上文可知，草书在起源之初，的确是为了写得快。然而，当草书正式诞生后，也就是章草，就有了法则，严格按照法则写，就又快不起来了。 到了第一代“草圣”张芝这里，摒弃“雁尾”，加强连笔，简省笔画，一定提高了同等状态下的书写速度。但是，由于连笔和简省笔画的现象多了，造成很多字变得难以辨认和记忆。此时，更要注重“草法”，唯有依照草法，那么专业人士辨认是没有问题的；倘若不顾草法地一通乱写，那么不但普通人，连专业人士都无法辨认，那么这样的乱写是毫无意义的。 张芝有句名言：下笔必为楷则，匆匆不暇草书。黄简先生据此认为：草书法严，且要不断调锋，因此无法快写，若一味快写，则就是乱写。 唐蔡希综《法书论》：匆匆不暇草书，何者？若非静思闲雅发于中虑，则失其妙用矣。 我看到这个说法，大有触动。黄老先生的说法当然非常有道理，但自古草书创立之初衷就是为了写得快，“草为隶之捷”；起初的章草也许还写不快，后来的今草应该比章草快多了，到了像张旭、怀素这样的狂草，怎么可能写得慢呢？ 一度非常疑惑，但如果用蔡希综这个解释就合理了。草书本身很难，写之前得过一遍要写的内容文字的草法吧，不然一边写，一边查书籍或者回忆草法，那就写不流畅了。再有，草书“变化无方”，可以随意发挥。正是“随意”，选择就很多，你要选择往哪个方向来发挥，方可称心。这样一来，匆忙之下，的确写不好。但一旦草法过完，发挥风格方向也思考确定，那么下笔就不会迟疑，写起来应该是快速的。至于调锋，那主要看功力，在快速书写的过程中还能兼顾好调锋，当然是高手。但偶尔不调锋，其实也会造出偶然的意趣来，倘或真的每写一笔都要调锋，感觉不太可能写出草书的行云流水、飞动圆畅的神采来。 至于古人说的“笔笔断而后起”，我觉得有“断、起、调锋”的意识就行，动作可以做得很小，不必真的笔笔都要做那么夸张。黄老先生可以不认可怀素，但张旭的《肚痛帖》一定是写得飞快。 韩方明《授笔要说》，记录其师徐寿转述张旭的话：夫欲书当先想，……，想有难书之字，预于心中布置，……，不得临时无法。一般古代文化人，对于日常办公每天都要写的正体字，基本没有难写的字；但草书就不一样了，一是平时写得少，二是草法基本靠记忆。自然把握不大，所以要预先排练一下。 东坡《论书》：草书，出于欲速。 赵构《翰墨志》：后世或云'忙不及草书’者，岂草之本旨哉？正须翰动若驰，落纸云烟，方佳耳。 结论：草书动笔之前要做基础准备工作，需要花时间，一旦动笔，那就是疾风骤雨，方才畅快。 -----草书的艺术魅力----- 草书在起源之初是有实际功用的，那就是写得快。但汉朝开国之后，天下一统，国泰民安，文书不那么忙了，国家统一用隶书作为正体使用。刚处于起源阶段但旋即又失去实际用途的草书，从逻辑来看似乎避免不了“夭折”的命运。然而历史事实完全是另外一番景象。 西汉晚期，史游创立的章草正式诞生。之后，如刘穆、杜度、崔瑗等人，皇帝因为喜欢章草而命令他们用章草替代正书（隶书）写奏章。东汉晚期，张芝从章草中创新出今草，更加妍丽，遂引发社会普习草书的一股狂潮。为此，草书反对派赵壹愤怒地写下了《非草书》，对草书及习草狂潮大加鞭挞，他说，“草本易而速，今反难而迟”（这是针对张芝的“匆匆不暇草书”名言）；又说，“乡邑不以此较能，朝廷不以此科吏。”（这是指草书没有社会实际功用）。 然而，草书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任何人是挡不住的。何也？因为草书有着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 草书自诞生之日起就已经失去了实际用处，却走上了纯艺术之路，直至今天。在以毛笔为书写工具的古代，草书就是纯艺术，这根本不同于均曾作为国家正体的篆隶行楷等书体。草书，在漫长的古代，始终没能登上庙堂，却一直登顶于艺术天堂。 那么草书的魅力体现在哪里呢？ 古人早就说，书法除了记述这个基本功能外，最重要的是“达其情性”，也就是表现人的天性和心情。在所有书体中，草书最能表达人的天性和心情。 相较于其它书体，草书在遵循本身应有的法则外，自由度是最大的。一篇之中，大字如斗，小字如蝇；笔画粗如手臂，细如发丝；短则一点，长则一行；墨浓如猪，墨枯似藤；纵横交错，自由奔放；酣畅淋漓，笔尽意留。等等，这些艺术表现是其它书体无法企及的。 索靖《草书势》：守道兼权，触类生变。就是说，在遵守法则的基础上权宜变通，碰到类似的情况可以产生变化。虞世南《释草》：兵无常阵，字无常体。张怀瓘《书议》：真则字终意亦终，草则行尽势未尽。 这些都是说草书变化无方，可以任性发挥。如果说，正书是正襟危坐、举止规矩的庙堂大儒，那么草书就是放浪形骸、变幻莫测的乡野少年。 其实人的天性都是自由放达的，只是后天读书识礼，给戴上了面具，其潜意识还是喜欢自由奔放。所以，张旭、怀素酒后的作品更佳，黄庭坚每每自叹自己不会喝酒。因为酒后人的潜意识最容易得到释放。 但是无论怎样，还是要回过头来叮嘱一句，草书的自由是建立在“草法”之上的。没有草法的自由就是乱写。 而且，看似自由，实则难以驾驭，否则只要学会草法，谁都能成为“草圣”了。 崔瑗的《草势》说：一画不可移，几微要妙，临时从宜。就是说，在书写的时候，挑选最适宜的地方行笔，如果把这笔画稍加移动就不美观，这是草书的精细微妙之处。 事实上，除了掌握“草法”和通用的“笔法”，最难的其实就是貌似“自由”的发挥，这需要极高的艺术天赋。二千年来，中国书法历史上不过就出了两个“草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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