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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部《论语》，说通俗一些，就是一本孔子的微博记录。这记录包含他课上课下所讲的，也有他生活中随感随言的，闲谈闲论，随唱随叹之间，渗透的是一位山东的“士”对自身，对生命，对社会，对人文（包括但不限于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甚至是对宇宙万物的独立思考，深入透视。 与整理古代文献《易》，《书》，《礼》，《约》，《春秋》等以抢救和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用心不同，孔子说《论语》中那些话的时候，是纯诚的，是由衷而发的，并不带有任何目的。他更不会想到要将自己的话记录，流传下来，供万世膜拜。如果那样的话，他也就不是孔子了。 王阳明的弟子徐爱在《传习录》序言中曾说：“门人有私录阳明先生之言者。先生闻之，谓之曰：“圣贤教人如医用药，皆因病立方，酌其虚实温凉阴阳内外而时时加减之，要在去病，初无定说。若拘执一方，鲜守为成训，他日误己误人，某之罪过可复追赎乎？”孔子不知道他的说话内容会被弟子录下来，倘若知道的话，其感受，我想应与王阳明对弟子私录其语的态度应该是相似的，他们二位几乎都达到了真正圣人的高度，做任何事绝对都是超越了功名利益这一境界的。不执，不著，常新，任化，才是他们的日常。 但正如徐爱在序言后部分的解释中所言，自己的同门之友又皆离群索居，不常在先生之侧，如得先生之言在身边，偶尔捡起其中一些适宜于自己的语句读一读，以之警醒自身，体其精髓，时常精诚地去实践，那么将先生的话记录下来也还是值得的。整理孔子语录的那些他的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论语》之初心亦应作如是观。 这部以语录体和对话文体为主的经典古籍，现存20篇，492章，其中记录孔子与弟子及时人谈论之语约444章，记孔门弟子相互谈论之语48章。最初这部书也就是一部碎片化的散记，至于章节，标题，都是后人加上去的。 真正意义上的文章，——有段，有阕，有标题，有节奏的那种文章又是什么时候成型的？这里面自然要说到另外一段历史。 殷墟甲骨文字中的卜辞是我们所能见到中国最早的文字记载，那时候的文字完全还是一幅幅的图画组合，别说标题，连完整大段的话都没有。 直到公元前五百年左右，一部汇编了中国上古历史文献和追述部分古代事迹著作的书——《尚书》的问世，才总算填补了我国记叙文和议论文的空白,《尚书》称得上是我国第一步散文总集。 《尚书》是有标题的，然而他的标题是根据其文章体裁而分，并非根据其内容而分的。比如《典》、《训诰》、《誓》、《命》等。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句代表着中华民族文化核心与灵魂的金句就出自于《尚书·大禹谟》。这其中的“谟”，即是当时的一种公文体裁，《尔雅·释诂》中说：“谟，谋也。” ——臣下为君主就国家大事进行谋划，献策，在那时就称之曰“谟”。 到反应周朝状貌的《诗经》的出现，标题终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据乐调的不同，或是应用场景的区别，《诗经》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 《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 《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这可以说是文章标题发展史上的一大跨越式进步。 但它仍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他的标题还是体裁大于内容，而且框架过于宽泛，仿若只给了一个总纲，细到具体每一诗篇上，它依然是没有标题的。 直至战国中后期，随着诸子散文的蓬勃发展，文章标题才算真正的渐趋圆满。《庄子》、《孟子》这种书籍，不但集子有集子名,而且里面分章的范围更精致了, 且每一章根据其内容，都自带一总览性的标题。 让标题臻于终极完善的是屈原，他在汉族民间祭神乐歌的基础上开创出一种新文体——楚辞，这种文体不仅章有章名，而且篇有篇名,如其《九歌》中又分别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礼魂》等歌目。 《论语》成书只稍后于《诗经》，因此其标题提取方式跟《诗经》就很有相似之处，那还是处于标题发展的第二阶段，比较随意，一般都是取每篇开头的一字或是一词作为标题，亦或是出现次数最多的那个字词作为标题。《国风·秦风·蒹葭》的题目即取自其诗“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的开头二字。同理，《论语·学而》之篇名亦取自《学而》篇首句“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中的前二字，都是顺着当时的流行趋势为之，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特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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